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縣市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地圖、推薦、景點和餐廳等資訊懶人包

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

為了解決四川省縣市的問題，作者譚松 這樣論述：

　　1921年，一個幽靈——一個外來的幽靈——悄然降臨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九十多年前，沒有人預計到，弱小的它含蓄著一種中國五千年之未有的巨大能量——一種高超地利用、駕馭、強暴土地和人民的巨大能量。 　　幾十年後，它成功了，它君臨天下，成了這塊土地的唯一地主和絕對主宰。 　　只是——不到一百年，從打出一個「新中國」的土地革命，到「一舉改變兩千年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再到賣地、「強拆」的土地財政，一波又一波血雨腥風，使這塊古老的土地，浸透了華夏五千年未有之血紅。 　　1950年底到1952年底，川東和中國的其他地區均展開了土地改革運動。中國的農村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地主和富農遭到了殺害、嚴刑等處置。中國官方認為土改是中共建政之初的功績，而除了官方敘述外，極少有學者觸碰這段歷史。 　　多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想過地主究竟是怎麼一個群體，更沒有想過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任由歷史的真相、殷紅的鮮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統治者層層疊疊的謊言、標語、口號和文學家、藝術家們編造的各類作品中。 　　2003年，譚松因為前一本書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還在「取保候審」期間，開始對川東地區（原四川東部、今大重慶地區）的土改歷史展開了調查研究，耗費了14年的時間，採訪了大量的土改親歷者，認為官方的敘述是「洗腦」。最終寫下近40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

地》，記錄了川東土改時發生的歷史。 　　自2001年起，譚松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展開了長壽湖右派的調查，完成了50萬字的《長壽湖：一九五七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2002年7月2日，他還未完成便遭到了當局「收集社會黑暗面」的指控。隨後他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並關押了32天。此後他還被取保候審了一年。直到2011年，《長壽湖》才在美國出版。 　　《血紅的土地》觸犯到了官方，和《長壽湖》一樣沒能在中國國內出版。 　　譚松原任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因調查土改、反右、劉文彩莊園、抗戰、汶川地震的真相，並在課堂上講述八九六四；2017年6月21日，發表文章〈讀了「從《軟埋》歷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

革命歷史觀」之後〉，為正遭受左派圍剿、獲第三屆路遙文學獎作者方方的小說《軟埋》辯護，認為小說中談及的土改情況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終於在中共召開十九大前遭開除。對此，2017年9月29日《紐約時報中文網》有詳盡的報導。 　　他2017年被迫離開中國，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國洛杉磯。 　　《血紅的土地》證實了中國農民的命運，在中共誕生的那一刻起，已經被註定了。 　　中共為了自己穩坐天下，據一切財富、資源於自己一身，不惜冤殺數百萬生靈，迫害數千萬他們的子孫，並且至今還讓他們背負著「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罪名，與此同時，它自己打扮成「解放」眾生的救世主。它一方面編造地主剝削壓迫的理論、編造劉文彩《

收租院》之類的罪惡，一方面實施剝削壓迫的統治，在謊言的欺騙和暴政的淫威下進行瘋狂的掠奪，這，就是中共統治幾十年的歷史真相…… 　　譚松走訪了12個縣市，訪問了400多個土改親歷者，最後完成這一部土改專訪錄。他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他說，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 　　他曾經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寫道：「遺忘，讓被扼殺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種比肉體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對地主的苦難，豈只是生命的虐殺和虐殺之後的遺忘！ 　　地富們在付出了財產和生命之後，還要背負著「罪該萬死」的罵名，被貼上「遺臭萬年」的標記，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

最大的不幸。人世間的大不公，莫過於此！就是那一刻，他決定不顧一切進行採訪。說「不顧一切」是因為當時還處在「取保候審」的「服刑期」。 　　耗費14年 的時間，採訪了大量的土改親歷者，遠非官方的「洗腦」式敘述，譚松最終寫下近４０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記錄了川東土改時發生的歷史……聞所未聞的一些現象、一些場景，一些即將被歲月淹沒的個體不幸與歷史真相…… 　　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譚松說，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中國現在對土改真相的研究還是禁區中的禁區，但一定要有人來做！ 　　多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想過地主究竟是怎麼一

