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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套書

為了解決新民 國 小 教科書的問題，作者李敏勇 這樣論述：

　　《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雙重構造的精神史》 　　李敏勇不只寫詩，也寫評論，依據陳千武在《華麗島詩集》後記中，提出戰後台灣詩的根球可分為二個源流的看法為基礎，探尋「跨越海峽的世代」和「跨越語言的世代」的二十位詩人。「跨越海峽的世代」是指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黨撤退來台，離鄉背井的詩人，有自詡從中國帶來現代詩火種的紀弦、隱遁脫逸於現實的周夢蝶、楊喚、羅門、貼近生命、生活的向明等。接續是「跨越語言的世代」則指從精熟的日本語轉而中文的詩人們，他們跨越了語言的轉換，都有長短不一的創作空白期，如巫永福、陳千武、林亨泰等。 　　他企圖用更高的視野俯瞰戰後台灣詩的風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思索這二個世

代所面臨困境與考驗，綜覽詩人生平與其詩作，尋找出詩人藏在詩中對時代的反思與批判，從中反思，提出獨特論點。他從巴布‧狄倫談到余光中的〈在冷戰的時代〉、〈敲打樂〉，追索余光中詩風的轉變，還有瘂弦如何以一冊詩集奠定詩人地位，洛夫如何從民族詩型，超現實主義到純粹經驗的轉變。他也以火冰土木，比喻陳千武、詹冰、錦連、林亨泰四種不同的詩風，深入探討這些跨過語言困頓、二二八傷痛的詩人們，如何創作出屬於自己的詩作，更進一步將相近似的詩人互相比較，如以佛禪入詩的周夢蝶和以童話入詩的楊喚，以生死抒情差異來對比陳秀喜和杜潘芳格。 　　李敏勇的評論不艱澀，以行雲流水般的文字，回到詩的美學，領略戰後台灣現代詩的風景，看

見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從中國而來球根和台灣本土球根，在政治的限制、文化的壓抑下，如何開出現代詩的花朵。 　　《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2――多面向的詩情與詩想》 　　戰後的台灣現代詩，走過了政治氛圍壓抑噤聲的年歲，綻放了複雜紛呈的樣貌。李敏勇繼《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雙重構造的精神史》後，延續對現代詩的觀照，再度以詩人為經、詩作為緯、詩社詩刊為線索，探討台灣現代詩發展的多元面向。 　　不同於前著中提及的詩人遇到跨海、跨語言的困境，這批一九三○、四○年代詩人面對的是與前行世代不盡相同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條件。本土意識成長茁壯，在一次次的論戰與寫作實踐中長養出自身的文學脈絡；詩人們閱讀、譯介西方作品，也

為詩壇注入了新的活力。 　　白萩與楊牧皆致力於漢語白話的鍛鍊，一個走入社會、嚼生活之桑葉吐詩之蠶絲，一個立足學院、在經典中吟詠詩意的綢緞。鄉土詩代表的林宗源和吳晟專注土地吟詠，也流露出批判與擁抱兩種各異其趣的意識。理工背景的非馬和李魁賢，剔除過剩的修辭，精簡行句形塑特殊語言風格。𡕷虹和席慕蓉一個由紅塵到空門、一個從大眾取向至原鄉認同，發出各具特色、不容忽視的女性聲音。汪啟疆、拾虹以自身特殊的海洋經驗為詩作養分，喬林的山林風情畫則捕捉原住民在山地部落的生活情境。曾貴海、鄭烱明、江自得同為醫生詩人，卻在作品中以不同方式展現對於現實或社會的關心。 　　詩人們身處台灣社會的轉變時期，用詩歌藝術為自

己撐開思想空間，也用文字積極與時代對話，展演出不同的生命風貌。身兼評論者與詩人身分的李敏勇，觀察、記錄文壇前輩與朋輩的身影，為戰後台灣現代詩史添上獨具視野的在場證詞。

白頭殼仔-洪元煌(1883-1958)的人生組曲：殖民統治與草屯洪家

為了解決新民 國 小 教科書的問題，作者陳文松 這樣論述：

　　洪元煌1883年出生於清末的北投堡（今草屯），為北投堡總理洪玉麟的五男。日治初期畢業於草鞋墩公學校（今草屯國小），1919年與林獻堂等人加入東京新民會，歷經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和東亞共榮會等，1924年更創設草屯炎峰青年會，成為日治時期最具戰鬥力的自發性地方青年團體。    　　洪元煌的摯友兼盟友葉榮鐘，戰後曾經想寫洪元煌，可惜終未完稿。   　　綜觀洪元煌的一生，其權宜變通的務實性格與無役不與的政治實踐，彷如介於林獻堂、蔣渭水和賴和三者之間。他有著林獻堂的派頭，卻又不如林獻堂優雅；他有著蔣渭水的社會實踐精神，卻又不如蔣渭水激進；他有著賴和的尖銳筆鋒，卻又不如賴和

新潮。   　　二次戰後，加入櫟社，二二八事件期間遭難獲救，歷任草屯鎮長和國民大會代表，1958年病逝。   　　本書透過921震後出土「日治時期草屯洪氏家族文書」，探究白頭殼仔洪元煌傳奇的一生，實見證了攸關臺灣命運的兩個戰後史。

臺灣美術、設計與包浩斯的交會-以顏水龍的創作和教學為例

為了解決新民 國 小 教科書的問題，作者葉思佑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顏水龍(1903-1997)的創作與教學為例，從中考察其作品風格與教 育理念中吸收包浩斯元素與理念的過程。由於顏水龍個人的藝術學習歷程較為複 雜，地域上，觸及臺灣、日本，與法國;時間軸上，橫跨戰前的日治時期到戰後 臺灣，這期間臺灣的美術教育也產生轉變，從日治時期的圖案畫課程，僅以圖像 方法學為導向;到戰後專門美術科系的成立，以培育藝術家為導向，體現出臺灣 美術教育的流變。在 1950 年代美援的協助下，中國生產力中心以及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等機 構成立後，諸多的外國學者專家前往臺灣，他們帶來美術設計、工業設計等新知， 促使藝術家開始注意到設計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亦孕育著臺灣在 1960

年代， 設計科系的作興，以及相關刊物的出版。此階段可謂美術領域跨度到設計領域的 轉換期，基於這個轉換，筆者以包浩斯在臺灣的影響作為角度，進行探討，觀看 包浩斯在此時期與臺灣美術、設計的交會。其中，以顏水龍作為包浩斯的導入者之一，作為整個研究架構的核心，有別 於建築史，而是加入美術史的角度，整理包浩斯何時，且如何傳入臺灣，以及 1960 年代前後，臺灣的藝術界到設計界如何理解包浩斯，作為撰述脈絡。並透過戰後， 顏水龍作為畫家、廣告設計家、工藝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成為不可多得的人 才，原以純美術為目的而推廣手工藝之美的他，在戰後政策的驅動下，轉而推動 具有實業性的工藝品，此過程中，他應用包浩斯

的元素與理念，不僅在圖像作品 與產品製作中呈現，亦在課堂中教授包浩斯概念。從中可一探，顏水龍作為包浩 斯的傳布者，以及包浩斯理念在臺灣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