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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研究

為了解決俯仰無愧意思的問題，作者魏聰祺 這樣論述：

史公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也。」在<滑稽列傳>篇首，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六家學說皆務為治，六藝作用皆於治一也，其所重視者，皆在「治」這個字。尤其史公所明言要「繼」的<<春秋>>，更是「長於治人」，所以說史公是以「論治」作為「成一家之言」的基本立場。 所謂「言」，即是議論、思想和主張。「成一家之言」就是獨創一個思想體系，具有完整的內涵，啟迪世人，影響社會。史公寫作史記的目標，即是要「成一家之言」，將自己的完整思想體系透史記表達。<太史公

自序>云：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著十二本紀…… 作十表……作八書……作三十世 家……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 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報任安書>亦云：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壤之理，亦欲以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史公的這兩段話，把他「成一家之言」的內涵和表述形式都揭示得 很明白。在

表述形式方面，是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的紀傳通史形式呈現；在思想內涵方面，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稽其成敗興壤之理」的方法，以達成論治的目的。 史公的「究天人之際」，是透過「古今之變」的觀察，發現世有治亂盛衰，國有興廢存亡，事有成敗得失，人有吉凶禍福，但是決定治亂、盛衰、興廢、存亡、成敗、得失、吉凶、禍福的原因，則是「天」與「人」交互作用，互相影響之後的結果。所以在史公的觀念中，天與人是可以交相作用，並形成天人感應的關係。 史公認為三代之得天下，莫不以德，故皆受天命而得帝位；及其衰也，皆失德，遂喪其天祿。這其中

，人君失德，則天示象預警，若能修德補過，可以挽回未變之天命；若不知改過，且變本加厲，則天亦棄之。 在個人方面，史公認為有功者，德澤蔭及子孫，如燕之「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燕召公世家贊）、「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陳杞世家贊）、句踐滅吳稱霸，「蓋有禹之遺烈焉」（越王句踐世家贊）。反之，有陰禍者，不僅本身遭殃，甚至貽害子孫，如白起詐坑趙卒數十萬於長平，故身死杜郵；王離三世為將，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故敗於鉅鹿；李廣詐殺降羌八百餘人，故不得封侯；甚至陳平「多陰謀」、「多陰禍」，以致曾孫陳掌欲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天人交互作用之後，呈現出來的現象有三：一為天命已定，人力難回，也就是說天的影響力大於人力；二為天道之完成，有待人力之表現，也就是說天本無言，須假手於人，始能完成其天意，則人事亦有其作用；三為天命隨德而漸變，虞、夏、商、周、秦等朝代，其所以得天命而王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乃「積善累功數十年」、「脩仁行義十餘世」、「百有餘載」的漸變過程，才能得天命而王。反之，已得天命為王，若要失天命而亡國，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如夏后氏德衰，自帝孔甲始，其後經帝皋、帝發、帝桀，而後才轉移天命。殷之興衰亦經五次，而後武王伐紂，才更天命。周自懿王始衰，經厲王、幽王，而後天命仍須經春秋、戰國才轉移。如此，則

人力雖然有限，但也有可以努力的範圍。 既然人事亦有可以努力的範圍，則應善盡人事之責。首先要「盡人事以知天命」，對於傳遞天意的媒介要有重視的態度，但卻不迷信，如「凡天變，過度乃占」（天官書）、「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龜策列傳）；反之，不重視天命，太過輕狂，則災禍及身；但若太過痴迷，則被愚弄。其次，則要「盡人事以合天命」。受命帝王以「應天改制」及「實施德治」，來上合天命；仁人志士則須把握「時機」，發揮己能，「立功名於天下」；若不遇時，亦能盡其在我，做到「扶義俶儻」之行。其三，須有人事已盡，才歸之天命的認知。若是人事已盡，就算事有不成，亦可問心無愧；若

是人事未盡，可以察知人謀不臧，以為殷鑑；如此，則人力有其可貴處，使人可以盡其在我，而不是迷失在渺茫的天命之中。史公這種先盡人事，以企待於天的觀點，與孔子「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的說法，有一脈相通之處。 史公的「通古今之變」，是以「原始察終」的方法，來研究古今變化。他發現整個歷史變化有其客觀趨勢，亦即事物之來，必有所「漸」；漸之既久，必有所「變」；漸是變之「始」，變是漸之成；成則能「盛」，盛極則「衰」，衰則有「敝」，敝之極是事之「終」；接續者就必須「承敝通變」，從頭開「始」，故曰：「變則通，通則久」。我們可以說整個歷史演變趨勢即是由「漸 -- 變 -- 終始」的循

環，暗藏有「物盛則衰」、「承敝通變」的歷史教訓。 史公以「原始察終」的方法，去研究歷史上的「變」，然而「變所從來，亦多故矣」，在史記書中，提到的「變」，有天變、時變、人變和事變，前三者是影響歷史變化的因素，後者是歷史變化的情形。 所謂天變，本是指天文星象變化，「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所以天象變化對人間的事變有影隨響應的效果；日月星辰之變化，在史公觀念中即是天意，所以「天變」的另一層意義，是指天意是影響歷史的變數，此與第二章「究天人之際」有互通之意。 所謂時變，指不同時代有不同形勢，不同形勢則應有不同的措施來應付當前狀況，而不該

