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刀黨原型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地圖、推薦、景點和餐廳等資訊懶人包

父性（第二版）

為了解決剃刀黨原型的問題，作者（意）魯格·肇嘉 這樣論述：

人類父親的原型是史前階段帶有攻擊性的雄性動物。成熟的父親是兼有衝動與理性、剛烈與溫和兩種性格特質的複雜形象，這一形象在希臘的古典和神話時代發展到了完美的高峰。隨後的人類歷史經過了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和現代民主文明時期，父親的雄性衝動性格和承擔家庭責任的特權不斷受到殘忍的打擊和削弱。 但是，全世界有無數的孩子是在沒有“父親”的生活中長大的。本書探究了其中的原委，並分析了這一現象對社會及心理問題所造成的影響。 《父性》一書通過採用從古典時代到當今時代的父親意象，作者魯格·肇嘉博士從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父性的起源與進化過程。他認為，父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穿越歷史而變遷的社會

構建。作者研究了由此而導致的結果，思索了今天的“父親”身份正面臨的危機。 魯格·肇嘉博士（Luigi Zoja）是當代心理分析家，曾任義大利心理分析學會主席、國際心理分析學會主席及倫理委員會主席。已出版包括《父性》《偏執狂：“瘋子”創造歷史》《發展與罪惡：關於發展的心理學及其限制》等14本著作，部分著作被翻譯成14種語言出版。其著作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出發，結合分析心理學的專業視角，有相當深的哲學意涵。著名原型心理學家詹姆斯·希爾曼博士（James Hillman）曾用“人類心理學家”這一稱謂來形容魯格·肇嘉博士，以表達對其人學識淵博的讚賞。 第一部分 史

前史階段 第一章 哺乳動物：父性的退卻 003 第二章 大類人猿的性活動 011 第三章 父親的史前地平線 017 第四章 父性的革命 024 第五章 露茜長大了 040 第二部分 神話和古典時期 第六章 父權制和母權制 059 第七章 父親的歷史地平線 074 第八章 父親的神話起源 081 第九章 赫克托耳 089 第十章 尤利西斯 113 第三部分 走向現代與頹廢 第十三章 從羅馬時代的父親到兒子， 再到法國大革命 203 第十四章 從法國大革命到工業革命 226 第十五章 對戰爭的祛魅 236 第十六章 公共父親的顛覆 253 第十七章 喬德一家的旅行 270 第四部分 今天的父

親 第十八章 父性的枯竭 293 第十九章 父性的退卻：逃往過去 308 第二十章 父性的退卻：逃往未來 319 第二十一章 舉高的消失 338 第二十二章 作為養家糊口者的父親 356 第二十三章 尋找父親 368 第五部分 最後的反思 第二十四章 最後的反思 385 從父親的角度看待父親 雅各·佛洛德是一個布匹商人，他因為是西格蒙德·佛洛德的父親而被歷史記住。某個星期六，他穿戴整齊，戴著一頂新的皮禮帽，在弗萊貝格市的街道上散步。剛拐進一個轉角時，有一個男人擋住了他的去路。當時的情形十分尷尬，那個時代的人行道通常是一條狹窄的小徑，以使步行者能避開大街上的泥濘。雅各·佛

洛德開始向前邁步，卻有點膽怯，因為他發現要求或准許獲得優先權與榮譽或原則無關。但那個男人比他更快，並急切地維護他的優越感：他把雅各·佛洛德頭上的帽子擊落到爛泥中，吼道：“從人行道上滾下去，你這個猶太人！” 在向兒子講述這件事情的時候，雅各·佛洛德在這個地方停頓了下來。但小西格蒙德希望聽到更多，因為對他來說，這才是故事變得有趣的地方。他問道：“那麼，你是怎麼做的？” 父親十分平靜地回答道：“我走下人行道，然後撿起帽子。” 據西格蒙德·佛洛德的第一位傳記作者厄内斯特·鐘斯（Ernest Jones）認為，在這位精神分析創立者的性格形成過程中，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這個他以前視為絕對和完

