中國時報今日頭版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地圖、推薦、景點和餐廳等資訊懶人包

最華麗的劇場型犯罪：固力果‧森永事件未解之謎

為了解決中國時報今日頭版的問題，作者NHK特別節目採訪組 這樣論述：

台灣毒蠻牛事件模仿原型， 「劇場型犯罪」由此開始！ 　　綁架、勒索、下戰帖， 　　將整座城市當成犯罪舞台，大膽寄出公開信嘲諷警察與媒體的犯人，只留下一張著名的「狐狸眼男」肖像便消失無蹤。 　　究竟犯人是誰、與警察有哪些交手？ 　　事件最後為什麼以懸案告終呢？ 　　透過警察與記者的證詞，回首檢視其中的未解之謎！ 　　☆日本最著名的通緝肖像 　　☆怪人二十一面相事件、千面人事件 　　☆引起犯罪者模仿的食品下毒勒索案 　　一九八四年，日本食品大廠「江崎固力果」的江崎勝久社長遭到綁架，犯罪集團要求高額贖金，儘管江崎社長後來自行逃脫，犯人行徑卻更為猖狂。不僅繼續威脅固力果公司，還將目標轉向丸大、森

永等食品大廠，甚至將氰化鈉摻入市售的零食中，以廣大消費者作為勒索談判的籌碼。 　　神出鬼沒的罪犯們不斷以「怪人二十一面相」的名義，寄發信件、戰帖，恐嚇企業、挑釁媒體與警方。 　　原本平靜的城市，就這麼變成了被犯人玩弄的舞台。 　　如此囂張的犯行持續了一年，但諷刺的是，犯人最後卻逍遙法外。案件不僅成為日本史上有名的「劇場型犯罪」，甚至在追訴期滿之後，被視為「完美犯罪」。 　　然而犯罪者的計畫與行動真的如此完美？警方真的毫無機會、束手無策嗎？ 　　日本放送協會NHK於2011年起推動「未解決事件」特別計畫，探究仍留有謎團的重大事件，希望能夠找出案件中的關鍵疏漏，而第一線媒體人最先想起的案

件，就是「固力果‧森永事件」。 　　NHK出動派駐各地的記者們，組成特別節目採訪組，分頭訪問當年負責此案的警察與記者，透過他們或苦澀、或懊悔的證詞，揭露辦案過程中的種種問題！   作者簡介 NHK特別節目採訪組 　　日本放送協會NHK於2011年開始推動《未解決事件》特別計畫，由主編、資深記者等組成採訪小組，深入採訪事件相關人士，透過紀錄片、類戲劇等型式，製作成系列節目，並撰稿記錄、集結成書，以此探究仍留有謎團的重大事件。 譯者簡介 林詠純 　　臺灣大學物理系、地質系雙學士，日本九州大學藝術工學府碩士，曾在民間研究機構擔任日文研究助理，現為專職日文譯者。譯有《核災下的首相告白

》（合譯）《20XX年革命家設計課》《外邦圖》等書。   導讀──從「固力果．森永事件」淺談台日警、媒異同 前言──為什麼事到如今，還要再討論「固力果．森永事件」呢？   第一章　目撃者的告白 1. 初期搜查的挫折 2. 兵庫縣警――江崎固力果社長綁架事件 3. 大阪府警――偵訊與「懷疑」   第二章　怪人二十一面相與三個現場 1. 最接近犯人的瞬間――燒肉「大同門」之夜 2. 狐狸眼男人出現――丸大食品勒索事件 3. 最後的機會――好侍食品勒索事件 4. 滋賀縣警，不為人知的極機密調查   第三章　直到追訴期滿那一天 1. 擴大搜查――「B作戰」的真相 2. 肖像畫搜查―

―追捕狐狸眼男子 3. 證物搜查――科學調查的極限 4. 微量物證採證――倘若沒有追訴期 5. 偵查隊幹部的說法 ――藤原享．前警察廳搜查一課長「從失敗中學習」 ――四方修．前大阪府警本部長 的「反駁」   第四章　犯人是誰？ 1. 時隔二十七年浮現的犯人側寫――錄音帶的最新分析 2. 警方的「判斷」失準 3. 為何成為懸案   後記   附錄 地圖 來自犯人的恐嚇信．戰帖 固力果．森永事件年表 導讀 從「固力果．森永事件」淺談台日警、媒異同 　　「不要丟，因為這些資料中還埋藏著怨念。」 　　「為什麼我們會失敗？知道答案的只有犯人。我也想問為什麼。我們到底哪裡做錯了？」 　　「我把

待過搜查一課當成驕傲，但卻無法公開承認自己曾參與過那起沒有破案的固力果．森永事件的搜查行動。」 　　「自從這起事件發生以來，我總是覺得在現場犯下最嚴重失誤的、導致警方抓不到犯人的就是我。」 　　「狐狸眼男子至今仍出現在我的夢裡。」 　　「直到今天，無論是出遊也好、購物也好，不管去到哪裡，狐狸眼男子都未曾離開我的腦海。」 　　「這起事件，到死都不會放過我。」 　　是什麼樣的案件，會讓當年採訪的記者與偵辦的警察至今仍無法釋懷？ 　　這一字一句充滿遺憾悔恨的話語，講述著一件驚天大案。 　　它是「固力果・森永事件」。 　　「固力果・森永事件」是日本著名的「劇場型」犯罪，也是日本警察廳「

廣域重要指定事件」中首起未解決事件。維基百科是這麼敘述的：「1984年至1985年期間，以江崎固力果食品公司社長江崎勝久被綁架、索要贖金為開端，最終發展成向眾多日本食品企業發出投毒威脅索要贖金的犯罪案件。」 　　二○一一年，ＮＨＫ製作了《未解決事件》系列特別節目，其中第一件選擇的案件便是一九八四年的「固力果．森永事件」，並於當年十一月播出。而本書則是以此節目為基礎，重新編輯受限於節目時長，無法完整介紹的大量採訪內容以及龐大證詞與資料，完成這本內容相當紮實的非虛構紀實作品。 　　ＮＨＫ為了「固力果．森永事件」特輯，派出多名線上記者針對當年偵辦此案的警察進行採訪，重新釐清案件始末。 　　這種

集體採訪撰稿的報導著作，相較於單一作者著作，能採訪的對象更多更廣，看待事件的角度也更多元。但因為是多人協力，相互配合、協調溝通也是不小的難度。 　　顯然ＮＨＫ的採訪團隊克服了難題，採訪到許多當年未曾公開的新發現，也讓我們透過受訪者更進一步瞭解事件真相。既有警察的觀點，也有當年參與的記者角度。 　　對警察來說，沒能在時效前逮捕嫌犯，是生涯之痛；對記者而言，那篇永遠無法刊出的破案頭條新聞，是一生的遺憾。 　　當時負責這起事件的資深記者曾說，他在追訴期滿之前，總是隨身攜帶預定在犯人被逮捕時刊登的手稿，而至今依然捨不得丟棄。 　　簡單來講，這本書就是透過卅七年前曾經實際參與偵辦、採訪這起事件的

