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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學田的變遷

為了解決山陽山陰由来的問題，作者顏瑞均 這樣論述：

摘要 學田是儒學各項經費的總稱，內容包含田土實物租、不動產租金、資本利息收入等。學田在中國歷史上歷經兩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是在宋元時代，此時學田做為儒學主要的經費，但這發展卻在明初嘎然而止，因為明太祖將前代遺留下來的學田收歸地方政府管轄，然後再以提供祭祀孔廟經費為由，向全國儒學撥發學田糧，由於編列預算過多與各地財政狀況不同，導致大多數地方政府無力負擔，最終造成這項政策難以為繼。而明代儒學經費配置，則轉變成由朝廷編列廩糧，供應儒學師、生、吏薪資，並特別儲放於儒學倉，以視儒學經費的獨立性。再者，儒學祭祀與其他事務的費用，在大多數地區則是以人民承役方式解決。 明中葉之後，生員人數早已超

出儒學負荷，這人數壓力造成明初師生同居共學的教育模式瓦解，儒學漸褪去教育功能，其職能轉型為定期舉辦課試，作為生員日後通往科舉、國子監晉升的前置機構，但隨著其相關業務增加，儒學經費是不減反增，也逐漸超出政府編列的預算，而這經費的差額往往轉嫁於生員身上。儒學經費吃緊的現實壓力，促成明代學田再度興起，學田收入被用於作為儒學各項業務的補充經費。再者，每當社會動盪之下，越來越多生員出現難以維生的問題，學田也肩負起賑濟貧生的職能。 明代學田的管理，大多取決於地方儒學，管理人員以生員為主體，各級官員只是監管，朝廷並沒有明顯的統一政策。明清易代之後，清朝以清承明制為號召安定人心，但在第一時間卻未意識到學

田的重要性。直到軍費需求的壓力，對於儒學經費進行大規模裁減，徹底破壞儒學既有的經費結構，朝廷甚至無力再對廩膳生員進行補助，經過地方官員的提醒，朝廷才關注到學田，這項原屬於地方官紳自主性地為儒學與生員提供的補充經費。於是朝廷要求進行全國性的學田普查，將大多數學田劃為額定學田起解，將此學租納入奏銷冊中，並明列於賦役全書的額外部分。額定學租名義上是用於賑濟貧生，但由於儒學經費裁減太超過，導致起解的學租不少是流向填補於儒學各項開支之中，生員實際上獲得的補助甚微，學田也漸失賑濟貧生的功能。當清朝鼓吹書院、義學等新興教育機構建設時，許多地方也是運用額定學租，來做為建置書院、義學的初期資金，並透過聘請優良、

清寒生員作為書院、義學教師，變相地讓學租依舊發揮救濟、獎勵生員的功能。所以明清各式教育機構看似一脈相承，但透過考察學租這項重要經費的配置變化，可以發現這些教育機構內，所挹注的經費比重是有極大差異，而資源配置的轉變，也影響這些機構日後的發展。到了清代，學田實質管理者從生員轉移到地方紳士，面對起解學租的壓力教官無力應付，許多地區教官自願將學租起解權交到地方政府手上。這造成儒學學田的管理方式與書院、義學大同小異，基本模式都是官方監理，自身按章程行事。晚明以降，章程規則越來越細緻，往往包含資產建置、每年收入總額、徵收方式、經費開支細目以及監理方式。直到清末，四川省有學田局的出現，對於各式教育機構的財產

進行統合性管理與經費撥發。 明清學田發展的風潮，起於成化、弘治年間，於嘉靖、隆慶時期日漸普及，到萬曆之後已成為常見的助學手段。地方官紳將設置學田，視為幫助生員達到士貴自立的手段。因此，學田主要功用是在生員求學期間，給予雪中送炭而非錦上添花。即使是科舉成就是眾人所關注的文教指標，也唯有當學租充裕地區，足以在養士、課試、賓興上提供全方面補助，才易見學田在科舉上發揮其成效。而學田是地方公產，有著任何人不得任意侵奪的地位，每當人民遭遇到土地糾紛時，常常以捐田入學的名義，將田骨權讓渡給教育機構，換取官方對於自身財產的保障。使得捐田入學不似單純作興文教，實有現實的考量。