個群體，更沒有想過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任由歷史的真相、殷紅的鮮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統治者層層疊疊的謊言、標語、口號和文學家、藝術家們編造的各類作品中。 　　當年的「土地改革」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最野蠻、最殘酷、最血腥、甚至最下流的土匪搶劫。在這個搶劫過程中，有大規模的殺人；有暗地的強姦；有公開的輪姦；更有千奇百怪的種種酷刑。 　　在這些聞所未聞、難以想像的酷刑面前…….譚松是怎麼去做這部採訪錄的呢？ 　　希望這部採訪錄，既為人們展示當年那真實的一幕，也為有關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關資料。 好評推薦 　　「這本書正是在感性認知和理性認識的高度結合中，還原了土改血

史和認識了土改血史，並因感性和理性二者兼備而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境界。雖然，這一由鮮血凝結而成的『美』（指認識的真切深刻而言），卻蘊藏著歷史所絕不該有的那一幕幕曠古悲劇。」──辛灝年（作家、學者） 　　「如果要說這本調查採訪實錄同方方的小說《軟埋》有什麼不同的話（不是指文學形式），那就是，川東土改真實的慘烈程度，百倍於小說！」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9-29

四川省縣市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台灣各縣市持有小客車數變動的空間自相關分析

為了解決四川省縣市的問題，作者蔡慶發 這樣論述：

本論文主要針對台灣各縣市平均每一千人擁有的小客車數量進行空間分析。當前汽車廢氣排放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環境污染往往與地理空間息息相關，故可用空間計量經濟學對其進行分析。本論文使用空間自相關指標觀察及探討台灣各縣市小客車數的自相關情形，與各縣市小客車數的分布差異，以作為政府對汽車產業提出政策的參考。本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各縣市每一千人平均持有小客車數量自2001年到2020年呈現上升的趨勢，且存在空間自相關的現象，而2015到2020年直轄市的平均每一千人擁有的小客車數量並無顯著高於非直轄市的平均每一千人擁有的小客車數量，地理區域是中部地區的縣市的平均每一千人擁有的小客車數量明顯高於地理區域

是北部、南部、東部地區、離島地區的縣市。

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

為了解決四川省縣市的問題，作者畢可思 這樣論述：

　　★★★★★ 總是在要求別人道歉的中國 ★★★★★ 　　﹡瑞典脫口秀諷刺中國遊客習慣不佳，中國怒稱用心險惡！ 　　﹡義大利精品D&G「起筷吃飯」廣告引起公憤，上海大秀被迫取消！ 　　﹡APEC高峰會要求修改領袖會議宣言，中國官員怒闖巴紐辦公室！ 　　集粗暴、憤怒、野心與矛盾於一身的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從何而來？ 　　亟欲擺脫，又同時緊抓不放過去恥辱歷史的中國，又將前往何方？ 　　「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 　　一九五〇年代，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了一面豎立在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自此這面由博物館虛造的告示牌，烙印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當李小

龍在電影《精武門》凌空踢碎告示牌的那一刻，中國人無不拍手叫好。這面告示牌掀起的影響遍及國際、廣至各階層，它象徵著那段列強入侵、掠奪與歧視的降格過往。波濤久久不退，至今依然。 　　中國近代史專家畢可思爬梳一戰結束至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掌權間的歷史，進一步述說北京政府如何站在過往基礎上推進「新中國」，外強如何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關係，而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國又是何模樣。 　　本書呈現的並非中國現代史的全貌，卻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今日，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國，在國際各處以強權姿態橫行，不斷上演著古怪、敏感、霸道又愛鬧脾氣的外交風格。然而強國的背後，卻是兩百年來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

中華偉業。使用「玻璃心」一詞時，我們亦無法忽略「中國」這個名字身上背負著討回百年公道的心理脈絡。 　　「我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習近平 名人推薦 　　(按姓名筆劃排序)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吳啟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胡忠信 歷史學者、政治評論家 　　陳鳳馨 News98財經起床號節目主持人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好評推薦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本書描述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反帝的社會、文

