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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爭點即時通

為了解決公司偽造文書的問題，作者吳月 這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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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違法吸金罪之研究─兼論刑法作為規制金融犯罪之手段

為了解決公司偽造文書的問題，作者洪杰 這樣論述：

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違法吸金罪、準違法吸金罪乃是司法實務上甚為常見的金融犯罪，其法定刑亦可謂不低；然而，無論係本罪立法要旨、以及司法實務判決，多未能就本罪保護法益、乃至於更為核心的本罪入刑正當性事由為說明；又雖司法實務上就本罪構成要件已有為數不少的討論，然而在未能釐清本罪保護法益射程範圍之前提下，相關討論是否能切合本罪性質，亦是有待商榷。基此，本文首要聚焦於對銀行法第29條之1準違法吸金罪其保護法益、刑罰正當性以及構成要件之互動關係進行確認；在確立了「刑罰目的、社會需求創造法益，法益檢驗個別刑罰正當性及刑罰構成要件」以及銀行法第29條之1可罰的不法本質在於「行為人以顯不相當的利息、紅

利影響理性投資人投資決策」的前提後，我們可以發現現行銀行法第29條之1準違法吸金罪規制模式過於偏重於空泛的「金融秩序法益」層面，而忽略本罪犯行對「個人財產法益」造成實害風險與未能正確認識「金融秩序法益」內涵、亦即其與「個人財產法益」間本應具備溯源關係。再者，本文依序就現行法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其立法體系錯置、以及混淆投資、儲蓄本質差異之謬誤，以及可行之修法方向提出建言；法律貴於實踐，縱使未能釜底抽薪仿效外國立法例將現行法不當之處予以導正，就實務上甚常肇致爭議之「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構成要件，沿襲前揭本罪可罰不法本質、以及保護法益的觀點，本文認為銀行法第29條之

1準違法吸金罪不應以「抽象危險犯」作為解釋方式，且應刪除「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構成要件，或至少將人數以構成要件予以明確化，避免衍生爭議。末者，就實務上另一常見的爭議，亦即銀行法第125條加重條款「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計算方式，誠如上開所述，本罪的可罰不法本質既在於「行為人以顯不相當的利息、紅利影響理性投資人投資決策」，而「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在此所表徵者應為不法的質變而非量變，而該加重條款實則屬「加重不法構成要件」，因此，在歸責的模式選擇上，透過將此質變後的不法總量由數共同正犯，以及對於加重條款有所認識、並利用此條件藉此遂行犯罪結果的相續共同正犯一同承擔，方可傳達本罪欲禁止、誡

命的不法本質。

《重生效應：自己的人生就要自己定義，十位更生人重新定義 人生的精采展現》

為了解決公司偽造文書的問題，作者卓天仁,何金樹,林孟偉,張登凱,張逸忠,曾敬道,楊國輝,廖國斌,劉文中,蔡林良,錢柏均 這樣論述：

　　十位更生人最真實，最真情的重生之路，就發生在我們身邊。 　　過去不等於未來，未來發生在現在， 　　從面對自我開始，為人生找出希望。   　　十位更生人最真實；最真情的重生之路， 　　你我無法想像的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  

從組織層面分析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見解—以連動式債券案件中適合度原則與說明義務的適用為中心

為了解決公司偽造文書的問題，作者顏韻庭 這樣論述：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產，引爆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亦在我國引起嚴重的影響，各國因此檢討金融監理與秩序規範。我國也於2011年制定並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以強化臺灣金融商品交易的監理與金融消費者保護。該法第9條及第10條分別為「適合度原則」與「說明義務」的規範，此二要求為金融商品銷售法律規範二大基本原則。此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則依據該法設置獨立、專業的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為「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而本文發現，同樣為針對「連動式債券」之案件，評議中心與法院針對適合度原則與說明義務之解釋、操作，以及金融消費者得

請求賠付金額比例均略有不同。本文欲深入探討評議中心與法院判決差異的原因。首先本文將說明公共政策形成之步驟，認為評議中心的設立雖是以「迅速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以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為目的，於政策形成過程中，可能考量了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接續就就評議中心的組織特性，說明其可能面臨的行政課責、政治課責。就前者而言，金管會對評議中心具有人事、財務、重要事項的核可權，此外，部分官員兼任評議中心董監事，預算來源大部分來自於金管會、績效評鑑等，均可說明評議中心受到金管會之監督；就後者而言，本文舉連動式債券與人民幣TRF案件為例說明政治課責的運作。於此二案件中，民眾向立委陳情，立委再於財政委員會針對金管會為質

詢，要求金管會做出回應，而評議中心又受金管會之監督，故亦可能對評議中心的運作造成影響；最後再與法院做比較，蓋法院並未如評議中心面臨行政課責與政治課責，或可能為二者見解不同之原因。本文認為，上開針對連動式債券之案件，法院與評議中心針對適合度原則與說明義務的解釋、操作，以及金融消費者得請求賠付金額的比例之不同並沒有孰是孰非之問題，而係法院、評議中心此二機構之組織特徵不盡相同。故本文認為可依照目前之現狀繼續發展，不需要因為此二者見解不同，而特別調整任一機構之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