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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掛帥下的受害確證與權益協商： 健康檢查在台灣環境抗爭中的角色初探，1979-1993

為了解決楠梓高雄大學附近建案的問題，作者官佑昌 這樣論述：

　　本文以「健康檢查」（health examination）為切入點，檢視1979-1993年間台灣環境抗爭中國家治理與抗爭模式的變化。健康檢查的特殊之處在於，戒嚴時期政府願意為公害事件主動提供健康檢查，解嚴後的政府一度採取「此例一開後患無窮」的立場，而在持續的抗爭治理過程中，健康檢查又成為政府公害處理原則與廠商睦鄰回饋項目之一，這個有趣的轉變，在既有環境抗爭的研究中未被詳細討論。　　本文主要仰賴次級資料的分析，分成兩條軸線，第一條軸線是1979-1993年間台灣的經濟發展與健康檢查的發展，第二條軸線是1979-1993年間健康檢查在環境抗爭中的角色與使用變化。　　本研究發現，台灣治理公害

糾紛的態度主要是基於經濟優先發展，強調維持以工業區為發展模式之生產秩序的穩定，這個脈絡形塑了工業區附近居民與工業汙染的強制共存關係。當視角聚焦在確證與協商過程中，發現健康檢查具備多義性和多功能性，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對不同行動者有不同的意涵：健康檢查在環境抗爭中原被視為確證工具由民眾提出，卻在確證失效後更加普及於往後的環境抗爭中，而成為國家治理的有效策略之一，促使三方在睦鄰回饋上達成共識。同時，受害確證的難題在於疾病難以歸因，但是流行病學調查的出現，以風險暴露取代疾病歸因，使風險分配與權利受損連結起來，成為權益重新分配的正當理由。

從計畫一致性角度探討臺灣土地混合使用現象―以原高雄市商業區、住宅區為例

為了解決楠梓高雄大學附近建案的問題，作者李信誼 這樣論述：

臺灣的都市計畫體系主要延續日本殖民時期的制度發展並且於戰後受歐美規劃思潮影響甚巨，都市計畫的目的是為了有序管理都市空間以及引導適當開發的法定計畫，透過法令制度工具包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容積率管制、都市設計審議等等實踐規劃目標，依法管制。然而，兩項因素構成臺灣的規劃並沒有如計畫落實。首先，臺灣的都市發展可以追溯到清代，而現代城市規劃體系卻是從1964年開始正式實施。此一現象使臺灣都市計畫必須包容幾百年來已經發展的使用模式，並且遷就於日本統治時期完成的土地使用規則。第二，政府推行都市計畫後，為了促使經濟發展推動一系列的土地使用政策，如客廳即工廠政策，將原已存在的土地使用更加複雜，並開啟土地使

用的濫觴、引起土地使用上的農工爭地、住商搶地的現象。都市的實際發展往往同時受到房地產市場、政治影響以及市民使用行為之影響。而開發審議過程中又多直接審視土管內容而鮮少與地區規劃目標的確認，導致許多土地開發雖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卻與整體規劃的方向和規劃願景相悖。以原高雄市為例，其都市計畫範圍內的商業區約有35％是做為純住宅的開發，且其中多為高級住宅大樓開發。這進一步指出，臺灣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可能無法有效餞行規劃目標，進而影響都市發展的預期方向。本研究討論原高雄市的商業區與住宅區的發展，首先對規劃歷史和土地利用理論進行文獻回顧，並透過都市計畫書圖與土地利用現況比對計畫與現況發展的差異，探索高雄市

一致性規劃的潛在問題，後引入實際開發資料釐清現況。最後與規劃者和開發者、計畫審查者、政府單位等權利相關人進行訪談，以了解計劃與現實之間差距的可能原因，以反饋未來對臺灣相關法規的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