化與心理根源。作者試圖探索像義和團那樣的狂熱排外心態是如何產生？為什麼中國人一定要超英趕美？對作者而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衝擊不只是船堅炮利或外交折衝導致的喪權辱國，而是深入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這些一點一滴的傳播使中國國內的歷史充滿了國際的因素，藴育出波瀾壯闊、愛恨交織的民族情緒。本書既能掌握歷史細節，又不忘記思考宏觀議題，是一本值得細讀的上乘佳作。 　　吳啟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以往一個多世紀，觀察和研究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西方著作幾乎都無法控制自己將中國放置在基於西方歷史經驗而設想出的「應有」的位置之上，強迫性地加「批判」或「同情」的慾望。《滾出中國》是一部從中國以外的

角度理解中國，但克服了這種慾望的著作。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作者畢可思不僅從史學家實事求是的態度撰寫此書，也透過細膩與鮮活的筆鋒，如報導文學般讓人親臨歷史現場；每個場景的串連，刻畫過去百餘年來中國現代化的艱苦歷程，以及民族主義得以滋長的養分。這也讓我們更容易理解，習近平上台後提出的「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深層原因。對臺灣的讀者而言，這是一本能檢視自身認同以及評估臺灣在兩岸關係處境的好書，值得一讀。   作者簡介 畢可思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歷史教授，出生於英國威爾特郡，曾旅居德國、香港，並曾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中英殖民史。

著有《帝國造就了我》（Empire Made Me）、《瓜分中國》（The Scramble for China）兩部讚譽不絕的作品。 譯者簡介 胡訢諄 　　中正大學哲學系學士、碩士，英國愛丁堡大學翻譯研究碩士。譯作十餘，如《香吉士一家人》、《漫遊歐洲一千年》、《心碎史》、《理想的告別》等。譯作指教：[email protected]。   致謝 名詞使用說明 前言 第一章  停戰 第二章  搞革命 第三章  大地 第四章  協商 第五章  心目中的中國 第六章  猴子騎靈? 第七章  所謂的盟友 第八章  外國專家 第九章  亞洲之光 第十章  野獸與惡魔

  前言 　　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過去三十年來，憤怒的示威抗議與激烈的譴責抗爭持續不斷，似乎預告著中國站上世界舞臺，以嶄新且強勢的姿態揭開序幕。這一連串的事件導火線包括領土爭議、北約組織戰機意外轟炸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二○○八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抗議、中美撞機意外等許多糾紛。其中不乏領導者與外交官尖銳的文字聲明，以及中國政府審慎規畫的牽制行動。中國各城市的外僑住宅同時可見和平抗議或暴力攻擊。我們也看到中國的民族主義言論蔚為風潮，鼓吹中國對外國政府「說不」（或更難聽的話）。但背後的緣由很大程度來自平民百姓的直覺反應，而非單純的國家立場。 　　這些激動的情緒與嚴厲

的言詞，常使從旁觀察的外籍人士為之咋舌，然而更令眾人費解的是，每一次的抗議必定特別強調過去──憤怒是一回事，這種歷史意識絕對又是另一回事。這些紛爭部分肇於過去本身與過去所象徵的，例如日本的教科書內容，或國際拍賣會推出了中國文物。國與國之間的爭執、意外與大小事件可謂家常便飯，然而，為何中國經常如此憤慨地回應這些事件？或為何必須如此憤慨？為何過去如此重要？在各國侵略中國的當時，部分中國淪為日本或英國的殖民地，一艘艘英國、美國與法國的砲艦駛進長江，而十多座主要城市皆在日本、英國、俄國及德國的掌控之下。然而，那個年代已經結束了，結束七十年了，難道不能純粹把它們當成隨風而逝的歷史？ 　　我們須認識且理

解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它伴隨著中國撼動世紀的經濟發展，它也理所當然地為中國注入嶄新且強盛的力量。我們也能想見經濟強盛的中國將在世界面前宣示自身地位，也許此情此景需要花點時間適應，但勢必發生。然而，除非我們能理解這個現象其實並非奠定在中國今日的力量，而是扎根於過去的軟弱，否則我們定然想不通這個現象，也不得與之交手的門道。這些爭議埋藏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脈絡，以及一八四○年代以來受制外國強權的經驗。中國透過歷史的稜鏡展望二十一世紀，以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挑戰面對眼前的現況。如果我們也透過這面稜鏡，就能看見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如何深植外部帝國占領的主要都市、殖民地與中國境內其他地區。本書欲表達的不僅是單單承認此事

