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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瀛百面相

為了解決六造詞的問題，作者李長聲 這樣論述：

　　本書是旅日學者李長聲先生的最新隨筆結集，收入作者近年來關於日本歷史文化、民族性格、建築庭園、時下社會及書業出版等方面的短文68篇。「把日本樹為敵人或樣板來觀察都大可不必，無非一鄰人，自然交往，於交往之間自然了解。」作者從細節引發思考，探索過程中既有冒險性又不失雅趣，豐厚而紮實的學養足以讓作者遊刃有餘。 作者簡介 李長聲 　　旅日作家。1949年9月生於長春，曾任《日本文學》雜誌副主編。1988年7月私費東渡，自勵「勤工觀社會，博覽著文章」。上世紀90年代以來為北京、上海、廣東、台灣等地的報刊寫隨筆專欄，結集《櫻下漫讀》《東遊西話》《四帖半閒話》《居酒屋閒話》《浮世物語》《東居閒話》

《枕日閒談》《日下書》《紙上聲》等。近譯有藤澤周平著《隱劍孤影抄》《黃昏清兵衛》。 序 李長聲與知日（止庵）   優雅的牛車 009 假設……就會有別樣日本 013 優雅的牛車 017 鹹蘿蔔的禪味 021 文章讀本八十年 027 二千年友誼的畫皮 034 小和尚從哪裡來 044 古典四大戲 053 江戶文化東京人 057 恩仇何曾一笑泯 075 日本人與英語 080 日本猶須中國化 084 踏繪與火眼金睛 089 老二們 092 話說平清盛 096 也讀《倭人傳》   沒跟你說我懂日本 103 作家與酒 108 粹 112 蛛絲能承受之重 116 心醉橫山成大觀 120

行腳與旅行 128 浮世繪的糾結 132 桃太郎 138 活吃龍蝦 143 頭頭皆是道 153 橫排與直排及日本人的二重性 156 莫須有的日本論 160 沒跟你説我懂日本 167 關於《菊與刀》的隨感 170 知書不答禮 173 酒館 177 晚酌   極樂的庭園 183 緣廊的妙趣 187 一書在手遊奈良 191 枯水枯山費苦心 196 稻草繩文化 200 極樂的庭園 204 看園 208 天皇家的祖墳 212 東京城裡墓地多 216 一柱摩天樹信心 220 櫻花   下流的幸福生活 225 少女癖 230 AV女優 234 警察的兩難 238 女孩兒叫啥名 244 年輕人不好當 247

讀書的寂寞 249 松下幸之助的「經營教」 253 下流的幸福生活 258 熟年離婚 262 讀書術   改變了生活的編輯家 269 漱石和嫂子 273 學譯談藝 281 惜櫟莊 285 舊書的標價 290 大江健三郎的私小説 297 飲食男女村上龍 303 書有金腰帶 309 巧騙讀者的推理小説 315 關於多崎作的作 319 書評……書為誰評 323 村上春樹與雷克薩斯 327 城巿中的推理‧推理中的城市 332 曖昧的川端康成 337 舊書店血案 342 改變了生活的編輯家 347 暢銷書是怎麼回事 350 日本的武士小説   後記 序 　　 李長聲與知日止庵 　　 　　談起李長聲的文

章，一般總要提到「知日」。但怎麼才算知日呢，他不以此自我標榜，筆下向來不大涉及；論家卻也很少為我們解釋清楚。最近讀了李長聲的五卷選集，覺得知日的確可以概括其特色，雖然確切地説那是「李長聲式的知日」。不管怎樣先得搞明白知日一詞的含義，否則只貼個標籤既沒意思，也沒用處。 　　 　　知日常常與「仇日」、「哈日」相提並論，好像只是程度或火候的問題，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執中似的。讀了李長聲的書就知道，知日與仇日並不在同一層次，甚至不在同一領域；知日與哈日同樣不在一個層次。仇日根本不知日；哈日則是局部或膚淺地知日，這樣的知約莫等於不知。好有一比是盲人摸象，摸着腿的就説大象只是條腿，沒摸着腿的便不知道大象有腿。