美榜樣的男人身上，這種英雄主義完全缺失，這件事像一根大棒砸落在他的心靈上，從而也決定了其未來的道路。 如果沒有這樣的一段插曲發生，精神分析或許會以其他不同的方式發展。佛洛德也不會想到把兒子作為父親必然的對手，他也不會去批評一神教及其上帝天父的制度。 在此後的某一天，佛洛德會讀到維吉爾（Virgil）的《埃涅伊德》（Aeneid）並最終理解：他的父親發現自己站在與埃涅阿斯（Aeneas）逃離特洛伊時所面臨的相同分岔口上。與敵人遭遇時需要做一個決定：是為個人榮譽而戰並冒著死亡的風險，還是將思路轉到未來與自己的民眾和家人繼續生活？佛洛德是如此感激《埃涅伊德》，以至於在他的《夢的解析》（1900）

一書的前面加上了《埃涅伊德》中的一句詩文（VII, 312）：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 （假如我不能讓天堂之神屈服，我會使地獄之神感動）。我們會在本書後面的部分章節裡對埃涅阿斯這位特洛伊戰爭中的勇士給予關注，現在也暫時拋開佛洛德不談，單單看看他幻想的破滅。 這個故事列出了一個中心問題：孩子對他們的父親有什麼期待？在以這個故事為象徵的父權制的傳統中，這和他們對母親的期待有很大不同。 在正常的情境中，所有的孩子都愛他們的母親。但當一位母親被惡劣地對待或蒙受羞辱時，情況會變得怎樣？她的孩子會繼續愛她，或者會嘗試去同情她。 孩子通常都

會愛他們的父親嗎？當然如此。不過當一位父親成為不公正行為的犧牲品時，事情會變得比母親處於同樣境遇時複雜得多，因為父子關係在很大程度上被周圍的環境制約。母子關係，首先在它的最早階段具有排他性特徵，以至於這種關係幾乎與任何其他世界分離。孩子與父親的情形卻大不相同：從一開始，我們對父子關係的習慣意象是在至少由三個人所組成的群體背景下來看的。從一開始，它就是社會關係的一部分。實際上，父親的角色被期待成教導孩子與社會發生關聯的技巧的導師，就像母親教導孩子如何處理與他們身體有關的事情一樣。 如果一位母親屈從于屈辱行為，孩子的反應可能完全是負面的。但我們的文學作品並沒有母親被拋棄的記錄，孩子宣稱“你不是一

個真正的母親”的機會是不多的。然而一位輕易忍受冒犯的父親，卻有聽到孩子譴責他的舉止不像一個父親的風險。孩子們對這個觀點的執著告訴我們，他們想要的安慰不獨源自父親的愛和正直，他們還期望父親是強大的。他們部分地意識到，社會關係的功能不僅在於愛，也不僅在於正直，還在於純粹的、赤裸裸的權力。 孩子們希望他們的父親是強大的，是一位勝利者。如果一位父親是一個勝利者，同時也是一個好人，公正且滿懷慈愛，是再好不過的了。但最重要的是，父親通常代表一個知道如何取得勝利的男人意象，他是否將善良擺在了次要的位置。我們的傳統屢屢認為，一位行為公正但未能在外界取得成功的父親，遠不及那些不公正卻勝利加頂的父親。例如，莎士

比亞就以這種似是而非的論點聞名：《李爾王》給了我們一位父親的原型，這位父親權力和威望的喪失導致他遭到拋棄。 但我們的傳統偏愛的父親並不僅僅冒著採納貧乏的道德標準之風險，把重要性歸結於權力也與有限的情感生活密不可分。這種自我的局限性成為他人際關係的標記，並建立起一個別人可能以牙還牙的惡性循環：小西格蒙德顯然不能理解父親的軟弱。 兩次世界大戰及隨後的越南戰爭的破壞性已與父親的攻擊性結合在一起，對這種關係的感性認識，導致非攻擊性父親的數量已在穩步上升。但這個進化的過程也伴隨著退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男性青少年現在完全把他們自己託付給同輩人組成的團夥，用該團夥的頭領來取代父親。不可否認，對所有孩子