實，而是在真正深入瞭解這段過去後，眼前的現象才會合理。這並非只是論點，而是他們的歷史，他們賴以生活的歷史。 　　讓我們以一度豎立在上海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為例。一九五○年代起，這塊告示牌曾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直到一九八九年博物館準備搬遷。博物館某位員工後來談到，當時的他並不曉得這是一面假造的告示牌，還滿心困惑地詢問資深同事，為何這面告示牌放在一堆準備丟棄的廢棄物裡。全球任何博物館的確都會為了讓現代參觀者貼近體會歷史，而仿造過去的文物。幾年後，這件事情被寫成一篇雜誌短文，文章寫的不是這塊告示牌的複製品遭到丟棄，而是這面告示牌根本就是刻意假造的。當時的公園確實貼著一塊告示牌，但博物館展示的

那面告示牌卻是以簡體中文與英文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告示牌曾經存在。一九二八年的數十年前，上海的中國居民確實因種族歧視而規定不得進入公園，其他受外國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規定。過去的入園規定眾所皆知，刊載入園規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寫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別容易激怒他人的辱罵）。這個堅信告示牌為真的部分歷史可透過報紙與報導追溯。然而，告示牌實則是都市傳說，其簡化了複雜的故事，引起了高度政治關注。告示牌的故事曾經相當重要，而且影響遍及國際，上面的字詞應該就

要是那樣。一九二○至九○年代的數十年來，儘管告示牌影響的層面略有不同，但持續發揮重要影響，即便至今，依舊如此。 　　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海一本新興的熱門歷史雜誌《世紀》刊登這篇語調嘲諷但內容嚴肅的奇聞，外國報紙很快便發現了這篇文章。作者薛理勇開頭就說明種族排擠的真實歷史，文中也提到了之前主張告示牌只是迷思、引發了什麼回應。他指出，許多人宣稱親眼看過告示牌，但他們看到的與記憶中的，可能就是博物館的假造品。這篇文章不僅論點合理，而且陳述清晰，然而引發軒然大波。指出博物館的告示牌是假造品，並駁斥傳說，此舉等於主張歧視情事非真。薛理勇以及後來為此匆忙召開研討會且撰文支持他的人，都受到撻伐。一九九四年六

月七日，至少四份上海報紙刊登了同一篇最初在共產黨新聞發表的長篇文章，文章大力駁斥薛的說法。這篇文章從當代報導與回憶錄列舉證據，證明告示牌惡意的字眼乃是歷史事實。《世紀》也被迫刊登這篇文章，承認錯誤且立即道歉。以知識辯論為主的全國報紙《光明日報》也刊出了刻薄的評論：「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難書；公園入口前的告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他們犯罪的首要證據。」作者特別擔憂地指出：「有些人不懂過去中國歷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懷疑，甚至想要輕描淡寫帶過，此舉非常危險。」 　　我也老早就撞進這起事件，不過不在上海，至少一開始不是，而是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倫敦皮卡迪利柏林頓府的皇家文物學會會議廳。

當時我正準備在午餐時間演講，內容關於我的研究：上海英人與華人關係史，聽眾是每個月聚會一至兩次的中國社社員。中國社於一九○七年成立，宗旨是「促進中國語言、文學、歷史與民俗研究，以及一切中國科學、藝術、商業和社會事務。」創社當年的第一位講者是中國的駐英特使。多年來，這個社團曾經邀請了多位知名講者，社員在各式領域與中國合作，包括英國商人、外交官、政客、傳教士與學者等，還有許多中國訪客。聽眾聚集在溫和多雨的春季早晨，然而，我這才發現，到了一九九一年，社團集會幾乎變成了聚會場所。在場的老英國人，不是在中國出生，就是過去也曾居住於中國。我決定在演講進入研究主題之前，先從上海告示牌的傳說談起，以及公園規定與

傳說中那塊告示牌使用的字詞。 　　我以為臨時想到的引言更能引起現場聽眾興趣，沒想到適得其反。演講結束後，他們明白地表達對我的觀感： 我被指控對於英人身在中國的過去──也就是他們的過去、家庭、人生與世界──充其量只心存種種不必要的質疑，更糟糕的甚至是說謊並捏造證據以支持我的論點。他們不想再聽到這個故事，也不想再被人說他們製造問題，每次聽到告示牌的故事就心生厭煩。他們說，自己也有中國朋友，有些社員事後還提供事例與照片，介紹他們在中國的老朋友。他們會說，自己還有和以前的家僕聯絡。怎麼會有人認為他們曾對中國人做出這種奇怪的侮辱？我把他們當成什麼人了？ 　　真相需要討論，雖然臺下並非對的聽眾。我選擇

