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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構詐欺罪——從財產支配關係的觀點出發

為了解決政大研究所備取狀況110的問題，作者蔡承諭 這樣論述：

我國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一直以來都是學說上爭論不休的罪名，其構成要件自行為人施以詐術、被害人陷於錯誤、被害人處分財產，以及最後部分學說所認為的不成文構成要件—整體財產損害，可以說在這一連串的犯罪流程中，每一個環節在解釋上多少都還是存有分歧的見解。對此，本文自（足以影響構成要件解釋的）詐欺罪之保護法益出發，亦即，重新檢視刑法所保護的財產法益之內涵，並拋棄以往以「財產」為重的觀點，援引最近學說上所提出的「人的財產概念」，而認為應將刑法所保護財產法益定位為個人對於財產的支配關係，也就是強調財產的價值應是源自於個人使用或處分財產的可能性，而非作為客體的財產本身；因此，整體財產損害最多也就只能當作

是用以判斷財產支配關係是否受到侵害的其中一項判斷因素，重點仍是在於，被害人支配財產的意思自由是否有受到干擾，以及此是否為值得由刑法加以保護的財產支配關係。 由上述所建構的詐欺罪的保護法益為基礎，即可再處理其所分支出的兩項重要問題，其一，詐欺罪中「施以詐術」以及「陷於錯誤」要件之範圍，即應契合值得由刑法加以保護的財產支配關係之範圍，而此一部分，又必須再結合置身於被害人同意理論中的法益關係錯誤論加以觀察，最終本文認為，應再將被害人對於財產的支配關係，初步區分為消極的處分自由以及積極的處分自由，並分別對於自由的保護課予不同的客觀限制；再者，有關詐欺罪中的「財產處分」要件，則又會牽涉到詐欺罪與其他

財產犯罪（尤其是竊盜罪）之間的界線問題，甚至會直接影響到刑法第339條之1至第339條之3的電腦詐欺罪之定位，對此本文則是認為，詐欺罪與其他財產犯罪之間的差異，主要即是在妨害自由的手段類型上有所不同，而電腦詐欺罪的行為態樣即因此較類似於詐欺罪；不過，我國現行刑法針對電腦詐欺之規範，就行為客體而言，僅額外劃分出自動收費設備以及自動付款設備，仍應已不足以應付現今常見的利用第三方付款設備詐欺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