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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鄭毓瑜所指導 邱怡瑄的 史識與詩心:近現代舊體詩「詩史」的觀念遞變與戰爭書寫(1840-1945) (2017),提出寶可夢劍盾道館館主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詩史、近現代、舊體詩、二十世紀文學、戰爭書寫。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 蔡芳定所指導 盧盈君的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研究 (2008),提出因為有 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辨體觀、雅俗觀、通變觀的重點而找出了 寶可夢劍盾道館館主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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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識與詩心:近現代舊體詩「詩史」的觀念遞變與戰爭書寫(1840-1945)

為了解決寶可夢劍盾道館館主的問題,作者邱怡瑄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史識與詩心:近現代舊體詩「詩史」的觀念遞變與戰爭書寫(1840-1945)〉為題。「詩史」本是評述杜甫詩風的批評術語,歷經千餘年的理論層累,已發展成龐大的詩學體系。標榜為「詩史」的寫作,往往能徵用中國古典龐大的歷史記憶和思想資源,引導人們對相類情境產生古今之間的聯繫。舊體詩詞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文中被稱為「詩史」的文學概念,這種指涉「史家即詩人」或「詩人即史家」的書寫傳統,在文學表述和歷史書寫之間,創造一種互相融涉但界限模糊的互文空間,它們對戰爭的描寫,也進一步通過「詩史」的書寫和其傳播效力,使人們對歷史事件的情感成為一種集體的記憶和情緒,進而產生影響輿論走向的能量。 論文通過「

戰爭」的詩史書寫為觀察的窗口,從晚清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的〈圓明園詞〉,到中日甲午戰爭產生的相關詩歌吟詠,以及1931-1945的中日十五年戰爭期間的戰爭事件中的「詩史」書寫,來討論「詩史」在近現代情境下產生的重大改變。一方面嘗試補白文學批評史對「詩史」的研究:包括「抒情」和「敘事」如何弭合、「詩史」之辨體論從經學框架到現代文史學科間觀念的古今落差;另一方面亦力圖拓展「詩史」在研究方法及文獻的新境。除了批評術語的知識考掘學外,「詩史」的書寫實踐案例,同樣可開顯「詩史」在近現代的詩學意義。本文也嘗試延伸討論視角,由「古典」展延至「近現代」,由「中國文學」擴及「漢詩文化圈」,期能藉由討論的深化與廣化

,呈現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百年間,伴隨世變情境與知識轉型,「詩史」詩學在其中的遞變歷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及選題目的。提出「詩史」為何需置放在「晚清民國」情境裡研究的意義。「詩史」體系龐大,在近現代尤須克服因新舊典範轉移、文史學科分立、舊體詩的新時代課題等衝擊造成的纏結。本章試圖提出解決纏結的關鍵:首先是「詩史」研究應結合學術史考察,才能由「詩史」之觀念轉移照見學術典範之變遷;其次是理論批評外,也應從「書寫實踐」考慮「詩史」的理論內涵。 第二章為「追憶裡的王朝園林──以王闓運〈圓明園詞〉為核心的討論」。〈圓明園詞〉被視為晚清詩史之冠冕,在哀感時事、表現時代、可

傳於後等特質上,皆展現「詩史」在「詩心」和「史識」上的表現。「詩史」除了「史」之意識外,更有「事」的脈絡。但一旦關涉於「事」,不免有「徵實」之應然與實然的衝突。無論認為「詩史」足補軼聞,或攻擊它虛誣非實,或是重視詩歌裡的文學表現,將它視為召喚過去的文本風景。文學中「真實」的再現問題,拉出了「詩史」究竟是「詩具史筆」或是「史蘊詩心」的議題。 第三章為「戰爭中的春秋著史──以抗戰時期姚伯麟、徐佛蘇的詩史著作為核心的討論」。繼踵前章推證詩、史區辨的思維。本章以二十世紀四○年代兩部以「詩史」為名的長編舊體詩集為考察對象,姚伯麟的《抗戰詩史》和徐佛蘇的《國難歌史及詩史》。在古典的語言形式外,兩部作品

