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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何義麟 博士所指導 李美蕙的 台灣人的海外經驗與國族認同： 以鹿港王永宗家族為中心 （2020），提出民權國小校慶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王永宗、王康緒（王宏）、王斌斌（蘇琦）、王康旼、王康陸、台灣人意識、海外台灣人、家族史、國家認同、台灣獨立。
而第二篇論文逢甲大學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李建緯所指導 賴怡慈的 日治時期臺灣奉安設備之研究 （2018），提出因為有 日治時期、教育敕語、御真影、奉安、文物研究的重點而找出了 民權國小校慶的解答。
台灣人的海外經驗與國族認同： 以鹿港王永宗家族為中心
為了解決民權國小校慶 的問題，作者李美蕙 這樣論述：
王永宗出生於日本來台的第一年，在漢人及日本雙重文化影響下成長，他的生命史貫穿日治與國民黨統治的二個時代。1920年代，他參與社會運動，而後移居中國15年，擁有基本的台灣人意識，但似乎還能與其漢人意識和日本認同並存。戰後，經過國籍轉換，王永宗逐漸揚棄中國認同，他粗淺的台灣人意識，則多少傳承給他成長於中國的孩子們。他年長的三個孩子王康緒（後更名「王宏」）、王斌斌（後更名「蘇琦」）及王康旼，從小成長於中國，但接受日本教育，二戰時期，他們接觸社會主義，因而擺脫日本認同。由於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康緒和斌斌決定留在中國，其台灣人意識並未具主體性。王永宗較為年幼的三個孩子王康厚、王康德及回到台灣時年紀尚幼的
王康陸，雖說台灣是故鄉，卻又是如此陌生，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他們在國民黨愛國教育下成長。王康陸赴美深造，他才認識到台灣不斷受外來政權統治的原因，要擺脫宿命的枷鎖，必須將台灣人意識推至台灣民族。不同的海外經驗，讓王永宗所有子女都承受著國家認同的困擾。王家父子二代認同的轉折，有著國家暴力的痕跡，也有個人生命經驗的因素。深入探討具有海外經驗台灣人的生命歷程，就是探討現代人國族認同轉折的最佳例證，探討這段歷史，或許將有助於台灣人掙脫政治因素干擾，凝聚政治共同體的意識。
日治時期臺灣奉安設備之研究
為了解決民權國小校慶 的問題，作者賴怡慈 這樣論述：
現今對於日本天皇崇敬之地位，是為明治維新後，為建立凝聚人民認同下，所極力從新塑造之延續。在臺灣，學校內亦可看到教育敕語謄本、御真影、奉安設備或空間等建構天皇神聖性的媒介。御真影為天皇皇后肖像，教育敕語是內閣以天皇知名發表對於教育的話語，奉安設備或空間則是保護與天皇有關物件的專屬設置。進一步比對文獻資料，臺灣學校內的敕語謄本與御真影的下賜狀況，實則不如《臺灣教育沿革誌》中所說的全臺學校皆有，而是依是否有準備奉安設備或空間等為下賜依據；另一部分，針對奉安設備或空間等形制進行梳理，從圖像學理論與類型學分析其形制外觀的含意，以及依保護的物件而有所不同的設置狀況，敕語謄本的保護多數使用單開奉安庫，御真
影的保護則是慎重以待。實際的下賜與奉安仍依各學校之能力有關，各學校亦會透過寄附、募資等方式盡可能的準備奉安設備或空間。並透過對於下賜、奉安過程、日常安排及特定節日的儀式行為等，以及奉安設備或空間的設置分析，進而知道當時致力於天皇的神聖性建構，以及認同塑造等的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