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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食品安全法制行政調查之研究－以液蛋案、毒豆芽案、台北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為例

為了解決檢舉攤販台中的問題，作者張焜傑 這樣論述：

行政調查已有許多前人之研究，一般來說，行政調查之意義，並未有穩定一致之見解，而本文所關注之重點為食品安全之行政調查，將食品安全法規之行政調查方法歸納整理，依循過往學術成果，提出四種類型的調查方式，包含規劃性調查、協力義務型調查、一般認知的調查以及監督管理型調查四大類型，期望透過此歸納整理，能更容易理解食品安全行政調查之具體樣態。另外，本文實際訪談了衛生稽查員及食品業者，於液蛋案中，可以發現文化因素及價格因素影響了食品安全衛生標準的訂立，同時影響了稽查標準；於毒豆芽案中，可以看到違法使用添加物有不同的處罰標準，然而處罰之輕重，關鍵在於影響層面之大小；食品稽查實務中，有許多問題，包括衛生局之人力

、威信力不足等，政府是如何處理的？於台北市食品安全微笑標章政策中，可以看到夜市攤販之想法及難處，雖然各地方政府越發重視夜市食安，然而夜市稽查有其侷限性，如何有效落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期望藉由上述三個案例，了解食品安全行政調查之不同面向，以及實務食品衛生稽查之運作，並能從中有所收穫。 

以法律文化衝突論考察二二八事件

為了解決檢舉攤販台中的問題，作者林欣曄 這樣論述：

　　本論文是以法律文化的觀點詮釋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的法律背景，即是在二戰結束後，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移入其在中國的訓政體制統治文化，而與當時台灣社會從日治時期以來累積的法治經驗發生衝突。一方面，日治台灣經歷了前期的武力反抗與軍事鎮壓，及至民政時期殖民當局以法律手段制裁異議人士，而台灣也產生了一批新式法政知識精英，在體制內運用法律爭取抗爭的空間，並對社會形成影響。此後雖在日治末期面臨更高強度的法律打壓，始終未再遭到軍事力量的威脅。　　另一方面，中國政權建立的訓政體制，是以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治，作為實施憲政的準備階段。惟因中國連年戰亂，非但未能實現憲治的目標，反將黨政大權集中於軍事將領之手，

形成「以軍事鎮壓為主、以政治手段為輔、以法律解決為末」的統治文化。戰後初期台灣官民之間不同法律文化的相遇，即造成許多法治亂象，擴大官民衝突，至發生員林事件，人民對新政府法治信賴崩壞的結果，遂使二二八事件成為全島動亂的衝突。　　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本省領導社群本於其日治經驗，向國民黨官方提出政治改革訴求，卻被視為叛亂，動用軍事行動加以鎮壓。此後官方究責行動仍以軍事手段為主、政治懷柔手段為輔，僅在大規模軍事鎮壓告一段落後，始有少數的普通司法判決，顯示出其法治意識之欠缺。故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於日治時期所形成的現代性法律文化與本省知識精英幾乎從政治舞台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黨治體制輕法重軍的統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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