前偵查員、記者的證詞，經由現在的記者一一採訪，並重新建構、還原案件真相，以進行反思。 　　不誇張地說，從翻開的第一頁起，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但這並不是因為「固力果．森永事件」是日本近代最具知名度的「劇場型」犯罪，也不是這個事件曾造成日本社會多大的恐慌與震盪。而是這本書的呈現方式對我而言實在太有共鳴，這些內容對我來說，彷彿看到自己過去在採訪社會案件的樣子。 　　我不禁在想，如果是我的話，要怎麼讓曾經歷當年案件的偵查員、記者口中開口聊過去的事？ 　　一般而言，記者可能相對好訪，常常採訪吃閉門羹的記者在自己成為受訪者時，大多能體諒同業，願意配合受訪。但警察就不一樣了，不少警察不太願意對記者多說

什麼，畢竟多說多錯，更何況是針對未破案的事件發表意見。 　　如果事件已經破案，警察就會有無數想說的事情。包括怎麼找出犯人啦、或是監視、追捕了多久，才終於逮到犯人之類，吹噓自己的功蹟。但是，如果沒有破案，就誰也不想提起…… 　　記者與警察的關係是需要培養的，以台灣來說，一個菜鳥記者想要與警察打交道，最普遍的做法是常常到他們辦公室泡茶聊天。久而久之，從讓人知道有你這個人的存在，到對你產生信任，最後願意為你提供訊息。 　　簡言之就是「見面三分情，日久見人心」。一次次的拜訪，最後總是有機會「金石為開」。負責採訪當年偵查員的記者是這樣寫道： 　　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拜訪，建立起信賴關係後，他們逐漸打

開心扉。 　　看來在這方面，台灣與日本的做法沒什麼不同，總之，需要花時間。 　　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固力果・森永事件」吧！ 　　這起案件是從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晚間九點，位於兵庫縣西宮市的江崎固力果公司社長江崎勝久住宅遭歹徒闖入開始。江崎勝久遭到三名持槍歹徒綁架，並要求家屬支付贖金十億日圓及黃金一百公斤。兵庫縣警方得知後消息後，立刻出動部屬，並成立搜查本部因應。 　　身為讀者的我，隨著本書回顧當年的綁架案，很快地就進入緊張的氛圍及緊湊的節奏。 　　日本警方在處理類似擄人勒贖案時，都會與新聞媒體簽署「報導協定」，為的是避免將警方的動向洩漏給犯人，危及人質的生命安全，因此關於事件的報導必須

完全低調。 　　所謂的「報導協定」是媒體與警方達成協議，在犯人落網或肉票獲釋前，不得擅自報導相關新聞。不過，做為補償，警方會逐一提供搜查過程的資訊（也就是說，警方會盡量同步讓記者知道案件進度，但記者必須要等到事件落幕後才能報導）。看到這裡，腦中不自覺的浮現出橫山秀夫的小說《64》，原來小說敘述綁架案件中警方與媒體的關係，就和真實案件如出一轍。 　　在整個「固力果・森永事件」中，這不是唯一一次警方與媒體簽訂「報導協定」。一九八四年底，歹徒將目標從固力果、森永、丸大食品，轉為鎖定好侍食品。十一月七日，好侍食品收到恐嚇信，要求一億元贖金，約定十一月十四日為交易日期。警方將之視為一網打盡歹徒的絕佳

機會（事後看這也是最後的機會）。於是這次交付贖款的行動，警方再度與媒體簽訂了「報導協定」，禁止媒體任意發布新聞。 　　那麼，台灣在處理擄人勒贖案時又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一九九七年轟動一時的白曉燕案，有媒體在人質未獲安全時便發布新聞，甚至還緊隨家屬交付贖款，警方與歹徒槍戰時更是混雜於警方之中SNG連線，形成一股媒體亂象，並遭到社會輿論撻伐。 　　不過，從白案以後，台灣新聞媒體在處理綁架案新聞時，已不再高舉「新聞自由」的大旗如此放肆。每個記者都是人生父母養，大家都理解這樣的「新聞自由」可能會導致肉票性命安全。 　　我個人曾經經歷過兩次類似事件，分別是二○○九年的台北縣三峽五歲男童遭擄案

，以及二○一○年台北縣新莊小五男童綁架案。所幸這兩件案子都在一天內就解決，最後肉票皆安全獲救。 　　就這兩個案子而言，台灣警方的處理方式與日本警方就不太相同。台灣警方與媒體並不會簽訂像日本「報導協定」之類的文件。這不代表媒體會肆無忌憚地報導，記者們都很自律地（其他時候也許嗜血，但至少這時不會）在肉票安全獲釋之前按兵不動，媒體間的「勝負」會擺在嫌犯落網之後。 　　除了綁架案之外，台灣警方有時也會對正在追捕人犯的案件，與記者協商要求暫不要報導，以免打草驚蛇。但這都僅止於口頭上的承諾，而非白紙黑字的協議。即便如此，我們做為第一線採訪者，在這樣的情況下，幾乎都會配合警方要求。畢竟，還是以破案、人命

為優先，同時也可「賣人情」，算是與警方打交道，培養感情的一種方式。 　　 因此，我個人一直對日本這種簽訂「報導協定」的方式感到很好奇，這樣的「報導協定」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嗎？若是有媒體破壞了會怎麼樣呢？或者它僅是一種形式上文件，實際執行面上仍要仰賴媒體的自律？ 　　在「固力果・森永事件」，警方與媒體的關係還有很多可說。在追捕歹徒過程中，為了保密，警方不僅誤導媒體方向，甚至不惜破壞長久以來與媒體建立的關係，對媒體說謊。 　　「說謊」在媒體與警察之間一直都是禁忌，因為會導致假新聞的產生。警方就算一再重複「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也不會說假話。但為了這次搜查，就連底線都打破了。 　　確實，我

自己過去與警察打交道的經驗中，並沒有被欺騙誤導的經驗，大多數時候，都是警察裝傻說：「這我不知道，你去問別人。」或是「拜託，這個不要寫啦！」若是警方真有難言之隱，他們也會坦白跟記者說原因，希望大家體諒。無論如何欺騙絕對應該避免，警察可以選擇不說，但不能騙人，因為信任一旦被打破，往後就很難回復。 　　我當時心想，只要逮捕犯人，事件結束後再約記者喝酒，對他們說那時真不好意思啊，把這件事輕鬆帶過就好了。因為那個時候，記者可說是我們的夥伴，就像戰友一樣，有種記者也和我們一起為了逮捕犯人而努力的感覺。但直到最後，都無法實現這場酒宴。這件事情至今仍是我心裡的一大遺憾。 　　就在「固力果・森永事件」的「大

同門搜查」中，警方邊誤導媒體，邊進行搜查時，卻出現了《每日新聞》的「夢幻獨家」。警方在交付贖金時逮到了一人。沒想到《每日新聞》沒被警方誤導，獨家掌握這項訊息，即時趕在報紙截稿降版前，搶先刊登了逮捕嫌犯這一獨家新聞。 　　然而，這卻造成《每日新聞》、其他媒體、警方三輸的局面。 　　頭版標題寫著「逮捕固力果嫌犯」。雖說是獨家，卻是嚴重誤報。 　　原來當天警方逮到的人，其實只是被歹徒脅迫的無辜車手，也算是被害者。警方根本沒抓到歹徒，《每日新聞》刊登的是條烏龍獨家。大版面刊登錯誤訊息，說多糗有多糗；但對其他媒體來說，雖然因為是別報的烏龍獨家，可以稍微鬆口氣，但自己確實是在警方誤導下漏了這條新聞，

