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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僱傭外籍家庭看護工之決策歷程

為了解決外勞看護費用2021的問題，作者林資靜 這樣論述：

臺灣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率上升，在疾病與老化的雙重影響下，日常生活仰賴他人提供照顧，然家庭照顧者無法長期回應此密集性需求，選擇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協助分擔家內照顧成為首要選擇。本研究即探討失能長者之家庭照顧者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決策過程與動機，採取質化研究，以半結構問卷進行訪談，訪談宜蘭地區曾考慮僱傭及已僱傭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失能老人家庭，共有17位失能老人之家庭成員，探討影響失能老人家庭決策與僱傭外籍家庭看護工歷程，及僱傭後對家庭互動關係之變化。 本研究發現，失能老人欲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為回應家中長者因疾病導致失能後需要密集性照顧，加上居住型態改變，多數長者與成年

子女並未同住，家庭照顧分工不易，面臨工作、家庭與子女分工等諸多限制。另有高齡配偶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皆為家庭向外尋求照顧服務資源之肇因。其次，失能老人家庭聘僱的決策過程中，遵循著「長幼有序」、「男性決策為主」之文化規範，以及「主要照顧者具有經濟決策權」的模式進行照顧資源的選擇。在現有各項長照服務資源中，家屬選擇外籍家庭看護工之考量分別為「照顧安全性」、「照顧連續性」、「照顧可負擔性」、「申請服務的可近性」，其中又以「照顧安全性」、「連續性照顧」為關鍵之因素，認為外籍家庭看護工的特質最貼近照顧需求。 外籍家庭看護工在進入失能老人家庭後，即與失能老人及家庭照顧者形成三角的互動關係，與老

人逐漸發展類家人的信任與家屬的僱傭關係，隨不同角色與關係，發展出三角制衡關係。失能老人與家屬皆認為在僱傭外籍家庭看護工後，在照顧品質及家人間的生活品質皆有改善，然仍需回應外籍家庭看護工「多元化飲食習慣」、「語言溝通障礙」、「執行照顧工作的異質性」等現況，指出雇主端需有意識的融合外籍家庭看護工文化差異。另外，首次聘用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已聘用外籍家庭看護工多年兩者相較，對於「外籍家庭看護工品質的穩定性」與「長期支出照顧費用的經濟壓力」之感受差異性最大。 為穩定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品質，與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溝通與培訓之質與量最為關鍵。同時，在媒合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失能老人過程中，雇主須敏感家庭看護

工文化差異與需求，能有助於外籍看護工執行照顧工作的穩定性。研究建議家屬可結合社區端現有的資源網絡，由外籍家庭看護工陪同失能老人參與社區活動，有助於雙方的社會參與及對文化差異的了解，重視外籍看護工在家庭與社區的融合。政府在積極發展長照政策之際，回應失能家庭照顧者主觀性需求，增加服務資源的連續性與可及性，回應失能老人與家庭長期面臨之多元負荷，維持家庭的穩定性。

外籍家事勞工轉換雇主法律問題之研究

為了解決外勞看護費用2021的問題，作者林癸伶 這樣論述：

為因應家庭照護人力缺乏，我國自海外引進外籍家事勞工，而為掌控與維持社會經濟與秩序，無可避免地對外籍家事勞工進行管理與加諸限制，如原則禁止例外同意轉換雇主。因外籍家事勞工轉換雇主須基於雇主之同意，導致勞資關係易處於緊張狀態，且外籍家事勞工工作性質特殊，工作與生活在雇主或被看護者居住所，從事幾乎全日照護工作，其「性騷擾」爭議為轉換雇主相關法律問題中為人所關切。尤以COVID-19疫情期間邊境嚴管致缺工嚴重，報載外籍家事勞工以怠工、指控性騷擾等方式，為達轉換雇主至製造業工作之目的等爭議頻傳。 本文認為外籍家事勞工為因應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所需之人力，其在當地國已接受專長訓練並簽署勞動契約

，可知悉將來臺從事之工作類別，倘外籍家事勞工甫入臺即可完全自由轉換雇主，恐難以滿足家庭照護人力及我國跨國勞動力政策開放引進目的，故對其選擇職業之自由附加條件予以適度限制，係國家主權裁量所為保護國人工作權、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尚難謂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然而，外籍家事勞工受限語言，難與雇主約定較好勞動條件，加以勞動部難以推動外籍家事勞工適用勞動基準法或另立專法，以維持渠等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使外籍家事勞工嚮往較高待遇，或遇有雇主不當對待，轉換雇主規範將加速惡化勞雇關係。 本文建議刪除就業服務法第53條第4項有關外籍勞工不得轉換雇主或工作相關規定，准予第1份聘僱契約期滿前得同一行業別轉換雇主；

修正就業服務法第48條之2規定，初次與接續聘僱或轉換4次以上之雇主、外籍家事勞工，均應接受講習；並研提具體有感之可行政策或措施，包含提升聘僱資訊透明度、推動契約規範及透過外展看護服務結合喘息服務，解決外籍家庭看護工轉換雇主所面臨之照護空窗期等，逐步落實外籍家事勞工勞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