提起那塊告示牌，是因為它已成為強而有力的象徵，代表中國經歷外國強權的過去，留下長久且問題重重的後遺症：真實紀錄留下什麼後遺症？紀錄有何用途？如何作用？而遺忘與否認將導致什麼問題？我們不可能在面對歷史的檔案與報紙時，迴避這個議題。至少打從中國社成立那年，上海的英國報紙便刊登了一篇指控文章，自此，標示用詞一直都是不斷相互詰辯的主題。上海當地當然引發論戰，國際報章亦是。一九○七年，這個故事在中國西南四川省的刊物間流傳。一九二○與三○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祕書處發給記者大批照片與資料，解釋真實的告示牌為何。一九五○至八○年代，過去住在中國的外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香港的《南華早報》爭辯此事。同時，上海的導遊

與告示牌不斷向外國遊客重述這個故事。一九七二年，國際知名的香港電影《精武門》，最具代表的一幕就是李小龍一腳踢碎那塊告示牌。中國觀眾看了無不拍手叫好。 　　告示牌雖然踢碎了，但沒有消失。告示牌象徵中國過去被貶低的地位，至今仍經常重提。既然告示牌是迷思，對於蔑視過去、視之虛構的人而言，當然不堪一擊。再者，因為告示牌在意識型態的驅使之下，已經成為「不容遺忘」的歷史象徵，不禁令人想要乾脆忽視。我們為何還要嚴肅看待政治宣傳？而且，既然列強已經撤出這裡，背後的真相大可輕易忘記。上海公共租界於一九四三年交還。外人占領廣大通商口岸的時代已成過去，在中國社這種場合才會重提，甚至現在連中國社也不想提了。過去已經

過去，外人占領的社會已不復存在。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難道一切還不能一筆勾消？ 　　我們須記得並瞭解造成這個迷思的世界。我的意思並非我們只要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就可以讓過去的罪在今日得到補償。更重要的是，瞭解二十世紀國際化的中國，以及它的矛盾、暴力、世界主義和野心。本書談的是外國的入駐與之後的餘波。影響直至一九九○年代的歷史論戰，持續到香港與澳門兩個殖民地回歸中國。我們越是有深入的瞭解，就越能瞭解中國現在（以及未來）是如何利用過去。我從一戰結束後開始追溯這些故事，歷經強大的中國民族主義崛起、日本侵略，以及中國共產黨茁壯並於一九四九年掌權。我會說明這些元素在共產黨的「新中國

」如何推進、過去的後遺症如何被理解與重新呈現，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中國留下後遺症的外強又是如何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關係，還有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情況。寫作期間，中國境內的兩個外國殖民地脫離控制還未滿二十年。一切依舊是當今的故事。 　　上海告示事件的確是個迷思，但是，其背後所牽涉得更廣，那背後是各國聯盟挾著武器背書的條約和協議，控制這個中國核心地區、建立行政區，並發展成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最重要的城市。這個行政區開發了著名的江邊地區，俗稱外灘，並在北端設立了一座公園，公園訂定了數條規定，禁止狗和自行車、禁止摘採花朵、禁止華人入內（除了伴行外僑的家僕）。公園雇用英國人、錫克人、俄國人、日本人與

華人，組成執行上述等規定的警隊。居住於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僑，他們的社交與文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摻雜著種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態度、作風與政策。必要時，他們當然也必須包容中國居民，他們會在商場事務對中國人妥協，與中國人合作、談判或合夥。那些公園規定有歷史背景，也倍受爭議。租界中的各國媒體在公開集會或透過社會政治組織，爭論這些規定。一九二八年六月，公園規定改為所有人皆可在小額付費後進入公園。此事件捕捉到許多中國現代經驗的元素，這正是本書關心的議題：抗議與抵抗、形象與無法理解的形象、中國境內由外國治理的複雜世界，以及此複雜世界長久留下的後遺症。 　　我的主題是外人的居留與這些時期的經歷，此外，也必須討論