來說，父輩的攻擊性的衰減是一種積極的發展，但許多男孩仍與持溫和態度的父親保持一定距離，覺得他軟弱，而把他們的讚賞直接投向一些威脅社區的暴力惡棍，選擇他做養父。 當然，這樣的階段可能只是步向成年的極其艱難的道路的一部分。然而，類似的情形變得越來越顯而易見。今天的世界似乎令成年男性很難識別這樣的道路通向何方。這些年輕人遵循著匹諾曹（Pinocchio，《木偶奇遇記》的主人公。——譯注）的模式，很快就厭倦了他的父親蓋比特——他其實並不遲鈍，只是很誠實，受人尊敬——並拋棄了他，跟隨著魯西格魯魯這位傲慢自大、離經叛道的同學，僅僅因為後者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並為此感到無比驕傲。這個來自義大利的，依然有

些泥土氣息的古老故事，在今天看來還不過時，也許就解釋了它至今仍享有盛譽的原因。 顯而易見，孩子們期望父親能表現出一種愛與關懷，這種愛與關懷與他們從母親身上接收到的愛相似。但他們還要求別的東西。“對我要好，”孩子堅持要求，“公正且公平。要愛我。但是對其他人，首先就要強大，即便過於暴力，即便犧牲了公正。” 你也可以反對這一點，因為我們的出發點是一個有著父性傳統的西方世界，是19世紀的一個片段，而在當今孩子們的眼中，母親與父親之間的共同點比以前多得多。心理學家對父子二人組合進行了研究，最新的研究結論表明，在生命的第一個月，父親與孩子就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獨特的關係。然而，我們傾向于避免父親與家庭、與社

會、與周圍文化的分離：我們基本的假設仍然是，父親之為人父者的特殊性首先恰恰存在於這些功能的複雜性中；這一假設也植根于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它沒有把個體的維度與集體的維度區分開來。父親的權威屈從于民主的準則，他的力量在很多方面已經衰退；但我們的無意識不會在幾個世紀內就會消除佔據主導地位已近千年的東西。儘管失去了父親，甚至儘管現在可能正朝著一個新的不同的局面過渡，至少在無意識層面，西方社會依然是父權制 的。 父母常常在充滿矛盾指令與教導的情境中撫養子女，因而使孩子們脆弱、不安全，並且在最嚴重的案例中，使他們預先處在心理分裂的危境——精神分裂之中，關於這些我們說得已經夠多了。但是，孩子們也通過他們的期

望對父母施加了有力的影響（與父母對孩子的影響不同，因為它並不是主要的，但由於每天都在進行，因此加深了其效果）。期望與投射共同起作用，使我們變成其他人想要我們成為的人。由於年幼的兒童認為父母是好的、成熟的，且是絕對可以信賴的，他們也確實會幫助父母變得更相信自己，能探索慷慨大方的滿足感，因而變得更成熟。 但是在一個父權制社會，這一規律主要是對母親有效的。對父親而言，事情就複雜得多了，因為孩子的期望也更加自相矛盾了：這一矛盾並不是一個例外，而是一個規律。這一矛盾也並不是發生在不同的時刻，而是同時出現的。在家庭內部，父親必須遵循一個道德正直的準則；但在社會上，他的行為首先必須與力量的法則相符，或者，