近代漢人的西藏觀：1912-1949

為了解決山陽山陰由来的問題，作者簡金生 這樣論述：

國際藏學界自1980年代末期起已有不少專著在探討西方人所建構出的特定西藏觀。藉助薩依德（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的概念，大體而言，這些著作批判性地指出西方世界的西藏熱潮所隱含的東方主義傾向。數世紀以來，西方人已創造出一個神話的西藏、精神上虛擬的西藏。相較之下，在漢人如何塑造西藏形象這一問題上，卻只有極少的討論。從清末起，在西力的衝擊下，漢藏關係完全不同於以往模糊而特殊的天朝藩屬體系；自1912年起，從北洋政府至國民政府的歷屆中央政權，也未曾有效管轄過西藏。當辛亥革命推倒大清帝國後，現代中國關於國家疆界與民族成員的想像裡，始終包含著西藏，在當時的漢人政治與知識菁英看來，西藏仍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將其主張與想像投射於過往的歷史。因此，在現代中國之民族國家打造的過程裡，西藏並未因其政治上脫離中國的掌控而空缺。西藏不斷地出現在各式各樣的官方檔案、撰著、考察調查報告、旅行日記等文本裡，形成時人認識西藏的知識來源。因此，本文的目的即是從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切入，探討漢人是如何書寫西藏與傳佈西藏的論述，以求填補這一議題在目前學界研究上的空缺。再者，辨識出漢人所持有的西藏觀，亦可與西方人之西藏觀做相互比較，以期與國際學界對此項已有不少討論的議題進行對話。民國時期漢人的西藏觀並非特異而斷裂地存在，因此也將探討漢人的西藏觀是否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有所變化。本文共分六章。第一

章「漢人對西藏的種族與地理之認識」，將先從清末至民國時期的中小學教科書入手。教科書文類裡的西藏形象，涵蓋本文要討論的三個議題：宗教、性別與社會。教科書的普羅性，足以證明在政治與知識菁英的上層知識之外，一般社會大眾接收到的西藏觀是最通俗的形式。教科書裡對西藏最重要的偏見是關於「喇嘛教」與「一妻多夫」的解釋，而教科書其實也是知識菁英的作品，這些作者通常又都是西藏問題與佛學研究的外行，所以教科書的寫作依據來自更專業的專家。其次，針對“Bod”、“Tibet”、「西藏」與「吐蕃」等幾個名詞作說明，並指出民國時人在討論西藏的歷史、種族與地理範圍的過程裡，都傾向於將西藏與中國及中華民族作連結。這些討論都與

漢人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為何的關心密切相關，同時也接收並再轉用來自西方與日本的知識，據以反駁各種不利於漢藏同源的說法。第二章「『主權關係』之下的『西藏問題』，主要依據已有的研究成果與相關檔案，說明北洋政府與南京政府在與西藏當局互動的過程，雙方在主權認知上的差異。相對於十三世達賴喇嘛對中國政府提出「檀越關係」的解釋，民國歷屆政府並未接受，而是堅持中國歷史上在西藏的權力是固有主權的一部分。在指出中藏雙方的不同認知之外，也藉由檔案、文獻中「漢藏」與「中藏」這些詞彙的變化，來說明國民政府其實並非一開始就意識到西藏的存在是國家之內民族差異的問題。由於英國始終是中藏交涉過程裡最關鍵的第三者，因此，對英國帝國

主義在西藏實力的想像，甚至可依據清中葉關於鐵路修築計畫的傳聞。西藏作為中國民國的一部分，當然也是國家進行現代化事業的一部分，故會依據官方的「籌藏」現代化計畫說明，在各種計畫裡，宗教與教育始終是最受關注的部分，這甚至還表現在同時身負國民政府情報收集之任的漢僧所勾勒的方案裡。漢人對西藏佛教、西藏社會與西藏婦女的負面認知，其實都有更久遠的來源。因此，第三章「西藏『喇嘛教』：佛國勝地？抑或婆羅門外道？」，討論自清代起的相關文獻。對西藏宗教的偏見，除了元、明、清三代以來所累積的負面評價外，從清中葉起魏源在《聖武記》裡就已經定下對西藏史與西藏佛教的錯誤敘述。到了清末，這些成見又加入來自當時日本與西方對印度