在與同業的競爭上就是輸了。「漏新聞」是記者在工作中最大的失敗。 　　我想沒從事過記者工作的人，恐怕很難理解記者對「漏新聞」的恐懼。「別人有，我沒有」，那是一種對自己工作能力的完全否定，也是長官評價一個記者優劣的重要指標。也因此，記者每天都是生活在這樣的恐懼壓力下進行採訪，每當看到同一間記者室裡的同業有什麼動靜，都會緊張得要命。 　　在完全過追訴期之前，我未曾鬆懈片刻。在追訴期滿之前，隨時都有種可能會被其他媒體超前的緊張感…… 　　我完全能體會當年採訪「固力果・森永事件」的記者，身上揹的壓力有多重，畢竟大家都是過來人。 　　話說回來，當年日本警方為什麼抓不到嫌犯呢？ 　　廣域搜查的困難

在於，愈多府縣加入，愈難判斷應該透露多少資訊，而且警察廳插手之後，他們也有自己的打算。 　　我認為這本書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即第一線各府縣警察間的協調，及上級單位警察廳的整合指示出了問題。 　　這事件原本是始於兵庫的綁架事件，大阪府警也不是那麼積極處理。但後來固力果總公司與營養食品的縱火現場延伸到大阪，大阪府警才正式出動。畢竟大阪府警的規模僅次於警視廳，擁有自己是西方一霸的傲氣。後來，犯人要求把現金帶到各個地方，於是參與的縣警人數愈來愈多，最後京都和滋賀也加入，成為橫跨四個府縣的龐大陣容，就連警察廳也參與在內。 　　此案從一開始的江崎社長被綁架，就出現了兵庫縣警及大阪府警在搜查上缺乏

合作的狀況。警察辦案講究地域性，彼此間都有著對自家地盤的執念，但當參與單位一多，誰來主導偵辦便成為問題。 　　在這次的採訪中，當時的偵查員提到了兵庫縣警與大阪府警互搶地盤、互相隱匿情報、多名縣警找上同一個人，以及因為過度重視保密而無法充分運用警力等問題。 　　台灣最著名的「劉邦友血案」也曾出現過類似情況。當年命案一發生，除了轄區桃園縣警局外，警政署立刻指示刑事局、台灣省警務處，最後甚至調動台北市刑警大隊一起參與辦案。這個陣容看似堅強，但實際執行偵查時卻遇到各單位權責不清、疊床架屋的狀況。 　　「劉邦友血案」中，各單位都想依靠自身力量破案，獨攬功勞。因此彼此隱匿情報，導致資訊不流通，大家各

查各的。和「固力果・森永事件」一樣，多次出現同一個證人被多個單位分別傳去問話的情形。 　　這是史無前例的大範圍事件，不是單一府縣警可以處理的規模。我想剛開始各府縣警還抱持著地盤意識，不願意公開手邊的情報，希望是由自己查出線索。 　　這樣的狀況在「固力果・森永事件」裡層出不窮，最終導致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針對歹徒前來取贖時，最後一次圍捕行動的大失敗。一輛滋賀縣警的巡邏警車，在不知道大阪府警的圍捕行動情況下，偶然遇到載有歹徒的轎車，但未能及時將其攔下，致使歹徒脫逃。 　　大阪府警為了將犯人一網打盡，派了機車部隊、車輛部隊進到滋賀縣，結果沒有抓到犯人，搜查行動以失敗告終，結果只能由滋賀縣警

來承擔這個責任不是嗎？我們可不是心甘情願地接受。 　　由於「固力果・森永事件」的社會高關注度，當時的滋賀縣警本部長山本昌二因為滋賀縣警沒能攔下犯人，公開向社會大眾道歉。隔年八月七日，山本昌二在他退休之日自焚身亡，一般推測，他是為了此事件自殺謝罪。 　　資訊不流通，指揮無整合的搜查，導致行動失敗，甚至使得一縣警察首長為此自盡。這樣的代價不可謂不大。 　　我們這些偵查員都說，要是真的逮捕犯人，就要去本部長的墓前報告。我自己覺得查這起案子就像是在幫本部長報仇。滋賀縣警擁有絕對要揪出犯人的強烈決心。 　　前面有提到，警察強調地域性。然而，自家地盤上演著其他單位與歹徒的攻防，滋賀縣警先是被無視，

要求不要插手，但最後犯人脫逃卻又被指責追捕不盡力，甚至導致本部長自殺，他們又何嘗不是這次事件被受害者。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對當年參與偵辦此案的警察來說，破案就是他們為長官復仇的方式。就如同過去江戶時代，一心為君主復仇的武士般。只可惜「固力果・森永事件」最終未能在時效期間內破案，留下了許多謎團。 　　當案件時效已過，警察已無法解開謎團的現在，唯有靠記者的力量，才能再一次重啟調查。 　　對記者來說，每個人總是希望一輩子至少也要能採訪過一件大事。但是當這麼一個驚天大案突然出現在面前時，記者又會是甚麼心態呢？ 　　老實說，能夠採訪這起足以在犯罪史中記上一筆的事件，比起感恩的心情，更多

是「為什麼偏偏要採訪這麼重大的事件……」的悲壯，我的腦中只留下不斷掙扎的痛苦回憶。 　　我完全可以想像到，當時在處理這麼重大的刑案時，記者身上的重擔及不安。這種感覺不論是現在還是過去的記者，相信都多少有體驗過。重大新聞事件期間，每天都會擔心自己是不是漏掉了什麼關鍵訊息，不時偷偷觀察同業的動靜，總是處在焦慮情緒中，而且這樣的心情還不能外顯，以免在同業中暴露出自己的弱點。隔天報紙見報後又是另一番掙扎，比著各報的的內容，擔心等一下會接到長官罵人的電話：「為什麼別報有寫到XXX，你沒有。寫份檢討報告上來…」 　　儘管在當下是痛苦的回憶，過程中充滿挫折，但對記者來說，日後回憶曾採訪這樣的大案絕對是懷

念不已，對自己曾在第一線代表大眾見證歷史感到自豪。 　　但對曾經經歷過像是「固力果・森永事件」這樣算是失敗案子的警察來說，心境可能無法向記者那麼坦然，許多警察由於無法逮捕兇嫌，終身背負著這個失敗的罪名，抑鬱而終。 　　一名「固力果・森永事件」的搜查員，在事件的搜查本部解散後，將本部的招牌帶回家，木牌上以墨水寫著「警察廳指定第一一四號事件指揮本部」。 　　「直到今天，我依然每天都看著這塊木牌，因為每次走進這個房間就會看到它。嗯，這也是我對自己的提醒。事件沒有解決就沒有任何意義。」 　　無法忘記這場失敗的搜查員們，在面對一次次來訪，想要重新探討「固力果・森永事件」的記者們，終於卸下心防，訴

說著當年的故事，以及反思失敗的原因。 　　逮捕犯人是最大的使命，所以就這層意義來看，正因為這起事件沒有破案，才更應該將它流傳下去，讓懸案不再發生，如此一來才能真正獲得民眾的信任。所以在這層意義上，我認為，這是一起必須永永遠遠流傳下去的案件。   小說家、「疑案辦」網站作者／唐嘉邦 （本文作者唐嘉邦曾任《中國時報》記者，現為懸疑、犯罪主題網路媒體「疑案辦」作者之一。著有作品《野球俱樂部事件》、《疑案辦：血色芙蓉》，曾獲2019年第6屆金車‧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首獎。） 前言――為什麼事到如今，還要再討論「固力果．森永事件」呢？中村直文（報導局 製作總監．一九六九年出生） 有個我至今依然忘不掉的

