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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登發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為了解決地政局檢舉的問題，作者吳丞祐 這樣論述：

余登發是高雄黑派的祖師爺，第一位黨外縣長，被視為是戰後臺灣黨外運動的重要領袖。余登發創造臺灣第一個政治家族，領導家族三代參與的選戰近三十場，當選率在七成以上，顯示余家多次當選縣長、立法委員、省議員、縣議員，形成高雄縣一股不可忽視的地方勢力與政治實力。余登發不但為戰後民主黨外運動的先驅者，其施政作風於臺灣政治發展亦具代表性，並在高雄政壇締造紮實的群眾基礎與深遠的影響力。 余登發能在高雄縣的地方政壇長期獲得民眾廣泛的支持，有論者認為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一)傳統社會「家長」的心態；(二)具有傳統農民勤勞的習慣、平易近人的作風；(三)個性耿介，不畏權勢。筆者以為大筆土地資產、採取體制

內的改革也是其中原因；這五項因素緊密配合，缺一不可。 余登發參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兩次的組黨之民主運動。在1960年第一波「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余或許擔心高雄縣長一職身分敏感，被國民黨處分，在籌組過程中，似乎未積極的表現。不久國民黨逮捕雷震等人，使得新黨無疾而終。在1970年代後期第二波「黨外助選團」之民主運動中，一開始余登發婉拒出任「黨外助選團團長」，到臺美斷交後，接下黨外領導權，並領銜簽署「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被動地」成為黨外精神領袖。 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黨外運動發展，製造吳泰安匪諜案，牽連余登發，使其成為階下囚，讓黨外陣營以余登發作為最高領導人的計畫遭到挫敗。黨外人士舉行

「橋頭遊行」示威，抗議逮捕余登發父子，打破三十多年戒嚴時期的禁忌，跨出臺灣民主運動的一大步。桃園縣長許信良因參與遊行，受到停職處分。黨外人士與海外臺灣人團體、國際人權團體攜手合作，參與救援余登發、聲援許信良停職的運動。 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爆發，國民黨政府為抒解升高的對峙氣氛，1980年2月5日同意余登發保外就醫。觀察余登發案之後續發生之創辦〈美麗島雜誌〉、中泰賓館事件、美麗島事件、1980年代起第二波籌組新黨等連鎖效應，余案可謂為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轉捩點。保外就醫後，余登發的一舉一動仍受到情治當局的嚴密監控，直到1986年12月「機場事件」都未曾停止。 1989年9月13日，余登

發死於自宅臥室的血泊中，死因是「他殺」或「意外死亡」，則未有定論。余登發命案繼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成為臺灣政治史上無解的懸案，也是臺灣解嚴後的第一宗政治命案；同時結束了余登發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