　　 　　相對於仇日、哈日，知日要困難得多，麻煩得多。仇日是泛泛的，一概的；哈日不全面，不深入，不客觀冷靜；而知日總是具體的，從細微處入手，卻不淺嘗輒止，以偏概全。知日有賴於積少成多，將一個個具體題目彙總起來，由質而量，再由量而質。這裡又有個因果關係：他不是為了顯示知日而寫那些文章，而是因為那些文章我們才説他知日。所以知日這名目並不能隨便派送。 　　 　　知日首先是工夫問題，其次是態度問題，最後是理念問題，三者缺一不可。知日總是一手的。哈日雖然也是一手的，但未免隻手遮天；仇日則二手就行，抑或連二手也不需要。有時知與略知或不知的差別就在些微之間，但這起始一步須落到實處，往後的路才走得穩當。且從

李長聲的書裡找個例子：「阿城在《常識與通識》中談到吃，説『若到日本，不妨找間餐館（坐下之前切記估計好付款能力），裡面治河豚的廚師一定是要有「上崗證」的。我建議你第一次點的時候，點帶微毒，吃的時候極鮮，吃後身體的感覺有些麻麻的。我再建議你此時趕快作詩，可能你此前沒有作過詩，而且許多著名詩人都還健在，但是，你現在可以作詩了。』如果讓我來建議，那麼，你最好在進店之前估計好付款能力，此事很容易，非常大眾化的『虎河豚亭』門口就擺着菜樣，惟妙惟肖，明碼實價是日本人經商的一大特色。坐下之後再起身走人，不大合乎常識或通識，雖然是老外。」我因想起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末了那個「知」説的正是知

日的「知」。 　　 　　知日需要知道得多，但知道得多並不一定知日。知日先得去成見。仇日的成見往往來自別人，哈日的成見則來自一己。知日卻是不預設立場，也不一定有總的結論，至少不匆匆忙忙地下結論。這裡另外舉個例子。前幾天我看報上摘錄某本書的片斷，寫到下關有云：「在日本，很少看到中文標識和説明書，『日清講和紀念館』特别使用中文，可以理解為對中國參觀者的關照，也可以理解為某種剌激。因為這個紀念館，對於中國人有着不同的意義。」我就想李長聲肯定不寫類似的話，他見識得多，所以不至於想多了。知日是止於詮釋，而不過度詮釋。李長聲曾自謙地説：「我已活過周作人撰寫《日本之再認識》（1942）的年齡，在日本生活的年頭

也比他長得多，猶不能忝列他所説的少數人，即『中國人原有一種自大心，不很適宜於研究外國的文化，少數的人能夠把它抑制住，略為平心靜氣的觀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傷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冷靜了』。」不同的人自尊心的閾值有所不同，閾值過低，自尊心就成了自大心，隨處可能把自己傷了。 　　 　　李長聲説：「這種寫作大概客觀上也算是一種文化交流。或許有助於了解，但關係的好壞未必取决於了解或理解。兄弟鬩於牆，彼此很了解；理解萬歲，並非萬能。文化交流在歷史上也帶來過戰爭，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與中國麼？」知日如果説有什麼目的，那麼就在獲得了區別於包括仇日、哈日之類不知的知，亦正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相合

。 　　 　　然而要説李長聲寫文章純係無為而為，倒也未必。譬如他在書中曾提到我所説的「李長聲寫日本有一種俯視的態度」。我與他相識多年，每每口無遮攔，我的本意是仇日很容易，表示蔑視更是習慣成自然，舉我身邊朋友的例子，有好幾位愛讀書也愛出門旅遊，卻一律略過了日本。正為如此，即便這蔑視是對的，也不如緘口不言，以免隨了大流。現在讀了李長聲的五卷書，打算對自己所説略作訂正。知日與仇日風牛馬不相及，所以他寫文章，於仇日了無牽涉，倒有針對哈日予以匡正之意。曾有記者在採訪李長聲之後寫道：「他把自己定位在哈日與學者之間，也並不總寫ABC。……他表示，哈日族如果想提升一下，由哈進入知，知道日本、了解日本的話，不妨