懸案。 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平成十二（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世田谷的閑靜住宅區，發生了一件連幼兒都不放過的一家四口滅門慘案――「世田谷一家殺害事件」。 電視台緊急召集當時擔任新聞節目製作人的我，製作〈今日焦點 〉節目。這是個彷彿利用大都會死角的殘忍犯罪。悽慘的景象，就連調查過無數殺人現場的資深偵查員都鼻酸落淚。犯人不僅殺死一家四口，還採取了無法以常識想像的行動，他長時間在現場逗留，玩被害者的電腦、在房間裡東翻西找，最後甚至還吃掉冰箱裡的冰淇淋。 儘管犯人留下許多痕跡，調查依然陷入膠著。至今為止已經過了十二年，這起事件仍未破案。到底是誰、為了什麼目的，犯下了這樣的罪行？直到今天仍是未解之謎。

 不止這起「世田谷一家殺害事件」，大家記憶猶新的「八王子超市搶劫殺人事件」「警察廳長官狙撃事件」，或是更久以前的「三億元 搶劫案」「朝日新聞阪神分局襲撃事件」等，這些刻劃在時代中的「懸案」，不僅帶給事件的被害者或家屬無止盡的悲傷與痛苦，亦留給調查有關人員與報導人員深深的陰影。懸而未決的事件，也在社會中逐漸累積不安……。 作家高村薰，在與事件記者 的對談當中，如此描述懸案對社會帶來的影響： 「對一個人而言，某個時代的每一起事件，都會逐漸成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也就是在人生中會想起『對了，那個時候發生了那樣的事情，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事件懸而未決意味者這裡有個莫名其妙的事件，那裡也有一個犯人成謎的

事件，換句話說，懸案就成了人生當中的一個『缺口』。所以最好盡可能避免懸案的產生……」。 二〇一一年開始的NHK特別系列節目〈未解決事件〉，也有著相同的理念。換句話說，這個節目將懸案視為時代的「重大失敗」，而徹底檢驗懸案始末，對我們的未來來說相當重要。 本書是以該系列播出的第一部「固力果．森永事件」為基礎的紀實作品，重新整理了無法在節目中介紹的大量的採訪、證詞與資料，深入探索日本戰後犯罪史中最特殊的懸案（附帶一提，撰寫這份原稿的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二部「奧姆真理教」也正在製作中）。

中國時報今日頭版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兩岸人民入出境管理之人權與法治研究

為了解決中國時報今日頭版的問題，作者蔡政杰 這樣論述：

本論文係以我國政府所實施之兩岸人民入出境管理手段作為研究核心，並從臺灣人民赴陸及大陸人民來臺等兩個面向，充分探討我國政府的大陸政策、法令規範及現況問題。兩岸人民之往來狀況可直接反映出兩岸關係的發展情形，因此透過政府對於兩岸人流管理手段及措施之演進及轉變，可瞭解兩岸關係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脈絡，甚至於是未來的走向。然因我國之大陸政策並沒有定向的發展路徑，而是在不同的執政黨及不同的國家領導人帶領下，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不斷改變政策目標及方向，並由意識形態牽引著兩岸政府與民間交往的冷熱程度，對我國民生經濟與產業發展都產生相對應之影響。我國政府一向自許臺灣是相當重視人權之民主法治國家，在法治國原則下，

政府所有的行政作為都必須於法有據，並充分達到人權的保障。但是兩岸事務具高度政治性，且受到意識形態影響相當深，因此本論文以人權與法治作為研究核心，研究政府對於兩岸人民入出境管理之政策與措施，是否合乎法治國原則及落實人權保障之精神；或政府對於兩岸事務係以政治凌駕法治之意識形態作為決策模式。另外，本論文也從COVID-19疫情期間之境管措施等相關時事議題，探討兩岸人民入出境管理手段之合憲性，從憲法的層次及參考司法院大法官相關的解釋，來論述政府行政與人權、法治之間的衡平性及比例原則。本論文採質化研究，以深度訪談作為核心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訪談的模式，對具代表性之產、官、學領域等十位專家學者進行訪談，並

於本論文第五章針對訪談內容作質化分析，結合本論文之研究論點，從臺灣人民赴陸及大陸人民來臺等二面向，各提出五點研究發現，其中較重要之研究發現包含臺灣人民赴陸之法令規範仍不夠完備且缺乏明確性及衡平性，人民對於以國家忠誠為由所制定之法律，尚採觀望之態度；另外，大陸人民來臺之法令則過於繁雜，不易理解及執行，在管理機制上缺乏彈性，又兩岸關係受意識形態影響太重，無法正常發展，也造成兩岸經濟市場的不穩定，危及人民生計。最後，本論文亦就研究發現之問題，提出十點具體之研究建議，其中包含兩岸事務應回歸到以法治為核心之管理模式，且兩岸事務相關法令均已陳舊，應大幅度修正，並強調明確性及透明化，也要重視大陸人民在臺之各

項權益，避免政治意識形態過重，讓兩岸能回歸正常化交流，同時改善我國民生經濟問題。

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

為了解決中國時報今日頭版的問題，作者周天瑞 這樣論述：

　　資深媒體人周天瑞首度披露美洲《中時》創辦與停刊始末 　　─王健壯、黃榮村、劉敦仁　專文推薦─ 　　這個問題好像只有我能回答。 　　其實，我仍未必是最有資格的解謎人。 　　一九八二年，他揮別久居的台北帶著家當，攜家帶眷飛抵紐約，押上全部的勇氣與熱情，在語言文化殊異的北美國度創辦全新的中文報紙。他是仍然少壯昂揚的周天瑞，銜命開辦美洲《中國時報》；然而在這段旅程開啟的當口，他未曾預料到這段經歷，將在往後數十載的新聞媒體從業生涯裡，不斷地被問起、被提及…… 　　周天瑞不但親身投入創刊期的篳路藍縷，創刊後在重大議題上也無役不與。美洲《中時》不僅報導海外華人僑界動態，更為華裔美人伸張人權，並且勇

於接近異議人士，突破時代禁忌。無論是在報導或行動上的種種作為，儼然海外華人文化與權益的發聲者和爭取者。然而這樣的報導風格，在威權尚未遁隱的時代，自然也招來當局情治打手的猜忌與攻擊。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美洲《中國時報》創刊兩年兩個月零十一天後，在它聲勢正隆、影響力最熾的時候，突然宣布停刊。從事發第一天起，這一直是大家心頭的疑問，究竟箇中真相為何？如今，身處核心的當事者，以第一手的資料與記憶，娓娓道來……    本書特色 　　 　　資深媒體人周天瑞新聞生涯首部回憶錄 　　首度披露美洲《中國時報》創辦與停刊之原由始末   作者簡介     周天瑞   　　一九四七年出生，受

