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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與發展

為了解決善導寺到外交部的問題，作者楊書濠 這樣論述：

本文的題目〈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政教關係中的挑戰與發展〉，研究動機是想要瞭解解嚴前後台灣社會的變化狀況。因為一個國家的戒嚴對整個社會發展，會產生極大的變化，台灣地區更是經歷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為世界各國之最。戒嚴時期的社會型態與民主社會有著極大的不同，因此在面對台灣社會由戒嚴到解嚴的過程中，人民團體所受到的影響與變化，是值得觀察研究的。 在觀察的對象上，諸多的人民團體中，何以會選定中國佛教會呢？主要的原因有下列兩點：一、它是中國最早成立，並且通過政府立案合法的人民團體。民國成立之初，佛教人士即積極的透過各種整合，成立「中華佛教總會」，並分別取得了當時南京政府與後來袁世凱

政權的確認，成為合法的人民團體組織。之後雖然經過多次波折與重組，自民國十八年終於成立了「中國佛教會」。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中國佛教會不僅是戒嚴時期佛教界唯一的中央級人民團體組織，至今在台灣之佛教界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其組織發展的歷史悠久，足以作為觀察宗教與政治互動的對象。二、它是國民黨較早認可的人民團體。國民政府在北伐完成後，進入了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後，民國十九年（1930）中國佛教會即獲得國民黨中央黨部認可，成為國民黨較早給發合法證書的人民團體，與國民黨之間的互動歷史悠久，留下相當豐富的資料可資比較研究。 從戒嚴到解嚴的時間界定上，本文主要以中國佛教會的發展為主體，觀察其在民國六十七

年（1978）至民國九十年（2001）之間的發展。之所以如此界定時間的原因，是因為此段時間正好歷經中國佛教會第九屆至第十四屆會期，分別有白聖、悟明及淨心三人擔任理事長。三位理事長中，白聖擔任理事長的第九屆、第十屆（1978–1986），正處於戒嚴時期；悟明擔任第十一屆、第十二屆（1986-1993）理事長，正是台灣社會處於解嚴前後的敏感時期；淨心法師領導的中佛會第十三屆、第十四屆（1993-2001），則為台灣社會解嚴後，至政黨輪替間的敏感時期。本文即是希望透過中國佛教會在此三個階段的發展，觀察台灣社會從戒嚴到解嚴的過程中，對此一人民團體帶來何種的衝擊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