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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頭殼仔-洪元煌(1883-1958)的人生組曲：殖民統治與草屯洪家

為了解決日本地図 地名的問題，作者陳文松 這樣論述：

　　洪元煌1883年出生於清末的北投堡（今草屯），為北投堡總理洪玉麟的五男。日治初期畢業於草鞋墩公學校（今草屯國小），1919年與林獻堂等人加入東京新民會，歷經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和東亞共榮會等，1924年更創設草屯炎峰青年會，成為日治時期最具戰鬥力的自發性地方青年團體。    　　洪元煌的摯友兼盟友葉榮鐘，戰後曾經想寫洪元煌，可惜終未完稿。   　　綜觀洪元煌的一生，其權宜變通的務實性格與無役不與的政治實踐，彷如介於林獻堂、蔣渭水和賴和三者之間。他有著林獻堂的派頭，卻又不如林獻堂優雅；他有著蔣渭水的社會實踐精神，卻又不如蔣渭水激進；他有著賴和的尖銳筆鋒，卻又不如賴和

新潮。   　　二次戰後，加入櫟社，二二八事件期間遭難獲救，歷任草屯鎮長和國民大會代表，1958年病逝。   　　本書透過921震後出土「日治時期草屯洪氏家族文書」，探究白頭殼仔洪元煌傳奇的一生，實見證了攸關臺灣命運的兩個戰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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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島都」臺北意象與「近代化」論述

為了解決日本地図 地名的問題，作者李京屏 這樣論述：

在一般的印象中，「島都」是日治時期用以指稱臺北的詞彙。就此詞彙本身，可以說同時呈現了①日本帝國內部「內地→殖民地」、②臺灣島內「各地域→殖民地首都」的兩種視線與空間感，並且同時具有「位於邊緣的文明中心」的語感。本文旨在透過分析日治時期報刊雜誌中出現的「島都」意象，如何呈現、反映時人對於「近代」的看法。最初約在1910年代前半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出現的「島都」，於1915年以後開始專門指涉作為殖民地臺灣首都的臺北，具體的地理範圍大約是臺北三市街，然尚未有具體的特徵或條件。進入1920年代以後，伴隨日本中央對殖民地統治方針轉向內地延長主義，「島都」作為帝國空間下殖民地首都的位置，這樣的語感與象徵

意義，開始逐漸增強。由日本內地看向殖民地「島都」的視角，在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及其後的帝都復興後受到影響。對比於領臺初期，來自內地的記者對淡水、臺北正負印象交雜的記述，以及1930年代的《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一系列對於「未完成的島都」的議論與批評，顯示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於「近代」的認識也不斷改變。在臺灣內部，《臺灣日日新報》自1920年代後半開始出現許多以「島都」作為批判當時臺北社會問題關鍵字的報導或投書，其中一方面有指出事實問題之處，一方面亦不乏對於本島人市街──特別是大稻埕──市民素養或衛生狀態的批評。而從內臺的報導比較中，也看得出同時代的人對於，對於「近代都市」所應具備的條件有相

似的價值判斷標準。相對於內地人的視角，對抗統治當局色彩濃厚的《臺灣民報》與《臺灣新民報》新知識份子、與統治者關係良好的黃逢時與黃純青父子，以及具有東京生活經驗的女性黃廖桂秋，分別在社會問題、大稻埕迎城隍傳統、「黑貓」與「黑狗」等類似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整體而言都是將「島都」一詞，指設向「一島之都」的意義，並以此作為論述的邏輯。本文指出，在日本帝國下「一島之都」的空間感，以及「島都」作為「全島之首都」、「最為進步的都市」這樣的意象，共同存在於在在臺內地人、在日本國內的內地人，或是臺灣知識份子的論述中。「島都」一詞反映了內地人、在臺內地人與臺灣知識份子各自對於「近代」的認識與思索。

臺灣原住民口述史：泰雅族和夫與日本妻子綠

為了解決日本地図 地名的問題，作者菊池一隆 這樣論述：

　　1969年，在當時還是「特別管制區」的桃園復興鄉角板山，一場泰雅族青年和夫與日本女子綠的婚禮，震動了臺灣社會！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感到有些不寒而慄的。剛結婚的時候，真是一個恐怖的時代啊。」──綠   　　來自日本的綠不顧反對，毅然嫁入桃園角板山，當時那裡是一般平地人沒有「入山證」也不准進山的特別管制區。綠來到戒嚴狀態下的臺灣，過著隔牆有耳的生活，凡事都要小心翼翼。   　　戒嚴時期的臺灣與北部泰雅族人的生活是什麼樣貌？   　　在那個年代，「高砂族」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坐牢者不在少數，更有樂信‧瓦旦等人被處決。瓦旦‧達拉（林昭明）在學校產生了「我們也要創造自己的文字，書寫自己文

