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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文集【典藏套書 I】：香港時代、學術論著與書信選集，重訪史學泰斗的思想軌跡（加贈博客來限定獨家別冊）

為了解決專制政權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思想史的傳薪者　余英時 　　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最深遠的知識人   　　余英時文集涵括四大類、28種書目、總字數超過450萬字，完整呈現余英時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余先生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本套書計有10種：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余英時書信選  

　　★ 加贈博客來限定獨家別冊：《余英時的治史歷程：腹稿、書海與突圍》 　　輯錄王汎森、陳弱水、彭國翔三位學者，於2021年9月5日「余英時紀念論壇」之發言。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史學大師初試啼聲的首部作品 　　回應中共馬列主義教條，重新肯定五四以來對於自由與民主的追求 　　梳理近代文明發展脈絡的明快之作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原於1953年在香港出版，是余英時先生第一本以書籍形式出版的著作。   　　1950年，余英時先生自中國大陸來到香港之後，立即面臨的思想課題就是：如何反思並回應共產政權席捲全中國的歷史現

實，一方面他要對抗中共及其馬列主義教條，另一方面則要肯定五四以來對於自由與民主等價值的追求，因而決心寫一本書「以民主主義為主題來敘述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種種社會變遷」，並探問「民主究竟是怎樣從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中逐漸發展出來的？」   　　本書在結構面力求系統化，梳理近代文明的脈絡；在取材上則盡可能扼要，精鍊浩如煙海的史實。因此作者自道：「這本書，與其說是『書』，倒不如說是論文――一篇較長的論文。」在書中，余先生以提綱挈領的形式，回答了這個時代的核心課題。他對極權主義的憂心與批判，以及對自由與民主的畢生追求，都已清晰地展現於本書的字裡行間。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民主是否只能從革命而來？革命是否必然帶來民主？ 　　《民主革命論》全面解析了民主與革命的歧途與正道 　　提倡一種新的革命精神，並期許中國民主革命的重新展開   　　《民主革命論》原於1954年在香港由自由出版社出版，初稿曾連續刊載於報章之上，後經大幅補充、改寫而成本書。余英時先生從懷疑革命、憎惡革命，而開啟對革命的研究；從反對「革命」到對革命的了解，而終於重新肯定革命更豐富、更嚴肅的意義，對革命此一理論概念有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的理解。   　　雖然革命是近百年來歷史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然而這樣重要的問題，竟未獲得學者的全面探討。余先生在本書直指：「中國近百年

來所發生的革命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它祇是舊社會的解體，而不是新社會的重建。」中國革命的一連串失敗，正可說是偏激的革命精神之必然結果。   　　余先生在本書高舉民主的革命精神，熱情而不盲目、積極而不殘酷、建設而不妥協。「祇有在這種革命精神的籠罩之下，民主革命才可以不致走入歧途，並能完成它自身的歷史任務」，「這種革命精神最初祇存在於少數人之間，隨著時間的進展，它逐漸地彌漫及於社會的每一角落，而形成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到了這時，革命的時機才算成熟；革命的號召也就能獲得絕大多數人民的響應。 　 　　▍《到思維之路》 　　「如何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在革命狂潮與混亂時代

中，余英時先生寫給年輕讀者之作 　　以理性掃除思維路上的亂石與荊棘，解開思想中的障礙與糾結   　　《到思維之路》是余英時先生在流亡歲月中，寫給青年讀者的一本小書，原於1954年在香港出版。書中各篇文字來自余英時先生在《自由陣線》週刊的「山外叢談」專欄，原以筆名「艾群」發表，專欄名稱則取蘇東坡「不見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之意。   　　書中指出，思想在古往今來的一切統治者的心中祇不過是一種統治工具，和刀劍槍砲沒有任何不同。然而思想絕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任何美好崇高的思想，一旦變成了統治者的工具，便會立刻失去它的所有優點。       　　余先生將本書定位為寫給

同時代的青年朋友，因此強調書中絕不說教、不煽動、不賣弄邏輯、不擺學究面孔，在寫作上完全採取一種談心式的輕鬆態度，真誠而直白。   　　身處於激烈的思想戰爭時代之中，余先生希望透過此書，讓讀者學習防身的本領，保持思想的自由，不受專制與極權左右，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民主制度之發展》 　　面向過去而生，是人類的唯一出路 　　這是有系統地敘述西方民主制度發展的一部通史 　　也是指向未來民主生活的路標   　　《民主制度之發展》延續《近代文明的新趨勢》的核心關懷，辨明了民主與極權體制的異同與發展。   　　余英時先生寫作本書時，正值自由世界與共