看看他的小文章。」他自己則説：「我行文有一個毛病，那就是通篇好話，得便總提醒一下，事情還有另一面，況且寫的是人們常説具有二重性的日本，點到為止，卻常被讀成了譏諷。」李長聲不贊同本尼迪克特將二重性説成日本人的特性，更不贊同照搬當初本尼迪克特的説法來看當今的日本人，在他看來無論哪個民族都有二重性，但這裡卻是擔心哈日的人輕率地把日本看成一重的。是以我所謂「俯視」，實乃「不仰視」。至於何以能做到不仰視，他自己歸結為兩點：一是「得益於讀書」，「日本人寫的書，寫他們自己，能夠為我們的觀察提供個高度」；二是「把事物置於歷史之中看」。 　　 　　李長聲很推崇周作人的日本論，有云：「周作人寫的是隨筆，長也不過萬

把字，那一條條真見，若到了西洋人手裡，可以洋洋灑灑成一本又一本論著，雖然多是填充料，卻能譲中日兩國人歎為觀止。」李長聲走的也是這個路子。雖然周作人説他的四篇《日本管窺》是「關於日本的比較正式的論文」，其實還是隨筆寫法，而李長聲所作多接近於周氏《日本的小詩》、《談混堂》、《緣日》和《關於日本畫家》那一類題目更具體的文章。李長聲説，自己「只是對日本文化有一些觀感罷了」；還説：「我寫的是隨筆。……又自我規定為知識性與趣味性，也就是有益而有趣。有益而無趣，難以讀下去；有趣而無益，不讀也罷。還需要點淡泊，對於熱血的讀者來説卻近乎潑冷水。」他寫文章不作高大正統的議論，因為別人説得多了；不簡單傳播無見解、無

感受的信息，因為網上可以查到，此其獨出心裁處，亦其生命長久處。 　　 　　李長聲一九九○年起在《讀書》上發表文章，迄今不過四分之一世紀，其間卻已跨越兩個不同的時代，雖然他的寫作是「吾道一以貫之」。如今在互聯網上，信息的更新較之過去迅速得多，信息的查詢也便利得多。對於一位作者來説，寫作到底因此變得容易了，還是困難了；應該多寫，還是少寫；有些內容需要寫，還是不必再寫，都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信息爆炸」之際，只有真正屬於個人的聲音才有可能不被淘汰。那種僅僅倚仗語言優勢的「編譯」，同樣很容易被替代。 　　 　　李長聲説：「所寫內容局限於文化，因而逝者如斯，讀來似乎也並無過時之嫌。」歸根到底，信息不是文化

，或者説，文化高於信息。也只有在這個層次才可以談知日。 　　 　　李長聲曾記錄他與作家水上勉的談話：「我問，日本文學為什麼那麼簡素呢？水上先生説，好比白色的碟子，陽光照在上面會映出五光十色，日本的作家往往只寫出白碟子。」這番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李長聲自己的文章，借用周作人《本色》一文的説法就是：「若本色反是難。為什麼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須本來的質地形色站得住腳，其次是人情總缺少自信，想依賴修飾，必須洗去前此所塗脂粉，才會露出本色來，此所以為難也。」李長聲寫的也是本色文章，他對自己的本色顯然也有充分自信。由此我想到，作為中國人須得本來文化的底子厚，氣質好，才能真正理解自家之外的別一種文化，譬如日

本文化。李長聲説，「沒有三分灑脱和二分嘲諷不能寫隨筆，而且懶人不能寫，只耽於一事也不能寫」，但他實在是寫文章的有心人，灑脱嘲諷不失分寸，一概控制得住，而這是很多作者做不到甚至想不到的。此即如其所云：「我作文好似幼兒園的老師，哪個孩子都必須看在眼裡，文章一長，就覺得滿紙的字照看不過來了，惴惴不安。」關於寫文章，我覺得這句話講得真好。 　　 　　二○一五年一月三日 優雅的牛車 假設……就會有別樣日本 十五世紀歐洲諸小國競相發展，猶如中國春秋無義戰，鏗鏗鏘鏘，一片片海洋都被他們佔了去。假設……假設中國少一點皇恩浩蕩的念頭，不到處買好，汲汲於利，鄭和之後繼續下西洋，稱霸海上，或許不至於如今才有了