教於台大歷史系，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行政碩士，現為《優傳媒》董事長。 　 　　戰後嬰兒潮第一代新聞人，獻身新聞事業近半世紀，跨足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路各個傳媒領域。 　　周天瑞先生英年早發，是七○年代《中國時報》世代交替時期之關鍵角色，其後創辦美洲《中國時報》、《新新聞》週刊、《勁報》、環球電視台，短暫改革超視、《自立晚報》，並主持國家廣播電台（央廣）。在台灣每個演變歷程中，皆發生過舉足輕重之影響，其不忮不求之獨立新聞人形象，尤為深植人心。曾榮膺星雲真善美傳播貢獻獎，肯定其在傳媒界之卓越貢獻。   推薦序一 老派記者替老派媒體留下的一份紀錄 王健壯 　　天瑞兄跟我有

多重關係：他是我台大歷史系的學長，我進《中國時報》（編按：以下簡稱《中時》或《時報》）的引薦人，我剛當記者時的採訪主任，《新新聞》週刊的創業夥伴，以及四十多年迄今未變像兄弟一般的私誼。 　　我是一九七七年進報館的。七○年代的《中國時報》是個繁花亂插的江湖，編輯部裡左中右獨各門各派四處林立，老記小記老編小編錯落雜置，其中有坐過白色恐怖政治黑牢的人，有參加過香港第三勢力的人，有被稱為「花瓶政黨」青年黨的人，有忠黨愛國之人，也有黨外民主運動的同路人因為如此繁花亂插，所以也就那般繁花似錦。 　　從另個角度看，七○年代的《中時》，也是戰後嬰兒潮世代進入報館開始量變引起質變的年代。老先生余紀忠當時最欣

賞的兩個人，「人間」副刊的高信疆，採訪組的周天瑞，就是報館戰後世代的兩位「帶頭大哥」。信疆把「人間」編得像三○年代的《新月》一樣，有文學，有文化，有思潮，也有論戰，被人譽為「紙上風雲第一人」。天瑞是戰後世代記者的領航人，多少人因他引薦進到報館而扮演了質變《中時》的角色，甚至開啟了台灣媒體（尤其是政治新聞與評論）的典範轉移。 　　但在報館以外的台灣，七○年代是個仍處於戒嚴令掛帥的年代，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極度稀少有限的年代，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工會與新聞局猶如老大哥的年代。一九七五年《臺灣政論》出刊五期就被迫關門，一九七七年關懷現實的鄉土文學被醜化為工農兵文學而遭受圍剿，一九七九年與民主運動掛勾的

《美麗島》雜誌，出刊五期被禁，當年十二月更爆發了美麗島事件，黨外領導人紛紛被捕入獄；可見七○年代也是威權極右勢力當道甚至為所欲為的年代。 　　這就是《中國時報》當年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也是老一輩如余紀忠，少壯一輩如信疆與天瑞，所要每日周旋與對抗的外部勢力。余老先生辦報的典範雖是《大公報》的張季鸞，但張季鸞終生「人不隸黨」，蔣介石視他為國士而非僚屬；余老先生與蔣經國卻有黨魁與黨中常委的上下權力關係。報人辦報可言所當言、爭所當爭，報人同志辦報卻不得不迂迴婉轉，評人論事雖竭盡可能小心翼翼，卻仍難免動輒得咎；其結果便是，余老先生雖以張季鸞為榜樣，但七○年代中期以後的《中時》，卻像五○年代中期以後的《自

由中國》，稍有「政治不正確」的新聞與言論，必被黨內右翼保守勢力緊盯壓制；余紀忠雖不像雷震落到最後被國民黨以叛徒視之的悲慘命運，但他不像張季鸞享有那麼多不必瞻前顧後的辦報自由，卻也是事實。 　　報老闆的處境如此，在第一線領軍衝鋒陷陣的天瑞與信疆，可想而知更是右翼保守勢力的眼中釘。信疆兩進兩出「人間」，政治壓力使然；天瑞兩進兩出採訪組，也是政治壓力使然。老先生雖然像核子保護傘一樣多次力保他的兩大愛將，但形勢比人強，他最後仍然不得不把天瑞「放逐」到有許倬雲任教的匹茲堡大學，把信疆「放逐」到有劉紹銘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學，讓他們暫避風頭、遠離是非。《中時》當時已是台灣第一大報，但當一個略具自由主義色彩的

報人，碰上一群腦袋裡盡是動員戡亂思維的右翼保守勢力時，退卻的卻是報人，犧牲的總是愛將。但天瑞絕沒想到的是，這股時明時暗的右翼保守勢力，幾年後又陰魂不散追到了太平洋彼岸，追進了美洲《中時》大門。 　　天瑞是走過戒嚴肅殺歲月的記者，嘗盡了「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的苦澀滋味；從匹茲堡束裝攜眷奔向紐約的那段路程中，他心裡想必會有「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憧憬：終於有了新聞自由，終於可以放膽文章，終於可以放手辦報，終於等到了這些終於那些終於，從此不再有不知伊于胡底的困惑，不再有情何以堪的挫折，當記者，辦報紙，能夠擁有這麼多過去所沒有的，夫復何求。 　　故事的開始也確實如同他的憧憬

。他可以為華人權利大聲疾呼，而改變了美國司法；可以替中國民主鳴鑼開道，而點燃了民運的海外香火；可以完整報導中國奧運選手的成績，而突破了兩岸禁忌；可以如實處理江南案新聞，而守住了專業分際；在美國可以做的這些那些新聞，在形格勢禁的當時台灣都做不到。天瑞當時偶爾回台講到這些「豐功偉績」時，讓仍然只享有有限新聞自由的我們幾位老同事，每每妒羨不已，真的是又妒又羨。 　　但暗黑保守勢力卻容不下也見不得自由主義媒體在異域逐步夢想成真，政治鬥爭的所有醜陋技倆，包括見不得人的黑函，包括殿前告御狀，包括外圍組織充當打手，矛頭都直指美洲《中時》。五○年代中期，《自由中國》曾在右派發動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圍剿中

一度奄奄一息，但雷震選擇奮戰到底，讓《自由中國》又存活了幾年；八○年代初期，美洲《中時》遭受暗黑保守勢力發動總攻擊圍剿時，余老先生卻作出了棄守的抉擇，美好的故事就這樣急轉直下戛然而止；又一次，退卻的是報人，犧牲的是愛將。許多年後，有人曾經有過這樣的大哉問：如果老先生當年挺下來，挺到兩年多後台灣解除了戒嚴，今日美洲域中會是誰家天下？但歷史沒有「如果」，大哉問只是感嘆，是遺憾，沒有也不需要答案。 　　美洲《中時》關門前，我已離開採訪主任職位，在以政論為主的《時報雜誌》當總編輯。有次辦了場座談會，找了陶百川、康寧祥等意見領袖參加，談的主題已不復記憶，但內容無非是批評執政當局，呼籲蔣經國盡速推動改革

等等。雜誌出刊前有天晚上，余老先生把我叫去他在大理街的家中，開口就要求我把座談會紀錄拿掉不要發表，我當然反對，他繼而又要求把陶、康二人的發言拿掉，其餘照登，我說這比全文拿掉更糟，又何以向陶、康二人交代？一老一少各說各話，互不相讓，逼得我不得不說出「我是總編輯，我負責」這樣不知輕重的「蠢話」。話才說完，只見老先生氣得把稿子往桌上重重一摔，怒聲回我：「你負責，你負什麼責？你兄弟在美國連下鍋的米都沒有了，你負責什麼？」這是他唯一一次對我的怒叱，他說的「你兄弟」，指的是天瑞等人，「沒米下鍋」，講的是國民黨刁難他，不讓他把錢匯到美國。我見他氣成那樣、罵成那樣，脫口就說「那我辭職」，說完掉頭就離開他書房，

