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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

為了解決催的部首的問題，作者おかだひでひろ 這樣論述：

科學、親情、軍事、政治、謀略 史上獨一無二的皇帝教養書 康熙皇帝與皇太子之間的往來書信， 不只有著傳統帝王難得一見的真實情感與教養心得， 信中涉及滿洲、蒙古、西藏之間的複雜關係， 更是探究滿洲帝國如何主導東亞歷史的關鍵所在！ 　　＊＊＊＊＊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康熙滿文書信直譯首度公開！ 　　★「岡田史學」代表作，日本出版四十年來廣受好評！ 　　★本書涉及敏感的滿蒙藏歷史，臺灣中譯本為全球獨家！ 　　★結合滿蒙藏多語言史料，呈現漢字文獻中缺乏的歷史面向！ 　　★市面唯一從一手史料出發，還原康熙皇帝真實性格的權威之作！ 　　★臺灣重量級清史與滿文專家——莊吉發——權威推薦！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員——陳國棟——專文導讀！ 　　＊＊＊＊＊ 　　■康熙的親筆家書，是充滿情感的儲君教育手冊！ 　　西元十七世紀後期，邁入中年的康熙皇帝決定親征蒙古，平定瓦剌蒙古諸部的紛爭。在三次親征的近三年期間（康熙三十五至三十六年，西元一六九五至一六九七年），康熙雖然長途跋涉、軍務繁忙，仍不忘與遠在北京的家人保持聯繫。為此，他持續親筆以滿文寫信給北京的皇太子──二阿哥胤礽。這些信件證實康熙與太子之間的往來頻繁，屬於皇帝的私人家書，限制外臣閱讀，前後多達三十餘封以上。 　　在這些家書中，康熙除了關切太子的生活作息與工作狀況，更寫下戰爭過程與戰事之餘的日常生活見聞，其中包括了康熙平日

狩獵的成果、在蒙古高原所見的人文風光、觀察平民生活而領悟的治國心得，以此作為教育太子的難得材料，是充滿情感的儲君教養手冊！ 　　下列摘錄部分信件內容，生動呈現了康熙對皇太子的關懷與期許： 　　●「如今可喜的踏上歸途，不禁思念起你來。現在正值天氣變熱，把你穿的棉紗、棉葛布袍四件、褂四件送來；務必送來舊的衣服，我在想念你的時候，想穿上你的衣服。」（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第一次西征） 　　→康熙在首次西征的歸途上，向皇太子傳達思念之情。 　　●「在巴倫．郭爾（「西河」）過夜。野兔數之不盡。野雉有兩隻，也有狐狸、鵪鶉。我非常興奮地射獵，射中許多獵物食用。每天都有許多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都前來

迎接，人數不可勝數。我吃了奶皮、奶、酸奶、奶酒、燒酒等食物，非常滿足。」（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二次西征） 　　→康熙詳述平日的狩獵生活，向皇太子表現精神抖擻的樣子。 　　●「我因為害怕皇太子在遠方擔心，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們在這裡精神抖擻的樣子，書寫起來送過去給你。為什麼你卻連一句話也不回信呢？光是寫這麼多封信件，你知道要花費多少心力嗎？從今以後我不會再寫多餘的事情了。」（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七日，第二次西征） 　　→苦於戰事失利的康熙，對回信拖沓的皇太子予以斥責。 　　●「從前鄂爾多斯人將野兔賣給長城漢人時，野兔一頭值銅錢兩枚；如今六、七枚銅錢，才能買一頭野兔，價格比以前高出三

倍。既然如此，那以前數量豐富的時代，究竟是什麼樣子呢？雖然我不應該寫下這些讓你們羨慕，但是對家人不能說謊，實在是沒有辦法。」（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次西征） 　　→康熙於第二次西征的尾聲，觀察邊民生活而心有所感。 　　●「我們到這裡以後，用儀器測量，發現北極星比京師低了一度二十分。東西之間相距兩千一百五十里。委託安多（西洋傳教士）按照他的方式計算，得知日蝕的時間為九分四十六秒。(……)天空變得昏暗，沒有出現星星。從寧夏看，京師在正東偏北之處。只是想讓你知道，所以寫下送去。也告訴滿人大臣們。」（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三次西征） 　　→好奇心旺盛的康熙，向皇太子分享觀測天文的發

現。 　　●「不須為我擔憂，只求你不分晝夜為國事盡心，閒暇之時閱讀經史，學習歷史經驗所傳授的得失，這樣就足以慰藉我內心的愁悶了。」（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三次西征） 　　→康熙勸勉皇太子，勤奮學習為君之道，同時也能使父親開心。 　　岡田英弘認為，康熙早年沒有得到皇族該有的培養與教育，而是憑藉其個人的自我期許與堅毅不拔的耐力，鞏固其皇帝之位。因此，康熙登基後，在二十二歲便立二皇子胤礽為皇太子，對其細心呵護、積極教養；即使出征在外，仍不忘透過書信教育皇太子，身為儲君所應該具備的帝王教養與關於滿洲帝國的治理準則。 　　因此，透過康熙的親筆家書，不僅能得窺傳統漢字史料中極為難得的帝王情感