更確切地說，有點類似達爾文的進化規律，也就是適者生存規律，“好的”就是“最合適”的，在這層意義上，就是能顯示最強大的能力，能保證他們自己及後代的生存。 然而，父親也是單一的個體，他不能也不允許將自己分裂成兩半。於是，為了在這一引起分裂的力量中找到自己，他在兩種法則中不斷轉換，因而變得不安全起來。父親們曾經能夠將這種與他們的角色極不相容的不安全感隱藏起來，而孩子們既沒有權利來評價父親的道德與成功，也沒有任何方法來這樣做。這樣的方法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甚至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這一情形必須牢記於心，因為它構成了我們所稱的“父親的悖論”。可以這樣簡單地描述該悖論：衡量母親履行義務到了何種程度，

通常基於她怎樣與孩子進行互動，這確實是一巨大的挑戰，但它很清晰，容易識別；父親的境遇卻完全不同，除依據他怎樣與孩子互動來判斷以外，還有賴於他怎樣與社會進行互動，而這兩個不同的領域所遵守的法則是不相同的。 “父親的悖論”不僅是個體的、心理的，而且獨立於任何特定時期的社會規範之外，同時也是公眾的和歷史的。歐洲父權制文明的核心——已經傳播到了世界各地，起先是由於殖民主義，現在卻是由於全球化——也蘊涵著第二個悖論，也正是第一個悖論的集體面目。這一文明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其教義，然而與此同時它又“達爾文式”地傳播著，通過運用力量的方式：通過戰爭的方式；通過掠奪和毀滅自然的方式；通過鎮壓和剝削那些弱者或

僅僅是更愛和平的人們的方式；通過系統化地在全球範圍內招搖著“爾等不得殺戮”“爾等不得偷盜”“爾等不得覬覦鄰家的屋舍……或任何屬於鄰家的東西”這些命令的方式。在這層意義上，歐洲文化的核心，那些在地球上四處傳播的理性準則，其本身卻是如此深刻地非理性。就像作為個體的父親一樣，這種父權制也在遵守愛的法則和力量的法則之間搖擺，離兩者的調和相距甚遠。 一位為左翼政治團體工作的年輕女性，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了大學。當時，學生的抗議運動達到了狂熱的巔峰。她的父親是一個企業家。他的整個事業都危機四伏，其家族公司更是處於嚴重的困境中，因為他缺少進攻性，也缺少爭鬥的意願。 她頭腦敏捷，精通辯論技巧，

由於學的是哲學，她又參加了政治辯論，其天分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面對父親，她就像一位雄辯家。而反過來，父親有點笨拙地接受了她的挑戰，參與到她的討論中去，並且完全沒有意識到他這樣做只是為了更好地與女兒交流。在討論中，他的辯詞更加顯得笨拙。女兒遊刃有餘地施展著她的聰慧，總是贏的一方。然而，她的滿足感總是不長久。父親比她軟弱，既沒有她自己正在追求的知識與智慧，也沒有情感上的獨立，這一切使她的勝利有點苦澀。 父親極愛她，而且他在事業上並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投機者，在家庭中也不是一個獨攬大權的暴君。因此，是什麼使女兒感覺他就像一個陌生人，並不存在於她的理念中？這是一個關於情感的更深層的問題，並且受到更非理

性的情感波動影響。那個男人身著失敗者的心理外衣，就像內薩斯 的襯衣不能被脫去。然而，痛苦與難過還沒有達到頂點。 她漸漸意識到家庭已經步入經濟上的困境，而這主要是個人的原因。她的朋友都是企業家的女兒，都過著舒適的生活。她對父親的鄙視與日俱增。父親也變得總是遭人拒絕，被人打敗，同時身體也患了疾病，檢查發現得了癌症，已經時日不多。 女兒努力想對父親表示同情，然而她內心反叛了。除了他的大腦日漸迷糊，失敗已經在他身上紮下了可怕的根。女兒感覺父親的出現比任何時候都令她難以忍受：他引發一種非理性的反感，在身體上和審美上都揮之不去，就像她在被單上發現一條討厭的蠕蟲一 樣。 父親嘗試迫使女兒與他聊天，讓她