產世界展開思想鬥爭的時刻。然而，弔詭的是，「反民主的一方卻反誣真正的民主世界為不民主，且自詡為進步的民主，這簡直是顛倒是非、欺世盜名」。遂促使余先生疾呼，「民主自有其客觀的標準與悠久的歷史，終不能為反宣傳所遮蓋」，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歷經中古時代、宗教革命、專制時代，以至法國革命及十九世紀民主運動，撰寫出這部以民主制度發展為核心概念串連而成的通史。   　　余先生指出，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民主曾經遭遇不少的打擊與挫折，到了二十世紀以後更面臨種種威脅與艱險，也暴露自身的弱點與缺陷，但唯有民主國家與自由世界的團結，方能讓民主制度不被摧毀，永久長存。 　　 　　▍《自由與平等之間》

　　以學術研究回應時代的苦難與變局 　　在中西文化的融通中，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意義與實踐   　　自由與平等本是起源於西方的概念，但在《自由與平等之間》中，余英時先生強調，追求自由與平等並不等於全盤西化，中國文化中存在許多足以接引民主體制的成分。他進而指出，過去自由民主運動的失敗也許正是因為未將運動安放在堅實的文化基礎之上，致使自由與平等的理想淪為空洞的口號。   　　此外，一般人經常以為自由與平等這兩個概念有著內在不可緩解的矛盾，彷彿兩者是取一捨一的關係。但余先生提醒，如果自由失去了平等的限制與平衡，便會走上絕對的自由主義之路；反之，平等如果失去了自由的限制與平衡，也同

樣會走上絕對的平等主義之路，近代歷史的發展實已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從民主的角度上看，不僅真正的自由包括了平等的原則，真正的平等也同樣涵攝了自由的意義，自由與平等其實是相互補充的。   　　本書初版於1955年，共分六章：首二章專論自由，三、四兩章專論平等，五、六兩章則綜論自由與平等的一般關係及其文化基礎。新版增收〈羅素論自由〉，以及由余先生翻譯之羅素〈自由是什麼〉與湯姆遜所著之《平等》。三篇附錄與本書相互啓發，共同呈現自由與平等的相互關係。   　　透過本書的討論，他期盼召喚有志之士，讓自由與平等的文化理想，能儘早在中國實現。   　　▍《文明論衡》 　　余英時先生於

1950年代研究文化哲學的成果 　　對中西文化爭論提出一針見血的見解 　　 　　余英時先生於1950年代前半在香港時期的研究興趣，除了歷史學外，還涵括了文化哲學及社會哲學。其中關於社會哲學的著作是《自由與平等之間》，而文化哲學的研究成果則表現於《文明論衡》。   　　在本書中，余先生提出對中西文化爭論的看法，他認為必須問什麼是中國社會重建所需要的，合乎者不因它是外國的便拒絕接受；不合乎者也不因為它是中國的便加以保留，如此才能揚棄本位派、西化派、折衷派的弊端。   　　他強調，文明愈進步，野蠻的偽裝本領也愈大，它的真面目也因之愈不易為人所認識。   　　他將「

文明」視為與廣義的「文化」一詞的同義語，「文化」則分為廣狹二義，「文化界」、「文化工作」、「文化運動」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接觸」、「中西文化」、「文化融和」的文化則是廣義的。且中文裡的「文化」兩字不足以盡西文civilization之義，唯「文明」兩字庶幾近之。   　　▍《香港時代文集》 　　蒐羅余英時先生於1950年代發表、尚未集結成書的文章 　　將余先生自喻鸚鵡救火，羽翼所濡的水滴輯為一冊 　　呈現一幅青年自由主義知識人的畫像   　　余英時先生一生有兩段較長的香港歲月，第一段是自1950年至1955年，在新亞書院就讀，直到赴美國哈佛大學為止；第二段則是197

3年至1975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校長期間。   　　早在1950年代初期，余先生即在《自由陣線》、《人生》、《中國學生周報》、《新亞校刊》發表大量評論及學術文章，這些論著除部分曾集結成書外，仍有為數眾多的遺珠鮮為讀者所知。   　　《香港時代文集》即以余先生1950年代在香港時期寫作，且未收入其他文集的作品為主軸，旁及1970年代於香港發表的文字。內容從教育家孔子到小說家魯迅：從聖女貞德到歷史學家湯因比；論中西文化、說善惡愛悔、評政局時務。   　　余先生曾於文中提及一則佛教故事。這個故事說：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