墨守成規，不知變通；反之，相同措施若用在不同時代、不同形勢，其結果也必有很大差異。時變的另一層意義，是指歷史趨勢有一定的時間週期變化，所謂「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天官書），即是指這層意思。 所謂人變，一方面指人是影響歷史的變因，一方面指探究每位歷史人物一生成敗得失的變因。本文指出「家世背景」、「個人遭遇」、「為人性格」、「學術專長」及「其他」五項變因，皆有關人物之成敗得失。 另外，經由古今重大事變之敘述，得出治亂之原有二，而這二點都是史公讀書有感，為之流涕，為之廢書而歎。其一，「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乃興治之原；反之，「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則是衰亂之原。元首之明，首先聖明在德，除了本身仁義禮讓修養之德性，更重要的是有功於民，實施德政，此又與「究天人之際」之「盡人事以合天命」相通。其次，明於知人善任，本文指出，以「測試考察」、「納諫改過」，可以糾正識人不明之失；以「兼收並蓄」、「棄瑕錄瑜」、「禮賢下士」，可以有善於用人之明：這些都是元首應盡之責。股肱之良，只要有「及時立功名之才」或「扶義俶儻之行」，皆可視為良臣，此又可與「究天人之際」之「盡人事以合天命」相通。 元首聖明，股肱賢良，君臣相得，則「庶事康哉」；但歷史告訴我們，「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

國破，謀臣亡」（淮陰侯列傳），必須避免「功高者危」的情況，才能繼續君臣相得，保有治世；否則淪為「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的衰亂現象。 其二，利誠亂之始也，夫好利則爭，爭的最大對象，就是國與天下；爭的慣用手段，就是「詐」與「力」，這是天下大亂與生民塗炭的根本原因。於是，史公欲「以禮義防于利」，以義絀利，以讓息爭，防範於未然，頗有防微杜漸之意，故其在篇目次序安排上，八書以〈禮書〉為首，以〈平準書〉居末；列傳以〈伯夷列傳〉為首，以〈貨殖列傳〉居末，皆有「先本絀本，以禮義防于利」（平準書贊）的用意。 史公的「一家之言」，其表述形式，是借史的形式以發表。而

其所欲寫的歷史，乃是一部人類全史，如此才能通古今之變，而無所遺漏。他並且兼采記人、記事、記時三種方法，加以綜合貫通，而創立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兼備的紀傳體。 十二本紀，以宰制天下者為選材考慮，故大都是帝王，項羽、呂后雖非帝王，但仍實際掌有天下大權，亦列為本紀。本紀乃全書綱要記載，故其述事「體貴簡要，僅書大事」，且以編年記時為主。 十表，是以表格形式表明史事。而其功用有四：「整齊年差」、「提綱挈領」、「會通史事」、「通紀傳之窮」。其作法有二：「刪繁就約」，則能達成將史事提綱挈領的功用；「匯總史事」於一表，則能達成會通史事的功用；「詳略有別」，則有

世表、年表、月表之分。 八書，各述一件專門事情，而每件皆為專門之學，且史公之作八書，其目的在「觀事變」、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有垂法後世之意，因此，八書所述就不能只是一代的朝章國典，必須通論古今。而其作法，以記事之始末為主軸，並且兼顧「書體貴詳」、「詳而知要」的原則，因此八書主要文字有二種類型：一為敘述創作本意者，可視為制度論；一為敘述沿革大端，可視為沿革史。 三十世家，記世傳其家的輔弼股肱之臣，而其作法，在先秦世家方面，記事以本國為主，附見他國大事，並要求「體貴簡要」，采編年記時為主；在漢代世家方面，由於立國較短，故其作法，以始封王侯之事為主，子孫點

到為主，頗似列傳體例。 七十列傳敘列扶義俶儻之士，和及時立功名於天下者，令其事跡可傳於後世。而其作法，采傳記記人為主，講究「規模相稱」，故以分合連書之法，分成單傳、合傳、類傳、附傳；為求突顯人物性格及功業，故其記事原則是「體貴詳要」、「論其行事而不論其著作」。 在列傳中，因為分合連書而有單傳、合傳、類傳、附傳之分，但因單傳乃一人一傳，體例簡明，不必贅述，故第二節專就合傳、類傳、附傳而詳析之。 合傳者，合二人或二人以上，因其性質相近，或關係密切而合為一傳。性質相近者，或因行性相近而合者，或因學術同源而合者，或因功業相似而合者，或因氣概相

同而合者，或因技藝相同而合者，因傳主之間，行事大都互不相關，故其敘事方法，大都採一人敘完另敘一人之法，顯得段落分明；又因傳主性質相似，但同中有異，故採對稱法以見其同，採對照法以見其異。 關係密切者，因傳主行事相關涉，故其敘事方法各異：有篇首並列者，有篇中穿插者，有因事銜接者，有彼此互見者，有總敘而分敘者，皆各隨傳主互動而安排。 類傳者，別立名目，以類相從，其人物可以時地不同，唯須志向行為相似，即可因類而合。其特點有四：一為人物特色，分開看，各人有各人特色；合攏看，又是整體綜合形象。二為傳主銜接方式，有各自成傳，以「其後某年某事」銜接者；有各自成傳，篇篇獨