陪在自己身邊，命令她待在家中，不得和朋友們外出。他想方設法所做的給他帶來的是更大的嘲笑與奚落。在回想那段時光時，女兒還記得門是怎樣“砰”的一聲被關在了身後，她拋棄了躁動不安的父親，照樣出去了。父親死去了，飽受身體與靈魂的折磨。有一段時間，女兒覺得已徹底解 放。 許多年以後，女兒進行了心理分析，嘗試著與父親的形象進行和解，並就他不可避免地遺留給她的那種罪惡感做工作。她對於父親的感覺——那種鮮明的反感，甚至在他死去後，依然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為了克服這種反感，她不得不無數次回想起他的經歷，回憶起他的容顏。慢慢地，她不再為他如此與自己接近而生厭；她幾乎體驗到了與之相反的情感，有點類似憂傷的思念

，她再一次覺得非常同情他；到最後，她覺得很愛他。這一工作進展得如此緩慢，讓人覺得永遠都沒有盡頭。她已能接受父親在世時已經瞭解的一些事實，但在以前，這些瞭解都是理性的：之前她無法將它們轉變成發自內心的信念而在她的心靈中佔據重要位 置。 “我的父親在事業上沒有成功，就像他的疾病，使他變得弱小；但並不是不好的，因此也並不是不值得被人愛。我的價值觀從未以身體的勇猛與經濟上的成功為中心。我對這個過度競爭的社會感到十分厭惡，這個社會獎賞殘酷無情，卻沉重壓迫弱小。我想要站在弱者一邊。但這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當弱者如此令人害怕地與你接近，讓你覺得一個人的弱點正在威脅你，就像傳染病一樣。基本上，我為自己有這樣

的感覺而感到更加毛骨悚然，這太不公平了；但要克服面對那些被打敗的人時的那種反感非常困難，特別是當失敗與自尊的喪失結伴而行時。” “在我的內心，我在對著父親叫喊：‘既然你已經選擇了一個你應當覺得羞恥的職業，你至少應該把錢賺回來！不要那樣面無人色地躺在床上！起來，到你的辦公室去！為什麼你不能與癌症做鬥爭？你在讓它獲得勝利，只是為了刁難我。’” 在20世紀40年代的義大利，一個男孩成長在一個大家庭中，這個家庭包括祖父母、叔叔、姨媽以及其他各種親戚。當時，這個國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接下來的法西斯分子與反法西斯戰士之間的內戰，依然記憶猶新，而另一場更偉大的鬥爭正在形成，就在將要決定戰後的義大利是

實行君主制度還是共和制度的公民投票中進行。這是一個書香門第，屬於中上階層，可以容忍並尊重各種不同的觀點及視角，而且誰都不需要提高嗓門說話。男孩還記得家裡人圍繞著政治進行討論的氣氛：討論的語氣總是禮貌而有教養的，充滿激情，總是活力十足，打動人心，能夠給人留下深深的烙 印。 男孩的父親偏向于共和制，家庭中的一些成員也表示贊同。其他人贊成保留國王，也許是因為擔心共和制是走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只有一個叔叔是真正狂熱的保皇黨。家庭中的成員沒有把他太當一回事，但他的拜訪次數頻繁，足以讓男孩有這樣的發現：自己早期的記憶之一——從幼稚園時期到開始讀初中——是成為一個狂熱的保皇主義者。 作為一個成人來進行心

理分析，他說起這些保皇主義的情感，認為是對他父親的一種背叛。 “但是，作為一個孩子，”分析師說道，“你當時年紀那麼小，你能夠為一種背叛負責嗎？” “我並不這樣認為。我當時已經瞭解了足夠多的東西，能夠做出正確的結論了。我的父親話很少，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職責中，而我的叔叔高傲自大，十分膚淺，什麼也做不好：他真正感興趣的是過一種輕鬆而舒適的生活。” “你不是說你是後來才做出這些判斷的嗎？你和叔叔之間都談論些什麼？” “我問他關於戰爭的情形。實際上，他並沒有見到太多的軍事行動，因為他被分配到供應線上。但有一個故事我不斷地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講。他曾經受阻於一個路障，他的卡車受到攻擊。他派人找來一