走回雜誌辦公室收拾東西；那天晚上下著冷雨，我的心卻比雨冷。後來，我也被「放逐」了，放逐到有冷紹烇任教的維吉尼亞大學。講這段三十多年前的小故事，只是替美洲《中時》的悲劇留個注腳，替余老先生當年的處境留個旁證，也替暗黑保守勢力當年的胡作妄為留個罪證。 　　天瑞寫美洲《中時》的故事還在《上報》連載時，有天我接到初安民的一則簡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剛剛一口氣把十四篇連載看完，不愧是老記者手筆。」這段話說得真對真好。天瑞不但現在是少數僅存的老派記者，當年其實就已是個罕見的老派記者，年輕時我常開玩笑說他寫的文章是「新民叢報體」，擅用疊句，文白夾雜，雄辯滔滔，頗有梁任公之風，儼然老派記者。但老派記者的老

派不僅是老在文字，更是老在價值，老派價值評人「是其是，非其非」，論事「筆則筆，削則削」，天瑞寫的美洲《中時》興衰故事，就是一個老派記者信守老派價值所留下的紀錄，而且是一份誠實的紀錄，他對這份倏起倏滅報紙所有的意氣風發、困惑挫折，怨忿不滿盡在字裡行間，沒有為尊者諱，沒有為朋友隱，沒有迂迴婉轉，不再曲筆為文，確實就像安民所說「不愧老記者手筆」。 　　在老派記者日漸凋零，老派價值蕩然無存的這個年代，誰能沒有「老派記者之必要」這樣的覺悟或警覺？看完天瑞這本報紙興亡錄後，再給自己一個答案吧。 　　（本文作者曾任《中國時報》社長、《新新聞》週刊董事長、現為世新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 推薦序二 好大一

場異域風雲 黃榮村 　　好友天瑞兄是一位常懷忠義之心，眼界跨越敵我的媒體界大老，但人在江湖，卻不免有常遭誤解甚至被背叛的浩然之嘆。最能體現他這種風格、貢獻、與困境的，應該就是這本三十幾年後重拾回憶真心告白的《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就像在法庭之上的誓詞：「我說的是事實，全部的事實，除事實之外無他」（I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天瑞兄已無所顧忌，帶著反省的心情，振筆直書為歷史留下紀錄。 　　我曾念過一年台大歷史系，隔年轉到心理系，天瑞則從輔大轉學到台大歷史系，

畢業後大家都在學校羅斯福路附近賃屋而居，簡稱羅公館，蘇貞昌剛開始在張德銘的事務所執業律師，也住在一起，天瑞就租在隔壁巷子，互相之間常有往返。天瑞在歷史系畢業之後，傳奇式的向《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毛遂自薦，一路受到重用，在擔任採訪主任時針對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後的軍法大審，連番大幅報導大做特做，震驚整個社會，但福兮禍所伏，一九八○年就在情治單位與層峰的巨大壓力下，憤恨不平提出簡短信函，自稱在此時代困局中，由於心胸狹窄目光淺短，沒詳查審度局勢，以致遭此橫逆（這是我嗆辣的解讀，天瑞原文應是相對優雅才對）。之後被迫赴美讀書，形同流放。他那時正處採訪第一線巔峰，是台灣報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大報採訪主任

，忽然碰到這種荒謬的迎面重擊，很難想像那種爆炸性情緒，究竟會如何紓解。但他走出了很困難的第一步。他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奉召前往籌備，九月開辦美洲《中國時報》，也正是我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到美國進修的期間，他在紐約我在劍橋，偶而過去走走，住過他剛在皇后區（Queens）買的房子，但兩年之後關報，就賣了這間他滿喜歡的房子，搬到紐澤西再買的房子，後來也沒留住。為了美洲《中時》，他失去了台北的房子，一九八六年為了回台共同創辦《新新聞》，又失去了美國的房子。他自稱一生勞碌，空留遺憾，但總算「曾經有過」。 　　天瑞在經營美洲《中時》短短兩年期間，除了發動平反底特律陳果仁冤死案，並獲得空前成功之外，也曾獨家報

導過王炳章獲博士學位棄學從運創辦《中國之春》的大事。王炳章與我們同年，與台灣的關係可說始自美洲《中時》，一九九八年左右來台，說要闖關回大陸，二○○二年再度被捕，後來一直關在韶關北江監獄，據說多次中風。楊建利也有類似遭遇。那個時代的悲劇，真是數不清啊。 　　天瑞後來抓到了一九八四洛杉磯奧運的機會，非常謹慎報導了中國大陸選手的耀眼表現，深受各界矚目，也大大推銷了報份。但當時海峽兩岸還在風聲鶴唳的敵對狀態，再怎麼客觀報導再怎麼自以為周到的拿捏，都不敵有人會打政治小報告從中牟利，甚至冠以「為匪張目」的血滴子。禍不單行，接著有一篇批評雷根總統的社論被大幅扭曲成不可承受的嚴重程度，並以禍害台灣的名義加碼

坑殺，因之不只得罪當道也不見容於老東家。 　　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面追趕，可謂是命途多舛，歹運迭至。天瑞安排以頭版大幅報導舊金山的江南自宅遇刺案，被政治解讀成美洲《中時》在影射江南案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案。雖然後來江南案被證實確是如此，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帶來巨大改革契機，確立了蔣家後代不再接班與解嚴的重大決定，不過當時的報導顯然是被有意與過度的陷害。本書還原當時最大案，幾句話講得清清楚楚，很不容易。這段文章發表時，我正在微微飄雪的札幌，驚讀這篇講述紐約異域徬徨無依的文章，真是志士流亡在大冰雪之中，他重新再想再寫一遍，心情一定相當沉重。 　　過沒多久，就在未能與聞之下關報，天瑞就如晴天霹靂後

流浪在風雨異域街頭的人，他寫給老東家余紀忠的那封信，與當時辭離台北採訪主任後出國的信，真是一前一後，講的無非都是志士心所謂危的沉重心境。庾仲初〈從征詩〉中有兩句話：「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應該很合適用來描述他這時的心情。後來他自行料理生活，並獨自創業弄出一片天地，之後不忘初衷回台創辦《新新聞》。 　　本書各文中前後被點名的黨政要人不下十餘人，每個人都領了一張好人或是壞人的證書，可以貼在牆上。一系列文章中也顯現了在那種猜疑重重動輒得咎的時代，人會經常犯錯，決策經常無法預測又經常帶來屈打成招的結局。 　　天瑞在本書中清楚呈現出強韌與設定清楚目標努力完成的性格，在過去戒嚴時代經歷如此多大事，

表現出遠遠超過我們同年齡人的地平線。天瑞的恩怨情仇又如此複雜，尤其是與一代報人余紀忠之間牽牽扯扯，有時像父子有時又像走在兩條平行線上的關係，他在年紀輕輕時已像活了好幾輩子，真是辛苦他了。 　　三十幾年後重拾回憶，一定有時時不能自已之處。書寫過往有如重新走入往日時光，心情不免多所起伏，需要回神後再出發。這些感人的敘說，也讓我深深陷入三十幾年前的情境之中，久久不能自已。 　　（本文作者曾任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推薦序三 為新聞事業的堅守 劉敦仁 　　在江西宜豐縣天寶鄉的劉氏族譜中，記載著一首三十二句七字〈墨莊堂歌〉，最後的八句是： 　　世間何物能九傳 　　聖賢圖籍千萬年