立者：有各自成傳，依附帝王者；有先總敘，後分敘者；有比較對照，穿插銜接者，皆各隨傳主特色而安排。三為增列序論，另有涵義：類傳的內容，除了代表人物的傳記外，尚須對整個集體活動作全面追溯、探究和介紹，因此增列序論，作為表白。四為行文結構，以見微意：類傳人物眾多，且經常與類似之人事產生交互影響，則必形成某些共同現象，史公利用此種行文結構，可以略見微意。 附傳者，次要人物以牽連附書之法，依附於相關篇章，其事或詳或略，但皆非該篇主體，僅是依附而已。附傳不僅在列傳出現，在本紀、書、世家皆有附傳之出現；而在一篇之中，亦見於不同位置，有見於正文篇末者，有散見正文之中者，有見於篇末贊語者，有

分散二文以見其全者。附傳原因，有因事附傳者，有因類附傳者，有附繫親友者，有附載子孫者。而其作用，或彰顯主旨，或因應體例，或精簡文字，或補述逸人。 五體之外，另有「太史公曰」一體，附載於全書各篇，以呈現史公一己思想。此一體例，仿自左傳「君子曰」，而另有創新，不再只是就事論事，而是渾然形成一種體系，具有濃厚的理論色彩。其在篇首者曰「序」，篇末者曰「贊」，亦有篇中夾敘夾議者。論其內容功用，則有八項：一曰記述經歷，二曰補充軼事，三曰明言去取，四曰參驗訂誤，五曰闡明緣起，六曰論略篇義，七曰寄託感概，八曰品評人事。若細加分析，則去取原則有「擇其言尤雅者」、「論其軼事」、「世多有，故不論

」、「疑者闕焉」、「疑則傳疑」；寄託感慨有「贊揚忍辱負重的精神」、「提出發憤著書的見解」、「認清生死意義」、「痛心世態炎涼」、「感慨好利之弊」；品評人事則有「引用成辭以評論」、「直言褒貶」、「史事解釋」三項。由此可見「太史公曰」一體，內容豐富，功用多端。 史公創立五體兼備的表述形式，來達成一家之言。但這五種體例，在寫作安排上，必須因應各體寫作要點，其中表最簡略，本紀次之，世家又次之，書、列傳則需詳述，因此「繁省得宜，詳略互見」，便穿插散見於史記全書。另外，當某一事件關係到二人以上時，史家對其敘述位置的安排，即反映他對此一事件與其所關係到的各個人的輕重看法，所以「互見法」是史

公成一家之言的表述技巧。 互見法的運用方式有三：「此有彼無者」、「此詳彼略者」、「互有詳略者」；而其功用效果有五：「避免重複」、「寄託褒貶」、「掩飾忌諱」、「把握主題」及「因應體例」。 史記全書有其寫作目的，亦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史記五體之內容，是篇篇獨立，每一篇都自成一完整系統，皆有其單篇之主題。透過篇章結構之分析，可以由細節以見全貌，瞭解史公成一家之言在細節上的表述技巧。 本文以「辨體」、「主旨」、「取材」構成「篇法」；以「外部形式之組合」及「內部材料之聯繫」構成「章法」。並舉〈留侯世家〉、〈司馬穰苴列傳〉、〈

伍子胥列傳〉、〈商君列傳〉、〈魏公子列傳〉、〈田單列傳〉、〈老子韓非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十篇，加以分析，以見篇篇自成體系的表述技巧。 史記每篇皆有其單篇主旨，史料亦以圍繞此主旨而取材，寫作技巧亦以達成主旨而著力，於是在記載事件中，形成對事件的詮釋。而這種詮釋，一方面是史公對事件作「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史識詮釋；另一方面是史公對自己所建構的文學世界，作「統一性」文學情調的創造，並藉此詮釋傳中人物的品質，與事件的意義。於是本文以〈淮陰侯列傳〉、〈魏公子列傳〉、〈老子列傳〉為例，分析各篇透露出來的統一性文學情調，以見史公成一家之言的另一類

表述技巧。 史公效法孔子，繼春秋而作史記，其中褒貶精神，更是貫串於全書。經由褒貶技巧之探究，可以深入認識史公成一家之言的內涵。本文提出史記之褒貶方式，約有十二：一曰明言褒貶，一目了然；二曰直述其事，褒貶自見；三曰透過標題，呈現褒貶；四曰安排體例，依據功業；五曰此有彼無，互見美刺；六曰對照相比，以見褒貶；七曰一事多見，以表重視；八曰其事怪誕，欲見愛憎；九曰篇末引言，作為論斷；十曰故為矛盾，以寓微意；十一曰暢言古事，實為諷今；十二曰訴諸民意，蓋棺論定。可見史公的褒貶技巧是處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