輛坦克，把路障以及在背後射擊的人全部摧毀了：那些人正在保衛著自己的國家。 “當我記起那個故事時，我覺得有點頭昏腦漲：今天我好像從一個很高的地方再次看見了那一場景，似乎在努力超越它。但聽到叔叔回憶這個故事時我極其興奮，畢竟那個有著這樣感覺的男孩，就是我。” “你有沒有和父親談論過戰爭？” “從來沒有。他對此一無所知。他是後備軍官，從未被召上戰場，因為他作為一個工程師的某些特長被認為是更重要的，如建造炸彈躲避處等。很明顯他也樂於做這些事，因為避免了危險，也因為做的是一些有用的事而不是他反感的事。但我覺得他是在逃避，因為躲避處事實上就是躲避的地方，看起來他甚至有點雙重逃避。我的父親比叔叔年老，

也沒有他那麼強壯，一切似乎都在宣告，他不適合戰鬥。我還觀察他們早晨刮鬍子。父親用的是電動剃鬚刀，而叔叔用的是折疊式剃刀。那個電動剃刀似乎讓我想起了我在廚房裡的女傭手上見到的第一件電器：這是男人應當感到羞恥的事情。但對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男人之間對比的真正總結還是公民複決投票——根據喜歡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來投票。” “你和父親討論過公民複決投票嗎？” “他將自己局限在一些本質的要點上。他會說：‘你看，義大利的情況與德國不同。正是國王任命墨索里尼來執政。因此，光我們自己廢除獨裁專政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廢除國王。’然後我想他還會加上一句，似乎在自言自語：‘即使是一個共和國，也會有出現一個無能的總統的危險

，但是當大家罷黜他後，就不必忍受某個同樣無能的兒子了。’” “最荒謬的事情是，當時我已經明白他是對的，但我拒絕給予他那種被贊同的滿足感。” “你與叔叔談論過這些事嗎？” “事情的癥結就在這一點上。叔叔根本就沒有任何想法。他只會大呼小叫：‘共和國？那是什麼意思？你難道不知道共和國的總統是一個老朽的老人而已？’我甚至還認為他給我看了一個老人的照片。也許是在後來，當共和國已經建立起來之後，但我的記憶將所有這些關鍵的意象都歸結於屬於一個單獨的時刻。‘國王，’他會說，‘年輕、強健而英俊：看一看他。’他會指著照片中的一個人，穿著華麗的制服，被一群騎兵官員簇擁著。我還年輕，而且正在發展的思維功能還很麻

木。外貌是一切，理性看似無足輕重。我將國王認同為叔叔，而將疲憊的年老總統認同為父親。我偏愛那個我認為更強壯、更激動人心的形象，這個形象充滿了更有力的穩定感，一個不需要被其他任何人選擇的人物：畢竟，國王生來就是國 王。” “這個時期也正是祖父母給我講匹諾曹的故事的時期。也許我就像那個木偶兒子，他知道父親蓋比特是對的，卻與野性十足的魯西格魯魯一起離家出走了，因為他覺得只有魯西格魯魯才能為他帶來新的體驗和新的玩樂方式。在一個過於有教養的家庭，也許叔叔是唯獨讓我感到有一種簡單而本能的男性人格存在跡象的人，而這個階段你如果沒有實際體驗，就不能將它跳過。” “我的父親也有值得批評的地方。為什麼他不能與