　　魯壁群經昭日月 　　石渠萬卷貯雲煙 　　人家何用貯金玉 　　後世能為子孫辱 　　請看劉氏墨莊堂 　　留得詩書子孫讀 　　在天寶鄉辛會市的宗祠裡勒石中，還保存有清代陳姓縣令題寫的詩： 　　賢哉陳母創墨莊 　　將軍大書為表揚 　　相傳七百五十年 　　劉子劉孫寶書香 　　劉氏墨莊是漢高祖四弟徐州彭城劉交王哲嗣十七人共三十二支的後裔，其中一支劉式（九四九─九九七），隨南唐劉煜歸順宋朝，成為宋太祖（九二七─九七六）陛下的磨勘司。雖官位朝廷，卻清廉自守，死後僅留下書籍千餘卷，是為墨莊。 　　劉式後人一部分從新喻遷移至江西宜豐天寶鄉。世代為官但均謹守耕讀自律的家規傳統。岳飛抗金時

途經江西，得悉墨莊的傳世家風，提筆為劉氏家族題寫 「墨莊」匾額，並勒石保留迄今。遂有清代陳姓縣令「將軍大書為表揚」的詩句。 　　在諸多傳家的禮儀中，體現家族中遵循禮教不恥下問而打破輩分之間長幼有序藩籬的趣事記載頗多。 　　我的曾祖父劉寶壽（號茶生），光緒年間，先後為辛卯科舉人，甲午恩科進士。因其為庶出，輩分雖高，但年齡均小於其長兄劉寶名（字芝鄰）的幾個兒子。其中二兒子劉雲衢（字霞莊）曾為其叔父茶生公潤色文章。先曾祖父較其姪兒霞莊公早一年中進士，捷報遞到時，先曾祖父即向其姪兒霞莊公一跪致謝。為家庭留下尊師重道的美談。 　　無獨有偶，先父生於一九○四年，誕生時，因為先祖母沒有奶水，當時先堂兄

劉己達（字海澄）早已出生，其母親為先父的堂嫂，將奶水分給先父。終其一生，先父一直稱呼堂嫂為「開口乾娘」。劉己達是霞莊公的嫡系孫，其父劉思祥是先父的堂兄。 　　因為這第一口奶，先父自始即視其姪兒己達為兄長。以「澄哥」相稱，甚至在春節大年初一清晨拜年時，先父肯定會向自己的姪兒行跪拜禮。 　　鑒於百年來傳世的家風，雖然我和天瑞是舅甥的關係，但多年來我一直視其如幼弟。這一特殊的兄友弟恭關係，實來自對他生母的感恩。天瑞的生母是我大姊。抗戰期間舉家淪陷上海，在百般艱難的環境裡，大姊對弟妹的照顧猶如慈母。不幸她命運多舛，而立之年即撒手人寰。她短暫的生命，在我心中留下的是聖潔和偉大。 　　我在一九六二年

八月負笈歐洲，在松山機場和父母話別，我沒有流淚，但在和大姊擁抱時，我竭力保持情緒的失控。坐在機艙內，透過舷窗看到神色憔悴的大姊，佇立在烈日下，抬起那只無力的手臂向我揮動。頃刻間，淚水如洩洪般模糊了我的視線，震耳欲聾的螺旋槳呼呼聲掩蓋了我對大姊最後的呼喚。當飛機騰空而起後，也就是我和大姊的永別。第二年的三月，我接到報喪的家書。 　　大姊的離世，直接給我留下的掛念，就是她那個正需要母親照顧的少年天瑞，在我心目中，他既是我的外甥，卻更似我的幼弟。大姊長我十五歲，而天瑞和我之間年齡只相差一輪。 　　那時我遠在歐洲，對失去母愛的外甥，我無能為力。只是眼前不斷出現天瑞在襁褓時的可愛神情。自小，他就是我

最疼愛的外甥。不久我接到天瑞的第一封信。那清秀的小楷以及信中的內容令我吃驚又寬慰，信中表達的不是一個青春期孩子的吃喝玩樂，而是嚴肅地和我探討如何步入新聞媒體的途徑。 　　天瑞的少年勵志令我敬佩，他信中的字裡行間，反映出的是他對未來充滿憧憬和決心。令我惶恐的是，以我當時的才疏學淺，如何才能給他適合的建議，而不至於「誤人子弟」。無論如何，通過書信的往來，在我心中逐漸樹立出一個新聞界未來的傑出從業者的形象。 　　因為生活的不安定，我的住所經常搬動，和天瑞的聯繫也從此中斷。偶爾從華僑商店或餐館的過期台灣報刊中，瞭解到天瑞已經踏入新聞界。我為他能實現夙願，成為一名新聞記者而感到驕傲。 　　在二○一

二年的秋天，我和妻子以辛亥革命烈士後裔身分，應邀出席在北京舉行的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慶祝活動。在接待的大巴停車場，我被突如其來的一聲「大舅舅」所驚訝，回過頭，正是天瑞。而這一聲「大舅舅」，將已被遺忘的半個世紀點點滴滴，一剎那間全部湧現在眼前，而引發我寫下這樣的兩句話： 　　慈母風範昭日月 　　孝子砥礪耀光輝 　　我沒有「如同隔世」的感歎，湧出的第一反應是我們都成熟了。他是以唯一的台灣新聞從業人士身分，應邀到北京出席是次盛會。這不是巧遇，而是依託先輩的英靈，安排了我甥舅的重逢。他臉龐上的笑容，使我回想起大姊生前的慈祥容貌；他對新聞事業的執著，也憶及大姊在逆境中表現出的堅強意志。從而令我和天瑞之

間，進一步建立起更甚於舅甥關係的「兄弟之情」。也更增加我對大姊的追思和感恩。 　　二○一八年十一月，我陪妻子到台北作例行健康檢查，和天瑞伉儷共進午餐，席間，我向他就這本作品的內容表達了我的看法。在這之前，天瑞按期每隔一週，即用微信傳給我一個章節，我都會細細地閱讀，體會到他是一位極其難得的盡忠職守的新聞從業員。在任職《中國時報》時堅守崗位腳踏實地的工作態度。深得上級的賞識，接著派遣他開闢《中國時報》在美洲的新天地。 　　經過拜讀，對天瑞在美國籌辦《中國時報》美洲版的艱辛過程，佩服他過人的勇氣和毅力。由於我離開台灣超越了一個甲子時光，對台灣的政治生態和新聞事業的發展完全陌生。所以對作品中鋪陳的

政治背景，以及描述的《中國時報》和台灣當局的政治關係，和後來發展的局面，我都沒有權利表達任何的客觀公正意見，更不具備妄加評論的基礎。只能從作品的字裡行間，膚淺地用「塞翁失馬」來形容天瑞當時的境遇，也許還差強人意。也印證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先人哲理。 　　不論如何，這部在新聞界有著積極影響力的作品，對台灣報業發展歷史留下了珍貴史料，更重要的是對當今年輕新聞從業員，有著積極深入的教育作用。 　　在交談中，天瑞突然給我下達了一個任務，為這部重要著作寫序。這令我誠惶誠恐，說實在的，無論在寫作或是事業的成就方面，我都不如天瑞。這絕不是客套，因為「專業」和「業餘」是他和我的真實寫照。天瑞

