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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所 李毓嵐所指導 黃正宗的 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2021），提出台灣共和國1927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保險史、金融史、戰後經濟史、戰後接收、金融管制。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薛化元所指導 李禎祥的 二二八事件的虐殺與逃亡 （2018），提出因為有 二二八、屠殺、逃亡、肅奸、綏靖、清鄉、奸黨、陳儀、蔣介石、國民黨、台灣人、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德報怨、南京大屠殺、中國政治文化的重點而找出了 台灣共和國1927的解答。
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台灣共和國1927 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二二八事件的虐殺與逃亡
為了解決台灣共和國1927 的問題，作者李禎祥 這樣論述：
從人權史的視野來看，二二八既是一場大屠殺，也是一波大逃亡，兩者有緊密的因果關係。而屠殺背後，有陳儀當局對二二八危機處理的縝密計畫，以及複雜的政治操作。操作的核心策略，是製造和擴大誤解，除極力誇張本省人的暴行和外省人的災情外，更將當時國軍兩大敵人：日本人與共產黨，嫁接到台灣的抗爭民眾（官方稱為「奸黨」），並燃起中國民族主義的怒火，將國軍對日本人的仇恨，報復到台灣人身上。故國軍在二二八的虐殺手段，處處可見對日軍暴行的模仿。日軍暴行的殘忍、中國政治的險惡、台灣命運的悲哀，這三者緊密扣動的關係，是二二八最重要而深隱的脈絡之一。此種二二八悲劇的強度，直接影響二二八逃亡的廣度。為了躲避殺戮，成千上萬人展
開逃亡，從平地潛隱山區，從島內偷渡島外；墓地糞坑、天花板上、榻榻米下，都有人藏身。當局為了獵捕逃亡者，祭出懸賞、擄人、自首自新、連保連坐、戶口清查等措施；相形之下，逃亡者的應變非常有限。但因為外來政權對台灣比較陌生，仍有許多漏網之魚。除了「有形」的逃亡外，還有「無形」但影響更深遠的「心靈逃亡」：在大屠殺的陰影和白色恐怖的高壓下，兩、三代台灣人自願或被迫噤聲，逃離對二二八的記憶、接觸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