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余先生將自己喻為故事中的鸚鵡，在故山大火之際，期盼能夠略盡心力，「所以五十年初期我在香港所寫的一些不成熟的東西都可以看作鸚鵡羽翼上所濡的水點。」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余英時先生史學研究縱橫三千年 　　每部作品都為史學界設定了新的議題，立下了新的標竿 　　也為中國歷史開拓出廣闊而精彩的視野   　　余英時先生一生勤於著述，出版書目超過六十部，論文多達四百餘篇，篇篇擲地有聲。在長達七十年的寫作生涯中，余先生的書寫涵蓋思想史、文化史、社會經濟史

，甚至文學領域，闢建了一片浩瀚的學術之海。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旨在收錄余先生在台灣尚未發表或未收入專書中的學術文章，將原先散落於各處的珠玉合為一輯，是余先生浩瀚如海的著作最重要的「補篇」。   　　書名概念來自余先生獲頒「唐獎」漢學獎時的得獎演說講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生不僅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更有意識地對中國史研究經歷的重大轉變及自身的研究進行反思，因而總能見前人所未見、在不疑處有疑。   　　古代史篇共分三輯：輯一自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談起，收入綜論中國史的三篇文字；輯二的十篇論文依研究時代排序，自秦漢論至王陽明；輯三則是兩篇以「俠」和「

中日文化」為主題的文章。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知識人、知識分子始終是余英時先生筆下最關切的對象。 　　在中國現代史世局動盪的百年篇章中， 　　知識人呈現了何種面貌？是否真的改變了自身及其國家的命運？   　　從東漢士族到魏晉士風，到南宋朱熹的歷史世界，再到明清的士商互動，以及王陽明、方以智，還有清代的戴震、章學誠，清末民初的陳寅恪、胡適，余先生累積數十年的學術研究著作，構成了一幅中國知識人的圖譜。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旨在收錄余先生在台灣尚未發表或未收入專書中的學術文章，將原先散落於各處的珠玉合為一輯，是余先生浩瀚如海的

著作最重要的「補篇」。   　　書名概念來自余先生獲頒「唐獎」漢學獎時的得獎演說講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生不僅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更有意識地對中國史研究經歷的重大轉變及自身的研究進行反思，因而總能見前人所未見、在不疑處有疑。   　　現代史篇共分三輯：輯一與輯二聚焦於在中國現代史的巨變之下，清末民初的知識人如何救亡圖存，並擺盪在傳統文化與全盤西化之間；輯三轉而論述政治史，包括兩篇平議張學良的論文及一篇省思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長文。   　　▍《余英時書信選》 　　《余英時書信選》收錄與師長、友朋的書信逾二百通 　　或訊息流通，或窮理論道，或分析人事

，莊正隨和兼採並存 　　在文字園圃裡滋蘭樹蕙，深耕勤播，已蔚為大觀   　　余英時先生交遊廣闊，一生往來鴻儒無數。本書以人繫年，魚雁往返者自師長牟潤孫、王惕吾、楊聯陞，亦有生徒如王汎森、何曉清、周保松，間有金耀基、高行健、董橋、葛兆光、陳義芝、唐啟華等多位學術、政商、藝文領域人士，真實地再現了一代哲人的思想脈絡及世局關懷，也留下了德智歷程、日常唱和等公私情誼，字裡行間映照出20世紀的中西歷史縮影，同時還原質樸、慧黠的人格本色，不僅補充余先生學思外的豐富血肉，更是彌足珍貴的重要史料。   系列特色   　　．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專書，寫作年代集中

於1950年代前半，文章多發表於各類報章雜誌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全面蒐羅余先生未集結出版的單篇論文，包括晚年發表的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   　　．特別訪求余英時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輯錄成冊。從中既展現了余先生溫暖而慷慨的人格本色，同時也看出他的淵博知識與思想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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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不均與政府支出：跨國實證分析

為了解決專制政權英文的問題，作者李亭羲 這樣論述：

本研究採用2007年至2018年間43個國家之樣本資料，以普通最小平方法檢測所得不均與政府各項支出之間的關係，其中政府各項支出包含社會福利支出、教育支出、醫療支出與總支出之四項支出。本研究並進一步討論不同的區域地理位置、民主程度以及經濟發展程度的因素下，所得不均與各項政府支出關係間是否產生變化。根據本文實證結果發現如下：首先，在全體國家下，所得不均與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教育支出、醫療支出以及總支出皆存在顯著U型關係。第二，依照區域地理位置劃分，在美洲地區國家，所得不均與政府醫療支出或總支出之間的關係，皆為顯著U型；在歐洲地區國家，所得不均僅與政府教育支出為顯著U型關係；在亞洲及大洋洲地區國家，