字的文章」的想法，他參加「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卻因此被控「叛亂」，入獄十五年；兄弟林昭光則被誣告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聯而入獄。   　　日本學者菊池一隆自1976年起，十餘次走訪角板山，以日語親自訪談：和夫&綠、樂信‧瓦旦的親族林昭明、林茂成與林昭光；以及二戰時期的高砂義勇隊黃新輝與泰雅族傳教士黃榮泉。   　　本書分為兩輯：輯一是和夫與綠的訪談紀錄。兩人口述從跨國通信、戀愛、結婚到山地生活的細節；第二部分則以「白色恐怖」為中心，對角板山泰雅族進行訪談，包括當時入獄的林昭明、林昭光，受難者家屬林茂成；也兼及參加高砂義勇隊出征的黃新輝與泰雅族傳教士黃榮泉等人。   　　七則證言、大量

照片，這是一段白色恐怖時期的泰雅族口述史，這是關於那個年代，我們還不知道的事。   本書特色   　　一段白色恐怖時期的泰雅族口述史！ 　　日本學者菊池一隆自1976年起，十餘次走訪角板山，以日語直接訪談， 　　透過七則證言，大量照片，呈現戒嚴時期臺灣北部泰雅族人的生活樣貌。

巧遇的接力：歐洲與東亞間的民族誌知識收集、整理、再相遇

為了解決日本地図 地名的問題，作者簡宏逸 這樣論述：

現代民族誌學（ethnography）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中葉的「族群描述」（Völker-Beschreibung），這是德意志學者G. F. Müller在西伯利亞進行田野調查時所發展，用來描述人類文化的方法論。此一方法論的原型，可以再往前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紀流行的「旅行的技巧」（ars apodemica）。歐洲旅行者在這些方法的指導下，收集了許多有關東亞族群、歷史、地理、文化的知識。若將知識收集視為一個貫穿時代的現象，會發現不同時代的行動者以不同的目標和方法進行知識收集，其中並未有特別的計畫。這樣的特性使這個橫跨四世紀的知識收集，看起來就像一場「巧遇的接力」。我將歐洲與東亞間的

知識收集、整理、再相遇分為三個部分討論。在收集與驗證的十六與十七世紀，西歐與東亞建立了直接的連結，知識也開始在此連結上流動。在這一部分我檢視了《臺灣府志》中所流傳的「暗洋暗澳傳說」，發現它與1596年到1597年間荷蘭航海家Willem Barents的第三次北極探險遇難過程相對應。我也透過東北航路的情報在日本流傳的情況，側寫當時歐洲人深信的東北航路及「Anian海峽」等地理知識流傳到亞洲的情境，以重建「暗洋暗澳傳說」被記錄時的情境。到了1643年，荷蘭人在亞洲站穩腳步，下一步他們就開始規劃探索東北亞大國Cathay與太平洋上金銀島的探險。這次依循過時資訊規畫的航海，雖然從一開始就註定失敗，卻

因為組員克盡觀察情報的職責，本次航海帶回北海道、庫頁島、千島群島一帶的地理與民族誌情報，無意中成為記錄十七世紀中葉的阿伊努社會的重要見證。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從東亞已經有大量情報傳回歐洲，在歐洲的學者開始對這些情報進行整理與批判。Nicolaas Witsen與François Valentyn兩人都是運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知識網絡為自己的作品收集資料的編輯者，分析他們對手上情報所做的改動，可以揭露這兩位編輯者所追求的目標。Witsen關心的是他的Tartaria地圖，用各種資料為其地圖佐證。Valentyn則在編輯中豪放地帶入個人意見，不只大幅縮節改寫C. E. S.和Candidius的原始史

料，並在他所投入的宗教領域加入帶有個人偏見的批評，但也缺乏對情報的批判考證。不重視考證的知識收集，在十八世紀初George Psalmanazar假扮福爾摩沙人的騙局中受到了強烈的挑戰，使歐洲知識界必須重新反省既有的知識收集模式。在十八世紀興起的學術遠征（scientific expedition）則挽救了知識的危機，並從中發展出研究全人類文化的框架。到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誌學再次與東亞的地方知識再次相遇。但是再相遇並不一定是學術的進步。我以德意志傳教士歐德理所提出的客家民族誌、客家族群史，以及十九世紀末臺灣研究中產生的「客家先來論」，說明新的迷思如何在西方知識與在地知識的再相遇中產生。綜觀

來看，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民族誌學歷史似乎充滿了失敗，但是知識行動者之間的接力，卻也讓民族誌學知識往正面方向改變。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場「巧遇的接力」，才能公平地去評價當代的知識體系，知道自己是怎麼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