與私人生活，更可以從中認識巔峰期的滿洲帝國與蒙古、西藏之間的複雜關係，甚至還能見到西方──遠道而來的耶穌會士的影響。 　　■康熙親征蒙古，體現了滿洲帝國作為「共主邦聯」的歷史實相！ 　　十七世紀後期，滿洲帝國以「共主邦聯」的形式，統治著東亞大陸上不同的族群勢力，包括滿洲、蒙古、西藏與關內十八省的漢人居住地。康熙皇帝對滿洲人而言，是部族會議的議長；對蒙古人而言，是繼承成吉思汗的大汗；對西藏人而言，是佛教中地位最高的「施主」；對漢人而言，則是儒家傳統的皇帝。 　　因此，康熙作為各族群的共主，負有協調族群關係與維持帝國和平的責任。一六八八年，瓦剌蒙古諸部之間發生紛爭，最終導致準噶爾部入侵喀爾喀

部，後者請求滿洲帝國援助。因此，康熙御駕親征，率領軍隊深入蒙古高原，懲罰準噶爾部及其領導者噶爾丹，此即康熙三次親征蒙古的開端。 　　■本書是結合宏觀歷史視野與微觀史料分析的重量級作品！ 　　《皇帝的家書》是日本歷史學者岡田英弘的代表作。岡田英弘深入研究臺灣故宮收藏的康熙親筆滿文書信，重建滿洲帝國西征蒙古的具體過程，並進一步還原康熙個人的真實性格與家庭情感，不論是在宏觀的歷史視野，或是微觀的史料分析上，都有著獨到的見解與豐富的成果。 　　本書的日文版發行於一九七九年，一開始定位為歷史普及作品，四十年來廣受日本讀者好評；二○一三年改版，除了修訂內文，更增補及新譯相關清代文獻，包括滿、蒙、藏語

等難得一見的紀錄，內容更加豐富多元。本書便是採用二○一三年增補後的版本。 名人推薦 　　莊吉發 　　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清史與滿文專家 　　專文導讀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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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精神證真鍛鍊暨天命說之義理與實踐

為了解決催的部首的問題，作者毛成遂 這樣論述：

摘 要 上帝頒發十誡，並與摩西立約應許之地，以及幫以色列人復國 (要守戒、需信上帝、不亂抱怨)，則經過一番重重考驗而達成。 涵靜老人說天帝教是上帝之教，不需要透過中轉，教主直接是上帝，上帝頒發天帝教的立教教約、教則，並與涵靜老人立約（保台方案……等等），唯所帶領的同奮弟子們其願遵教約、教則，力行五門功課，經過一番磨苦奮鬥救劫以達天命時，即可化延世界毀滅浩劫，另觀： 風水轉動，氣運變遷？或同意21世紀將可成為是全中國人的世紀 (即涵靜老人所謂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且期許以中國的王道精神(中華文化) 能將世界天下帶領至小康境界(均富)，並以達大同世界。 亦期許教徒弟

子們臻至應許之地，返回天界得以永恆的生命，這也就是中國人所講的仙佛的境界。 更為了此時此刻劫運重重，特別頒發金闕不傳之秘的昊天心法急頓法門之「中國正宗靜坐」的法寶，以奮鬥有成之教徒弟子們得賜封天爵，在人間就可以獲封「封靈」，成就身外身，以務救劫。 而以上種種之應許，條件達成的方式即，守戒約、五門功課，毅力向「靜坐」、「天命」的進路奮鬥以證真。 故本篇論文即以上述涵靜老人的天命救劫，以及正宗靜坐急頓法門之封靈的立地成就，等之篇章，來做一深入的研究與探索。

顏真卿《多寶塔碑》集聯百副

為了解決催的部首的問題，作者王丙申 這樣論述：

本選題遴選、彙集古今經典對聯文本，使用顏真卿《多寶塔碑》中存在的書法字體，或使用本碑中的部首或筆劃組成的非存在字體，按照從四言到多言的順序，編排成一百副具有該碑字形特徵、章法氣息、書法意蘊、復古意味、高度藝術價值的名聯書法作品，讓對聯形式拓展書法表現範圍，用書法形式表現對聯蘊藏的文化魅力，供書法學習者和傳播者品讀對聯內容，臨摹、學習對聯書法字體和風格，提供對聯創作藍本，激發對聯創作熱情，從而服務豐富的社會生活，有力傳播書法文化和對聯文化。

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催的部首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