我分享他的想法？為什麼他不解釋建造躲避處來提供免受武器傷害的保護比使用武器更好？而建造躲避處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力量？在這種意義上，我真的很需要他，但我沒有感到他在我身邊。因為他沒有告訴我他是怎樣思考的，而不是因為他從未講過有關戰爭的故 事。” * 但是，粗暴地得出結論說西方現代社會的不穩定在於父親權威的逐漸削弱，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減弱本身只是它的另一種表現而已。同樣地，如果我們認為父親危機完全是一個近幾代或者只是20世紀才出現的現象，就會嚴重束縛我們的思想；我們會發現，在西方世界中，父親的潛在意象是受希臘神話和羅馬法則的深刻影響而形成的，儘管後來它被基督的降臨改變，然後又受到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

命的影響而發生了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所發生的改變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但相對於歷史的洶湧波濤，它們也只是浪尖上的泡沫而已。 只關注當今時代和當前形勢，就相當於向大眾媒體文化致敬：一種立即滿足食欲的速食文化。對於這種文化，瞬息的食欲滿足比任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慢慢展開的長期計畫都重要。如果這就是許多研究的秘密指南，那麼它們最終會背離自己：它們在言語上為好父親的缺失而悲傷，但實際上增加了某些事物的活力，包括那些集體意象所賦予的諸如與好父親的持重、堅定與責任心相對立的事物。兜售當前所發生的事件紀實，就像叫賣速食：有大量的卡路里，品質低劣，但消費者人數眾多。而且如果事實就是如此——

正如我們所擔心的——調查研究局限在當今已知的事實當中，這使得它有著電視慢慢謀殺書本這樣的罪惡：正是那些書本提供了這些調查研究的推廣形式。 毋庸置疑，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已經導致在集體心理層面所發生的變化有著令人眩暈的加速度。然而我們也必須記住，我們能直接看見的變化，總是將我們置於對其評價過高的危險之下：從一個波浪的浪尖向下看到波谷，我們得出結論說它們之間的高度就是海洋的深度。可靠的研究告訴我們，在美國，大多數人廣泛持有並大致贊同的父親意象，已經在短短幾代的時間內從“一家之主”變成了“共同父母”（父親也分擔母親的職責）。然而，美國的父親和孩子之間真正的牽連從實質上來說是沒有什麼改變的。事實上他們的

牽連程度與母親和孩子之間的牽連程度相比非常之低，而且也是微不足道的。 與我們的真實行為相比，調查研究所揭示的通常與我們在意識頭腦中所保存的信念更相關：它們揭示出我們心中父親的意象，或者說父親所想像的，他們自己相信的理想形象。與在我們內心深處漫無目的地轉悠著的，沉重而悲慘的原型不同，這種意識的價值會迅速改變，特別是在這樣一個依賴拋售更新的價值而不斷交流的時代。銷售自身的過程使大眾交流不斷推進並加速表面的變化。新異事物以最快的速度，按照時裝業的可笑模式出售：時裝業通過每年不斷地翻新產品來創造人們的需求。這並不是人類心理的深層發生了變化的標誌。心理分析的實踐使它變得更加清晰，例如，公開的討論及先前

不為人知的尋歡作樂之場所的遍地開花，導致在過去一代人的時間內，義大利人的性觀念的改變要比過去整個世紀都大。然而，無意識的壓抑卻沒有得到同等程度的放鬆，而且與性有關的領域的整體形態，也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改變。人們的頭腦已經現代化了，雙腳卻牢牢地紮根在天主教的千年歲月當中。 我們知道，對於父親的討論不存在絕對真理。歷史事實——特別是在當今世界，男人角色與女人角色之間的距離快速縮短——展示了無窮的演變進程。有的母親是一家之主，她們有自己的事業，而她們的孩子通過複雜的期待來看待她們：因此，母親也同樣陷入了“父親的悖論”當中，並且伴隨著更大程度的複雜性，因為孩子不會放棄，如果有這樣的母親，也會很享受對傳