所得不均與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或總支出，皆為顯著U型關係。第三，依照民主程度劃分，在專制政權國家中，所得不均與政府各項支出皆不具顯著性；在混合政權及部分民主國家中，所得不均與政府各項支出皆為顯著U型關係；在完全民主國家中，所得不均與政府教育支出、醫療支出或是總支出，皆為顯著U型關係。第四，依照經濟發展程度劃分，在已開發國家中，所得不均與政府教育支出以及醫療支出，皆為顯著U型關係；在開發中國家，所得不均與政府各項支出皆為顯著U型關係。

民主制度之發展

為了解決專制政權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面向過去而生，是人類的唯一出路 這是有系統地敘述西方民主制度發展的一部通史 也是指向未來民主生活的路標   　　《民主制度之發展》延續《近代文明的新趨勢》的核心關懷，辨明了民主與極權體制的異同與發展。   　　余英時先生寫作本書時，正值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展開思想鬥爭的時刻。然而，弔詭的是，「反民主的一方卻反誣真正的民主世界為不民主，且自詡為進步的民主，這簡直是顛倒是非、欺世盜名」。遂促使余先生疾呼，「民主自有其客觀的標準與悠久的歷史，終不能為反宣傳所遮蓋」，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歷經中古時代、宗教革命、專制時代，以至法國革命及十九世紀民主運動，撰寫出這部以民主制度發展為核心概念串連而成的通

史。   　　余先生指出，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民主曾經遭遇不少的打擊與挫折，到了二十世紀以後更面臨種種威脅與艱險，也暴露自身的弱點與缺陷，但唯有民主國家與自由世界的團結，方能讓民主制度不被摧毀，永久長存。

論COVID-19防疫法制及其措施--從風險社會、預防原則到台灣傳染病防治法之修正

為了解決專制政權英文的問題，作者曹萃栩 這樣論述：

COVID-19疫情自2020年1月30日被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來，至今已經超過2年；截至2022年6月11日，共計影響201個國家地區，全球確診人數有531,718,316人、死亡人數有6,322,155人（死亡率為1.19%）。而台灣則自2020年1月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至今，確診人數已達2,762,080人、死亡人數則有3797人（死亡率為0.14%）。COVID-19大流行對於全球的公共衛生、政治、社會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有認爲是自二次大戰以來的最大災難。COVID-19疫情是現代風險社會下所產生的一種不確定性、全球性、系統性的風險。COVID-19 大流行加快了

風險事件發生的速度以及傳播和影響規制變化的程度，曾經看似遙不可及的風險也已成為了常態—正如貝克所認爲風險社會帶著具有聲音、外貌、眼睛和淚水的科技副作用，已經不可避免地來臨，而且我們也已經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因此在面對OVID-19疫情，我們必須跳脫傳統的法律思維，而以風險規制及風險治理的視角來應對、來預防。各國政府爲了遏制 COVID-19 疫情的大流行，大都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人權和自由，施以限制，包括限制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人權和自由。而這些限制的干預措施也間接地導致貧困增加、就業下降和專制政權等問題，因此如何合理和必要限制人權和自由，在這次的疫情中尤其受到關注。在應對COVID

-19疫情上，台灣並未依據憲法規定，由總統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而是在法制上以現行的傳染病防治法、臨時的COVID-19特別條例來作因應、而在組織上則是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來作領導統御。台灣在疫情期間的防疫重點，包括：疫情監測、邊境檢疫、社區防疫、醫療應變、物資整備、新聞宣導、紓困振興等，而其中也涉及不少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干預問題。時至今日，國際衛生組織已經確定修正《國際衛生條例2005》的期程，而日本也已經展開防疫的檢討；在COVID-19疫情過後，相信我國的立法或行政機關勢必也得重新檢討這段期間的防疫法制及其措施的問題。本文認爲傳染病防治法的法律框架應包括：疫情風險評估、疫情緊急狀態、防疫

目標及原則、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防疫權責及問責、防疫物資整備及徵用、公民參與、罰則及救濟等構面。而在此法律框架下，有關傳染病防治法的具體修法方向，得考慮確實編制及執行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適用預防原則、以剩餘風險觀念來設定疫情防治界限、明定得採取的防疫措施、防疫決策納入公民參與、彈性設定疫情警戒標準、以平時法（傳染病防治法）充分應對疫情、重新思考防疫的垂直權責劃分、制定防疫緊急狀態章等。關鍵字： COVID-19、風險規制、風險治理、緊急狀態、傳染病防治法、COVID-19特別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