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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法規(9版)

為了解決政府秘書人工的問題，作者曾育裕 這樣論述：

　　本書主要針對醫護人員切身法律問題加以介紹分析。全書共分七章，從生死的法律觀、安樂死、自然死、安寧緩和醫療等問題出發，進而論述醫護人員的權利義務與業務分際，再進入醫護糾紛的主軸即醫護人員法律過失責任的探討，個論層面包含臨床及公共衛生等各類法律問題，並伸及新醫學科技的發展與法律倫理的關連，最後則研析醫護機構的相關法律問題以及全民健保法制等。全書除學理的論述外，亦側重相關實務運作、判決的兼顧，故引用不少實務案例，以方便讀者參照法規範內涵之解析。尤其，區別醫護臨床與公共衛生常見的法律問題，予以分類探討，體系分明，內容豐碩，深入淺出，行文簡潔，可供授課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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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術、設計與包浩斯的交會-以顏水龍的創作和教學為例

為了解決政府秘書人工的問題，作者葉思佑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顏水龍(1903-1997)的創作與教學為例，從中考察其作品風格與教 育理念中吸收包浩斯元素與理念的過程。由於顏水龍個人的藝術學習歷程較為複 雜，地域上，觸及臺灣、日本，與法國;時間軸上，橫跨戰前的日治時期到戰後 臺灣，這期間臺灣的美術教育也產生轉變，從日治時期的圖案畫課程，僅以圖像 方法學為導向;到戰後專門美術科系的成立，以培育藝術家為導向，體現出臺灣 美術教育的流變。在 1950 年代美援的協助下，中國生產力中心以及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等機 構成立後，諸多的外國學者專家前往臺灣，他們帶來美術設計、工業設計等新知， 促使藝術家開始注意到設計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亦孕育著臺灣在 1960

年代， 設計科系的作興，以及相關刊物的出版。此階段可謂美術領域跨度到設計領域的 轉換期，基於這個轉換，筆者以包浩斯在臺灣的影響作為角度，進行探討，觀看 包浩斯在此時期與臺灣美術、設計的交會。其中，以顏水龍作為包浩斯的導入者之一，作為整個研究架構的核心，有別 於建築史，而是加入美術史的角度，整理包浩斯何時，且如何傳入臺灣，以及 1960 年代前後，臺灣的藝術界到設計界如何理解包浩斯，作為撰述脈絡。並透過戰後， 顏水龍作為畫家、廣告設計家、工藝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成為不可多得的人 才，原以純美術為目的而推廣手工藝之美的他，在戰後政策的驅動下，轉而推動 具有實業性的工藝品，此過程中，他應用包浩斯

的元素與理念，不僅在圖像作品 與產品製作中呈現，亦在課堂中教授包浩斯概念。從中可一探，顏水龍作為包浩 斯的傳布者，以及包浩斯理念在臺灣的實踐。

邏輯學通識課

為了解決政府秘書人工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本書結合大量生動有趣的案例，系統地闡述了邏輯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方法，如何明確概念之間的不同關係，通過定義、劃分、概括和限制等方法澄清概念；如何通過明確不同種類的命題來進行準確的判斷；如何通過掌握三段論、充分條件肯定前件式、否定後件式、二難推理等一些基本的推理方法進行嚴密的邏輯推理；如何運用“穆勒五法”探求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繫，從而提高歸納推理的可靠性；如何運用反證法、歸謬法等方法進行合理的邏輯論證；如何掌握並運用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等邏輯三大規律進行嚴密的邏輯思維；如何識別偷換概念、轉移論題、輕率概括、機械類比等各種邏輯謬誤和詭辯，全書簡明全面、深入淺出、生動風趣，旨在幫

助讀者全面系統地掌握邏輯學知識，有效提升邏輯思維能力。 杜國平，男，1965年生，江蘇省淮安市盱眙縣人。哲學博士（邏輯學專業），工學博士（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智能與邏輯實驗室主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邏輯學會會長，金岳霖學術基金會秘書長。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應用邏輯與邏輯應用研究”等。先後兩次獲得“金岳霖學術獎”。主要學術成果有《不協調信息的推理機制研究》《集合論-泛邏輯悖論》等。現主要從事邏輯學和人工智能基礎理論研究，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邏輯、符號邏輯、邏輯思想史和邏輯應用等。

探討台灣與香港在職母親之自我落差、職家角色認同、角色衝突、與情緒之關係

為了解決政府秘書人工的問題，作者袁慧萍 這樣論述：

在職婦女具有職業與家庭兩種角色，但在社會既存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下，她們需要工作並兼負家事、育兒之主要責任，易於感到職業和家庭角色上之衝突。按照Higgins (1987)的自我落差理論及Polasky與Holahan(1998)的相關研究，在職母親實際我與理想我有差距時，則有較多的憂鬱、焦慮情緒、與職家角色衝突。由於在職婦女具有職業與家庭兩種角色，本研究將自我落差分為職業及家庭兩方面，探討其與情緒及職家衝突是否有不同的關聯。再者，本研究欲了解：自我落差與情緒、職家衝突之關係是否受到角色認同之重要性所影響–亦即，當婦女愈認同職業角色，那麼在職業範疇的自我落差是否更容易帶來負向情緒及職家衝突，反

之在家庭方面亦然。另外，台灣及香港同屬大中華文化，但進一步對比自我概念，香港人較傾向個人主義，台灣人則傾向集體主義(葉蓉慧、陳凌，2004)，因此本研究亦探討兩地的在職母親在上述的變項是否有所不同。本研究以方便取樣的方式，於台灣及香港邀請育有至少1名12歳以下子女的在職母親填寫網路問卷，共取得有效樣本206人(台灣102人，香港104人)。她們問卷內容包括：職業與家庭的自我線段(Francis, Boldero,& Sambell,2006)，測量自我落差；正負情緒量表修訂版(Brief PANAS)；家庭/工作角色認同量表(Aryee & Luk, 1996)、 與職家衝突量表簡短版(Car

lson, Kacmar, & Williams, 2000)。研究結果顯示，在自我落差與情緒的關係上，在職母親不論在工作或是母職方面的自我落差越大，則負向情緒越多，符合自我落差理論。母職方面的自我落差越大，則正向情緒越少。至於自我落差與職家衝突的關係上，在職母親的工作自我落差越大，職家衝突越大。在調節效果上，結果顯示在職母親的職業角色認同對工作自我落差與負向情緒有顯著調節作用 -- 越認同職業角色，在自我落差與負向情緒的關係越顯著。而家庭角色認同對自我落差及情緒，以及在職母親的職業/家庭角色認同對自我落差與職家衝突的關係的調節關係並不顯著。最後，本研究也比對香港與台灣兩地母親在各變項之差異，

以及在職業與家庭的理想我有何不同。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提出之假設大多獲得驗證。本研究亦發現，台港兩地在職母親雖然受西方文化影響，但都顯示了著重儒家傳統文化的華人特色，重視實踐家庭的身份角色多於職業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