日漸重要的民族與個人尊嚴，當然還有經常被提及的中國「國恥」，以及中國與西方長久的曖昧關係（這裡也包括日本）。所以，舉例來說，這個故事是關於控制上海的是誰？何時？如何控制？著手打造可與外強競爭之新中國的是誰？何處？何時？如何打造？我們還須關注幫助中國的外國人、評論中國的人、人道主義者、政治運動者與雇傭等人的故事，更別遺漏了銀行家與技師。本書也關於主導中國形象表現的是誰？如何呈現？由誰呈現？在何處呈現？好萊塢與皮卡迪利兩地的重要性和上海與廣州同等，一樣重要的還有居留了傳教士的九成中國縣市。這是中國對外關係的故事，這些關係在城市與鄉村皆鮮明；為國家發言的是誰？如何？何處？中國「問題」如何表達？提出什

麼解決方法？這個故事也是關於中國受到的西方誘惑，那股擁抱外國事物、想法與作風的渴望，例如中國如何開始跳舞？以及中國抵抗誘惑的力量，例如炸了舞廳的是誰？為何？燒了書籍或打壓音樂的又是誰？這也是一個外國如何與二十世紀中國日常生活結合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後，「新中國」如何調整失衡的鄉村和西化的都會區；外國與本土、自立與外援之間孰輕孰重，也是本書的主題。此外，一九四○年代之前，除了眼光極為獨到的人，幾乎無人想把中國當成模範，然而，一九四九之後，中國成為革命的燈塔。新中國似乎成為能夠教導舊世界的新世界，啟發全世界的想像。同時，新中國迷倒並啟迪了從巴黎到祕魯的觀察者。同時，新中國也史無前例地孤立。一

九七○年代，中國再度開放，過去顯然仍舊是未竟之業，過去不僅是今日外交的火爆議題，過去更同時影響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身分認同。本書集結所有將告示牌故事視為己出的各種視角：謹慎的學者想在《世紀》雜誌提供真實無誤的國家歷史；當地人強調最重要的是政治理解（這也是相當必要的理解）；外國社區的居民（他們做了什麼？為了什麼？）我們也將在本書見到一九四九年後，以上視角的繼承者如何看待中國對外關係。這不是全盤的中國現代史，卻是中國現代史重要的部分，這些主題對於瞭解廣大歷史影響至深，這些主題塑造了中國現代史，反之也被其所塑造。 　　本書取材中國、英國與美國的檔案。本書部分源自中國的資料，在我第一次檢視後就遭限制讀

取，主要因為後人發現過去的證據與今日官方的宣傳版本相差太大。那些資料和告示牌故事一樣，使官方說法矛盾或不攻自破。儘管如此，我仍能取得大量資料。海外資料相當豐富，這也證明了外國企業在中國的規模。 　　一九九四年六月，公園告示牌事件被上海大眾媒體收到的大量投書劃下句點。三天後，我竟然收到邀請函，邀請我前往上海的現代歷史研究所演講關於告示牌的主題。歷史學家努力不懈。當時我不曉得《世紀》雜誌引起的軒然大波，而我在演講後的秋天才發現，我之所以受邀正是為了支持上海懷疑論者的論點。我和懷疑論者一樣，我相信必須接受那個故事實是迷思。我也相信，除了過去外僑美好的回憶與後革命意識型態促成的堅固敵意（當然還有許多

是革命前的），我們必須確實地理解這段時期的歷史。中國和西方互動的歷程需要適切討論，這個歷程也需要中國之外的人記住。這段歷史在中國之外的地方消失只是遲早──前帝國心臟地區的各國人必然擁有遺忘的特質。外人在中國居留的意義和衝擊，更是容易被當成普通歷史，為人遺忘或忽視。在美國，這件事往往被當成歐洲或日本的現象，美國並無共謀，或者美國是以不同的姿態，是幫助而非壓迫中國。我們該瞭解，這段歷史更為複雜。我們也該瞭解，這段歷史至今仍然生動且重要。 　　本書不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而是廣大的民族主義中，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扮演的歷史角色。雖然，帝國主義的影響與後遺症持續深遠，而且由於政治理由，這樣的影響