佛教及西藏佛教的「客觀」研究，從而將西藏佛教視為充滿怛特羅與巫術的迷信宗教。其次，要進一步分析，在當時另一股向西藏佛教密宗取經的熱潮裡，漢傳佛教僧俗各界及佛學專家對西藏佛教的看法。不同於過去研究關於民國時期漢藏佛教交流的看法，本文指出，即使是太虛本人也對西藏佛教有一定的排拒，太虛的弟子們對西藏佛教的看法也有批評與擁護的兩方。世俗的佛學菁英，更依據同時期外國的研究指出密宗乃婆羅門外道，試圖抵銷西藏佛教密宗的熱潮。第四章「封建之地與神權統治下的西藏」，分析的對象轉向當時關心西藏問題的俗世知識與政治菁英。由於他們更想診斷出西藏無法現代化的禍源，因此他們以「神權統治」和「封建主義」來形容西藏，喇嘛與土

司、貴族則是最大的攻擊目標。其次，特別以人類學及民族學者的實地研究為對象，這其實是當時對邊疆研究及邊政學風潮下的一部分。帶著解決邊政問題的心態，這些人類學者仍難放下對西藏佛教及土司的價值判斷。相對於此，李安宅夫婦則是特例。李安宅從藏人的宗教信仰來解釋藏人的政治及社會，這使得他對喇嘛與土司有較為寬容的看法，甚至認為西藏佛教寺院的教育制度，具有溝通漢藏文化的潛能。他對西藏文明前途的看法，是從藏人文化本位來思考。隨後再以1949年前後李有義、柳陞祺的藏學研究為例說明，雖然1949年在政治與意識型態上代表徹底的轉換，但是知識分子對西藏的認識，並未一下子完全跟著轉變。中共官方主張1950年進軍西藏的理由

，是為了解救西藏於帝國主義控制之下；封建農奴制的論述則是稍晚於1955年之後才正式宣示。這個變化正好與李有義的西藏研究方向相同。柳陞祺則是另一個對照。他的英文著作展現出與西方讀者對話的企圖，並受到西方西藏觀的影響。然而在新的政治情勢下，柳陞祺急遽地轉變他的西藏論述。第五章「情色化的西藏：對西藏婦女的情色化想像」，轉向漢人對西藏婦女與社會性別看法的問題。從清代起，清人就觀察到西藏社會裡不僅兩性分工角色顛倒，而且還有怪異的一妻多夫婚俗。因此，從清代到民國，描述西藏的作品都有著性別族群化的現象，並進一步擴散到康藏歷史地理的性別化。不過，由於西藏婦女的主動角色具有突破父權宗法社會的潛能，在民國時期漢人

婦女運動的脈絡下，反而又成為漢人追求兩性平等的想像素材。一妻多夫與喇嘛出家，又嚴重影響著西藏人口問題，男漢女藏的通婚模式正可革除此種負面的種族性。也就是說，康藏女性的性欲與康藏的人口問題需由國家進行監管。然而，在學術性的研究之外，更普遍的文本則是藉由西藏婦女與婚姻習俗來發揮漢人的獵奇想像，並創造出最不堪的情色化文本。這裡將以《西行豔異記》一書為案例，漢人通過創造一情色與妖魔的西藏來滿足漢人自我對異族的性征服。在討論一連串漢人對藏人他者的看法之後，第六章「來自他者的西藏觀」分析對象將轉向當時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與來自西方的文本。第一節「藏人論藏」將以兩個問題為中心，來探討藏人如何展示自身。首先是漢

藏歷史與康藏衝突。即使是同意國民政府對西藏的主權主張，然而藏人普遍習慣於檀越關係的歷史敘述。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一方面反對拉薩政府的「大西藏」計畫，另方面也企圖打出康人治康旗幟來反對西康地方軍閥，並在戰後提出對國家邊疆治理的看法。其次，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難以接受漢人對自身文化與社會習俗的貶抑，並對種族與性別上的偏見加以回擊。只是藏人自己的聲音終究屬於微弱。第二節再以另一種方式來比較漢人的西藏觀。由於西方人的著作無論是深度、廣度、趣味及情報認識上，都成為中國必須參考的對象，因此通過翻譯外國人的著作，是另一種理解西藏的途徑。外人的著作既可補充中文著作缺漏的不足，亦可洞悉外人對西藏侵略的企圖。但無論如

何，在中、西關於西藏的文本裡，中國與西方都是處於西藏之上的指導地位，為西藏開啟現代化的文明。最後，藉由分析當時曾有幾位藏人與西方人和漢人合作著述，藏人的自我表述，在跨語言的翻譯過程中又稀釋、轉化，從而附屬於漢人與西方人關於西藏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