一艘航母，卻招人説三道四。 歷史沒有假設，人死不能復活。但分析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或教訓，其實就是在假設，雖然常難免事後諸葛亮之嫌。保阪正康著《假設的昭和史》，「考察在某個史實的某個斷面、某個局面若另有選擇，史實會變成什麼樣呢」。上下兩卷，截取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年代的日本歷史提出了四十九個假設，其中只要有幾個當年不是假設的話，興許就會有一個別樣的日本。如：假設日本不退出國際聯盟，假設共產黨幹部不在獄中變節，假設二‧二六造反部隊佔領了皇宫，假設德國駐華大使為日中斡旋成功，假設日本研製出原子彈，假設日本被美蘇分割佔領，假設日語改用羅馬字…… 一九二六年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一九二

八年張作霖從北京乘火車退回奉天（瀋陽），車將抵達，發生爆炸，這位東北王傷重不治，而跟隨他乘車的日本人顧問，叫町野武馬，卻已在天津下車而去。町野説，他在天津下車，是前一天張作霖命令他協助張宗昌抵抗北伐軍。一九六一年町野曾經對作家山本有三口述歷史，但三十年過後開封，並沒有多大的史料價值。炸死張作霖，這一事件始作俑昭和年代的軍事主導體制，「在哪裡提出假設才能看出史實的背面呢」？保阪正康認為，町野在爆炸之前下車，對於歷史具有頗大意義。假設他知情，車到天津就逃之夭夭，説明炸死張作霖是陸軍當局的意思；假設他不知情，冥冥之中躲過一劫，那就是關東軍的瘋狂，為掃除有礙於製造滿洲國的張作霖，賠上老前輩（町野畢業於

陸軍士官學校，與事件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齊藤恆同期）也在所不惜。

天工開物：科技的百科全書

為了解決六造詞的問題，作者蔡仁堅、蔡果荃 這樣論述：

　　《天工開物》，是明朝末葉江西人宋應星所寫的一本關於科學技術的書，書刊於崇禎十（一六三七）年。內容遍及：作物栽培及病蟲害、農業機械、水利工程、食品化學、紡織工業、兵器及造船工業、金屬冶煉、陶瓷技術、和其他手工藝和輕工業等等。 　　作者宋應星，經長時間的蒐羅和觀察，忠實地記錄了他那個時代所能見及的大部分農工業生產技術，其中，固然有時代性和地方性技術的特色，卻也承襲了中國千百年來一脈相傳的技術傳統（尤其是農業、水利技術）。這本書，可以說是總結中國近古時期生產技術的百科全書！ 　　我們今天走進《天工開物》的世界裡，就好像可以流覽到中國近古，尚可溯至中古甚至上古的許多傳統科學技術。而在進入《天工

開物》的世界之前，我們也須先獲得一些背景資料，才能真確地認識到《天工開物》所顯現的意義。 　　《天工開物》是中國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寶典鉅構，因此，對於中國傳統科技史，我們也應該有一些一般性的了解，連帶地，對於近代以及當代如英國李約瑟等學者在中國科技史上的研究成果，也應有一些知聞。從而，我們也從《天工開物》的遭遇，可以印證到中國傳統科技的許多特性。 作者簡介 蔡仁堅 　　台北醫學院藥學系畢，美國哈佛大學政府學院公共行政碩士。 　　曾任：新竹市市長、台北醫學院講師、國民大會代表、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文宣部主任、新竹市市議員。 　　現任：從事文史研究工作。 　　著有：《科學與古老的中國》、《古代中國的

科學家》，譯有《科學與人文價值》，編有《中國科技文明論集》等。 蔡果荃 　　國立陽明大學醫科畢業。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MD 　　Johns Hopkins Medical School, PhD in Neuroscience   　　現任﹕Assistant Professo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Professor, UCLA School of Medicine 　　著作﹕　　about 100 articles in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 　　《If the patient

is someone you love》  China Times, Taipei,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