在中國現代史更是沉重得超出客觀合理。現在仍是，而且暗藏危險。 　　《瓜分中國》出版後，我問了一位前英國外交官，他們平常談論到該書裡的事件時，他的中國同事與其他同事互動情形如何。他們很常談到這些事件嗎？他微笑看著我，回答：「好些年來，他們幾乎只談這個。」他們現在當然會聊聊其他話題，但是這類話題從未消失，依舊鮮活，而且火辣辣的。   猴子騎靈緹正在跳舞的朋友們，你們有的跳狐步，有的跳華爾滋，為何不上前線去殺敵？你們有的暢飲白蘭地，有的飲下威士忌，為何不給軍隊捐點錢給軍火去殺敵？正在跳舞的朋友們：你們身上散發出被奴役的腐氣，為何還把錢花在化妝品？根除這種腐氣，就只有將熱血獻給民族。你們在過年時

尋歡作樂，今宵我們就以炸彈作為薄禮，為你們增添歡娛。正在跳舞的朋友們：假如你們喜歡這禮物，我們舞廳見！。那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夜晚。九點二十五分，第一顆炸彈在上海南京路東方酒店的窗戶爆炸。約莫一個小時後，第二顆落在湧泉路仙樂斯宮殿夜總會（Ciro’s palatial nightclub）前院，另有兩顆在國泰（Cathay）和天堂（Paradise）夜總會外，以及南京路大東方舞廳（Great Eastern Ball Room）入口。那是作戲，那只是包在香菸罐裡的煙火，創造的聲響大於致命。除了炸彈，還有這段甜美的話，油印在傳單上，在公共租界街道投擲，致在上海跳舞的朋友。執行者自稱「血魂除奸團」

，一九三○與四○年間，反日攻擊隊多次使用這個稱號。蔣介石的效忠者組成了這個受法西斯主義鼓舞的邪惡組織，在國民黨的國家運作。一九三八年夏季，上海毫無日軍侵略的消息，這個組織派遣武裝小隊進入危機四伏的上海，提醒人們應該效忠的對象是誰。傳單針對此事大作文章：國家正值存亡之際，你們不過是生活在「孤島」的奴隸。你們相信或幻想跳舞就能救國，還是想像自己已經贏得勝利，正在跳舞慶祝？這個組織搜查的叛國有三種，一種是實際與日本合作的叛國；一種是面對侵略採取被動而不以武力抵抗的常見叛國；第三種則是靈魂中微妙的叛國，身上帶有西方現代的「腐氣」。對於受過教育的都市人而言，狐步和華爾滋曾經代表社會與文化革命，例如一九二

○年代蜂擁到廣州參與革命的人；透過全面現代與西化，「跳舞」也許真的能救國。當時他們這麼想，但現在這些舞步卻被視為叛國的動作。

地區型路跑社團組織運作模式之研究－以永和慢跑俱樂部為例

為了解決四川省縣市的問題，作者杜崴 這樣論述：

背景與動機：近年來由於路跑運動颳起一陣流行，許多人紛紛投入其中，隨之而來的路跑社團也成為大家嚮往的運動團體甚至成為新興生活圈。眾多類型路跑團體中，又以地區型路跑社團較具凝聚力且較能從基層扎根，進而成為推廣全民運動之助力，促進運動風氣。期望藉由永和慢跑俱樂部為個案，探討地方上的路跑社團如何完善經營運作，以供其他地區型路跑社團做為參考依據。研究目的：基於此，本研究欲以司徒達賢 (1999) 提出的CORPS模式之決策核心 (DC)、服務對象 (C)、業務營運 (O)、財力物力資源 (R)、人力組成結構 (P)、服務內容 (S) 六個面向，針對當前地區型跑團組織經營現況與困境作探討。研究方法：本研

究採半結構式訪談，依照CORPS模式六個面向為根據，以以永和慢跑俱樂部為訪談對象。研究結果：地區型跑團組織的運作模式為理事長帶著總幹事領導組長，結合場地、經費，籌畫團練，創造歸屬感的氛圍，服務跑團中的會員。地區型跑團以地緣作為單位號召，組成性質不僅更貼近當地生活也有利於組織管理，且更能帶動該區運動文化、地區觀光甚至經濟效益。雖然地區型跑團一開始的成立緣由僅是因跑步相同嗜好使然，增進市民健康、發展全民體育，但在經營過程中透過社交活動、感情交流，創造認同感、歸屬感，最終地區型跑團也形成當地一社會支持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