統母親賢慧與奉獻的期待。 不過，出現這個情況的原因很明顯。因為這樣的女人是一個現代的“一元化父母”，她在其人格中增加了一個類似父親的形象。在將父親作為一個心理學原則，而不僅是一個物質的人來對待時，我們必須也關注一下類似案例。我們所感興趣的是這一形象的基本特徵——在父親的原型中——而且不僅關注其變化，當然也不僅只關注他們當中的幾個：我們所關心的是“父親，不論其性別為何”。因此，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不論其來自哪個國家或屬於哪個時代。 既然我們的興趣點是心理的，我們想探討一個父親的集體意象，包括在無意識中發現的，也包括在我們所浸潤的文化中所發現的。即使所指的人是實際存在過的，我們探討他也是鑒於其

有特別的能力，能夠概括這一更普遍意象的特徵。在我們討論過程的不同時刻，這一形象在女性當中，就像在男性當中一樣；在團體當中，就像在個體當中一樣，都得到了具體體現。我們的興趣集中于一種心理原則，而且為了簡便起見，我們繼續稱之為“父親”，沒有更進一步的形容詞來修飾。 因此，我們對於“父親”的研究將開始於我們所能發現的最遙遠的起源。許多價值很高的文獻已經對“父親”的歷史有所關注，但並沒有關注其在歲月長河中的心理進化。實質上，在這裡採用的“心理”一詞可以用來指那些分析師關注的各種事物：那些圍繞著父親的理智信念和社會標準——而且已經是看得見的——引不起我們太大的興趣，我們更感興趣的是位於更深層面的意象與

模式。儘管通常是無意識的，且已被忘記，但它們依然強健有力，並出人意料地存在著。 這些意圖也是本書如此構成的原因。 我們不會一個世紀接一個世紀地追溯父親的歷史，而是集中在其關鍵的心理階段：首先是父親的史前階段，然後是希臘、羅馬、基督的降臨、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最後是世界大戰和“家庭的革命”，而後兩者揭示了父親與孩子的分離。 我們將把注意力轉向沒有留下歷史痕跡的過去，更多地關注古老年代的規誡與神話，而不是現今還保存著，至少是正式地保存著的強有力的宗教信仰與習俗。後者對於形成今天對父親的理解也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分析師主要關注的是事物不被人看見的那些層面，那些佛洛德向維吉爾借用的“地獄”。

深度心理學喜歡去瞭解：為什麼在今天的父親身上、在西裝革履和襯衫領帶的包裹下，尤利西斯與埃涅阿斯的胳膊依然能夠找到。 雖然意識到不得不依賴對一個極不確定的領域進行推測，但我們對於父親意象的研究將引領我們穿越歷史的圍牆。本書的第一部分將注意力投向史前時代，投向通往人類父親的動物發展進程。 事實上我們會看到，父親身份的起源沿著自然與文化的接縫之處延伸。這一斷言是站得住腳的，因為一夫一妻制的父權制家庭，在所有的歷史社會中都占主導地位，它是文化的產物，似乎並不存在于自然世界（例如，在類人猿中）。就更明顯的方面來說，它也是站得住腳的：母親以清楚、顯而易見的方式為後代賦予生命並提供滋養；而與母親不同的是

，男性為了感知到他對生殖行為中的參與——因而將自身轉化為一個父親——必須首先獲得某種推理能力。最後，最重要的是，當我們從反向的觀點來看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時，這一斷言依然是適用的。除考慮文化給了我們父親之外，我們還必須提出一種或然性——至少是可能性——就是父親的出現本身對文化的誕生負有責任（誠然，是與其他新發展一起，諸如技術的革新等）：對人類最終從其原始的生存狀態中退出因而也就從動物行列中退出，負有責任。本書的第一部分試圖重現這一過 程。 父親是一種建構、一種技巧。他以此而有別于母親，母親為人類的生活世界帶來一種已完全在動物生活中得到確定的、無處不在的、生存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