都雜揉鮮明的現代特徵,可回應「詩國革命」後「舊體詩」如何從「文體」和「文用」表現「詩史」理論的突破與再生。文體上,徐、姚皆視格律為舊體詩的基本要素,但在出版形製與編排意識上,以自注、補注等「副文本」補足了詩歌的敘事職能。針對「詩史」傳統本身,徐、姚也都展現趨新而不固守的態度。二人對年月時地與事件徵實的準確性訴求,也顯示二人都重視詩的「史料」價值。但其吟詠間,亦不乏個人主觀情感的抒發與呈現。他們是「舊格新詞寫詩史」的代表,也呈現「詩史」在理、事、情等表現上的現代質素與古典繼承。 第四章為「漢詩中的和戰話語:作為對照的日本戰爭」。試圖以第三章相同時間區段的日本漢詩為對象,拓展「詩史」的討論。

日本自甲午戰爭始,有一「戰爭漢詩」的書寫傳統,頗欲有以文體匡扶國體,以文學建構歷史的詩學思想。其以「詩史」頌揚皇統,更是日本漢詩壇對「詩史」的接受與實踐。本章企圖通過日本二戰期間的「戰爭漢詩」和「同盟漢詩」之對照,凸顯戰爭情境裡「詩史」書寫的建構性。特別聚焦文學報國會編纂的《大東亞戰詩》與鹽谷溫的《大東亞戰役詩史》,分析二者的書寫意圖與文學表現中「史蘊詩心」的面向。此章希望能與第三章「抗戰詩歌」的討論形成對照。 第五章為「報刊中的詩史虛實──以九一八事變到抗戰期間國難吟詠為例」。試圖以近代報刊流播的戰爭事件相關「詩史」吟詠為討論住軸,指出此類詩歌雖多被視為「紀實」之筆,但中間資訊往往雜揉虛

構與褒貶意圖,且有積極的政治意圖在其中。本章希望通過「事件」如何呈現,和「假新聞」、書寫的「真實效應」等概念,反省「詩史」的書寫機制。包括詩史欲「以虛鑿實」產生的「史蘊詩心」問題,以及「春秋褒貶」到「訕謗直訐」的倫理規範問題,最後逼顯出「詩史」與其繼承的文學傳統、詩學傳統,在近現代的影響與實踐。 綜上所述,本文不斷試圖以「詩歌」和「歷史」間的往復辯證為主軸,以此呈顯晚清近代「詩史」觀念的遞變與書寫實踐。期能以此研究深化並拓展這個古典詩學觀念的現代視野。從「詩心」和「史識」等兩大主題中,剖析「詩史」觀念蘊含文史本質辯證,以及學術典範變遷。

《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研究

為了解決寶可夢劍盾道館館主的問題,作者盧盈君 這樣論述:

清代自康熙開始,由朝廷大量纂修官書,其中又以乾隆時期所編纂的《四庫全書》為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的編纂可謂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大工程,歷時十五年,收錄圖書三千五百零三種,總計七萬九千餘卷,三萬六千餘頁,投入此項工程的文人學士超過四千人。因應《四庫全書》編纂的需要而產生《四庫全書總目》,其編纂歷時十六年,直至乾隆五十四(西元一七八九年)年才大功告成。《四庫全書總目》乃清代總結前代的文學批評巨著,代表了清代官方的文學觀;而集部的編纂內含一套值得吾人關注的文學批評意識於其中;再者,可與唐詩並稱的詞曲在《四庫全書總目》中何以被視為小道、館臣是否認同言志的傳統、以及被編為一類的詞曲二體為何卻有輕重之

分?由以上種種觀之,詞曲兩類雖被評為小道、末流,在《四庫全書》中所佔比例也最小,但實際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詞曲類仍有許多待研究的問題,本文即試圖以集部詞曲類為範圍,對於之中含藏的文學批評觀點,以及其觀點形成的可能原因,加以探討分析。 本文共分五章,首章緒論分四節:第一節陳述問題,第二節分析文獻,第三節界定研究範圍,第四節說明研究方法。第二章分三節說明《四庫全書總目》之形成背景、編纂經過與學術價值:第一節論述《四庫全書總目》之形成背景,第二節說明《四庫全書總目》之編纂經過,第三節則陳述《四庫全書總目》之學術價值。第三章分三節說明《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提要〉之詞曲觀:第一節說明詞曲特

質,第二節陳述詞曲流變,第三節論述詞曲價值。第四章分三節探討《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提要〉詞曲觀之形成:第一節探討辨體觀念,第二節探討雅俗觀念,第三節則探討通變觀念。第五章結論:綜合上述章節,總結論述成果,試圖還原館臣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時對詞曲兩類文體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