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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汪和平運動下的賦詩言志 (1938-1948)

為了解決月的詩詞的問題，作者劉威志 這樣論述：

　　本論文研究中日戰爭期間，梁鴻志維新政權與汪精衛國民政府治下的詩詞作品；探討處於「戰時主和」的漢奸罵名與悖德情境之下，古典詩詞如何表述的問題；進一步說，考察彼等詩詞與中國詩詞史上各種範式暨情境結構之間的關係，探尋「主和話語」的意義所在，給予梁汪政權詩詞一文學史上的定位。　　由於「戰時主和」的行為，普遍受到貶抑與不齒，且中日戰爭之際，近代國族主義與傳統夷夏之防已然做成連結，「主和」「低調」，彷若失語。故為有效凸顯並探尋該議題，本論文以三個方法推進論述。　　首先，考察梁汪政權成立初期，諸人的和平理念、政治話語與其詩詞所涉之典故體系，從中建構一「主和話語的譜系」，作為「主和」的認識論基礎，建立出

「主和話語」其來有自，有其理據與體系，絕非無源之水的認知（第一章）。　　其次，置身淪陷區與偽政權，多數人並不願意讓自己參與這一受到貶抑不齒「主和話語」中；他們既不願意贊附「和平運動」，又無力公開的反抗，故表現出一種游離與超然的姿態；筆者以「淪陷」與「易代」互為參照的角度，指出政權交替之際，遺民文學與淪陷區文學中那些遺世獨立、懷古鄉愁、風花雪月的詩詞風格，其實是同樣情境之下的創作。故主張淪陷區的文學，就是易代之際的遺民文學。以此視角，排除那些不願羽翼和平運動的詩詞作品（第四章）。　　第三，得前「主和話語」的認識論基礎，與類似佛經判教式的切割後，本論文遂得以站穩腳跟，逐步分析「主和話語」如何因應外

在環境的變化，更動其詩詞表現與言說方式，微觀地考察「主和話語」之發展。故得下列三章：一是面對談判對手日人之失信與傲慢，弱勢的汪等在詩詞中如何應對與說服（第二章）；二是太平洋戰爭既起，國際局勢的驟變，從汪諸人如何藉由詩詞唱和的「中國詩用」場域，藉由典故的詮釋與改寫，勸汪精衛更易對日方針（第三章）；三是抗戰勝利，「和平運動」失敗，從汪諸人身陷囹圄；研究諸人的庭訊論辯與獄中詩詞之間的關係，探討「主和話語」的終末之姿（第五章）。本論文五章間之關係如上。　　若以各章的時間列次，第一章研究和平運動初期的理念、宣傳和平的詩詞、梁鴻志與汪精衛的贈日人詩，討論彼等的主和理念的初衷，對內對外的宣傳策略，與如何塑造

所屬政權的正統性之過程。　　第二章處理1940年11月30日汪日簽約之際，趙尊嶽所作的〈鷓鴣天宮體八首〉。透過研究條約談判的檔案與考索詞作的典故脈絡，分析趙尊嶽如何以詞體與宮體，形塑汪政權與日謀和的自我形象。　　第三章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從汪諸人如何轉化荊軻自我犧牲的形象，說服國人信任和平運動；第二部分，是珍珠港事變後爆發，任援道、龍榆生、李宣倜以題詠《易水送別圖》為名，透過對「荊軻故事」的再詮釋，勸汪精衛修正對日方針。兩部分互為對照，可見主和話語不但對民眾宣傳，同時也逆向成為對政策之建議。　　第四章研究汪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李宣倜雖仍擔任汪政權要職，其詩詞內容卻明顯從一名和平運動的支持者

，轉向以退隱與田園自期的形象。實際上，汪政權成立初期，文人間亦不乏類似表態，但直到汪精衛對英美宣戰之後，李宣倜這類文學表現才大量湧現。本章以「淪陷／易代」作為視角，將彼等排除在主和話語之外，同時也藉由易代之際的遺民文學風格，對淪陷區文學有更深化的定義。　　第五章分析抗戰勝利之後，從汪諸人在獄中所作詩詞與在漢奸審判之際的庭訊論辯之間的關係。比較制法過程、法理邏輯、法庭論辯，與諸人羈囚之際一系列憤懣、自清與釋懷的心理過程，從中探究和平運動的「主和話語」所呈現的最後模樣。　　綜上五章，歷時性的呈現古典詩詞在面對戰時求和的委屈情境，與漢奸罵名的絕大壓力之下，各種表現方式與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