在我心目中，永遠是事業成功的典範。 　　在拜讀全部作品後，曾和天瑞交談討論，感佩他超乎常人的智慧和處事藝術，面對艱險處境以及周遭的壓力坦然應對。從他的言談中，瞭解到台灣一方面要面對艱難的國際境遇，一方面還得堅持走反共路線，導致《中國時報》在美國發行的時候，受到很多掣肘，從而給報刊造成非常尷尬的處境，一邊要應對來自台灣的疑竇和不信任感；另一邊，作為報紙的負責人，又不得不對在逆境中辦報的天瑞加以並不情願的壓力。 　　譬如在報紙開辦期間，正逢在洛杉磯舉辦的國際奧運會盛事，其中尤以大陸選手首次參加是次的國際運動盛會最為矚目。作為新聞從業員，處理這則重要體育新聞應是責無旁貸，而且對當地讀者也是望眼欲

穿的報道。因為凡是中華民族一員，不論屬於何種政治背景，受到民族自豪感的驅使，自然對中國選手在奧運會上爭金奪銀的成功有所關切和期待了。 　　遺憾的是，由於大陸選手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運動員，按照反共的推理，如美洲版的《中國時報》用重要版面，來報導大陸選手獲得獎牌的消息，從台灣的角度看，就有左傾的嫌疑。 　　雖然《中國時報》的負責人支持天瑞這個本於新聞原則的作為，卻扺擋不住隨之而來台灣當局的壓力，一反辦報之初的恢弘氣派，不免對天瑞生嫌惡之心，形成辦報的新聞自由與欲加以牽制的矛盾現象。但是天瑞卻冷靜相對，並期望能力挽狂瀾，展現出一個真誠而公正的新聞從業員應有的磅礴胸襟。 　　雖然《中國時報》最後

不得不向政治屈服低頭，關閉了美洲《中時》，卻並沒有讓天瑞對新聞事業的追求稍有懈怠，一如既往地抱著對新聞理念的執著砥礪奮進。回到台北，在不同的新聞領域中探索奮鬥，包括創辦《新新聞》，並任職中央廣播電台等等，在沒有外界的干預下，如魚得水，瀟灑自如，實現他對新聞事業的理想，他的成就引領他成為新聞界後代的楷模是當之無愧的。 　　在結束這篇短文前，我將本文開始的劉氏〈墨莊堂歌〉的最後兩句： 　　請看劉氏墨莊堂 　　留得詩書子孫讀 　　改寫成： 　　請看周君美洲夢 　　流傳佳作代代讀 　　這是我對天瑞新作的祝賀，並期待他有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問世。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劉敦仁，

本書作者的大舅舅，一九六二年起負笈海外，曾擔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有關歐洲文化藝術之航訊，頗負盛名，是周天瑞投身新聞界的啟蒙導師。現居加拿大溫哥華。）   自序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國的農曆除夕前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驟雪，打亂了紐約人的生活節奏。 這天傍晚，我正在中國城一家餐廳邀一位未來的同事吃飯。吃著吃著聽說外頭下雪了，不以為意，漸漸人聲鼎沸了起來，嚷嚷著雪越飄越大了、開始積雪了、雪越積越高了、要釀雪災了……。 看來雪大人這回打算逞凶，便匆匆餐畢，朋友趕去搭地鐵，我則去取車。這時候走在雪地上已覺辛苦，到了停車點，發現車已深陷雪堆，動彈不得；即便移出，恐也難保在雪地上能

安全行駛，更不知已見大混亂的路面交通，能否確保到得了報社。 我只好「棄車」，改搭地鐵，以為這會使我到班順利些。哪知，受到大雪的衝擊，又適逢尖峰時期，人群大量湧入地鐵，地鐵站萬頭攢動，有如難民潮。地鐵車進站時擠滿了急著回家的人，幾乎不見人下車，當再次啟動時因勉強又塞進了一些人，個個被壓縮得有如沙丁魚一般，以致候車而搭得上車的進度緩如牛步。 眼看著地鐵車一班一班開走，時間分分秒秒過去。等到好不容易擠上車，好不容易有幸成了沙丁魚，到了換車點下來，同樣的情境又要重演一遍。在那個地下世界裡混合了各種異味，充斥著滿心焦慮，耗費掉無法預期的時間。要命的是，在這個狀況莫名的當下，不時還會傳來有關地鐵線中斷的消

息，真假難辨，心裡不住地祈禱那可別是我要搭乘的路線。 終於拚著老命從最接近報社的地鐵站攢了上來，伸頭看見大地，抬腿踏上地面，乖乖隆的咚，雪已深到了大腿之上！原來，就在與地鐵奮戰的這幾個小時裡，風雪肆虐不僅跟著大有長進，還顯得樂此不疲。在既無退路，又無救援之下，只得踏雪前行。 暴風雪的夜晚一片朦朧，路燈昏黃得只剩微暈，視線茫茫，深雪重重，有如置身鬼域，這段本來就有些距離的路程，走起來格外迢遙漫長。好在方向和目標是清楚的，便咬緊牙關，硬著頭皮，把腳深深踏出去，再用力提起來，一步一步，機械式地跟那大自然較勁。 有道是只要堅持，沒有過不去的坎兒，再辛苦也終於進了報館的門。幾個早到的同仁見我到來，驚喜得

一陣叫嚷，他們剛剛才經歷了踏雪上班的各種險境，知道來之不易。這時候時間指向十一點半，已是接近午夜了。

民主政治與官僚控制－以嘉義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稅務局為例

為了解決中國時報今日頭版的問題，作者沈敬學 這樣論述：

在民主政治中，政黨輪替是民主鞏固的重要表徵，在我國中央政府經歷了三次的政黨輪替後，已穩固民主國家的運作基礎，而地方自治與地方選舉的發展，則促進了中央政府的民主轉型，但在資源匱乏與派系糾結中，更直接面對著民主治理與官僚政治的衝突。因黨外長期執政而被稱為民主聖地的嘉義市，在國民黨執政的9年後，於2014年的地方選舉中，同樣歷經了政黨輪替的洗禮，迫使地方政府必須面對民選首長回應性的政治導向，與文官體系專業責任間的控制與調適的衝突。從探討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憲政體制的建立、參政權的保障，以及官僚理論的典範變遷、文官體制的現況、官僚控制與困境的闡述，再到行政中立的法制與實務的消極性與積極性的分析，建構

官僚控制中民主政治、官僚政治與作為中介價值的文官中立的理論基礎，並以嘉義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稅務局為研究案例。在個案的分析與訪談中，發現文官雖普遍尊重行政中立的概念，但在政務領導與自身權益衝突的控制行為中，不免仍採取迂迴的消極因應，但在地方首長的法定職權與民意基礎上，雖受限於功績制的文官保障，民選首長在控制作為上仍舊具有相當的決定性，得以迫使文官體系放棄對抗或僅能消極應付。惟在形式上的控制雖取得成效，卻造成文官間的不信任和退縮，使政務領導實質上更不可得，減損了行政的一體性及整體的行政效率。文官體系則在面對官僚控制的過程中，僅能固守行政中立的價值，提升專業性還有不可取代性，以維繫自身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