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基礎設施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地圖、推薦、景點和餐廳等資訊懶人包

城市不服從：以失序設計打開生活想像

為了解決社會基礎設施的問題，作者帕布羅．森德拉,理查．桑內特 這樣論述：

失序才能帶來都市活力！ 社會學大師理查•桑內特──都市設計實踐指南 ╲╲╲社會學X都市規畫╲╲╲　 顛覆城市的僵化生活 ◆特別收錄帕布羅．森德拉──臺灣版前言   ◆榮獲2020英國《衛報》最佳書籍 　　2008年起，西班牙經歷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數年。政府財政、文化資源受限之際，在地表演藝術團體聯手建築師，反而為當地僵化的都市規畫創造出截然不同、以「失序設計」為概念的新型態文化基礎設施──塞維利亞半邊陲空地上的馬戲學校。前期他們先架設了馬戲團帳篷，以及稱為「 蜘蛛」的特製組合貨櫃；兩種設施皆為自建且採用再生素材。其他團體也陸續加入合作，在同一片土地上進行新的建設：執行視聽計畫的攝影實驗

室、開放式教室、綠色廊道。豐富多樣的文化場合和活動在此地應運而生。 　　由於不斷有新建物、元素納入組合，加上持續歡迎新的團體加入其中，被稱為帳篷（La Carpa）的這個空間，展現了過往都市基礎設施從未有過、充滿彈性且具自然成長的能力。 　　當代都市規畫常以「區分功能」與「同質化人口」的概念打造城市，促使城市發展成一個個規矩、服從限定功能的空間，進而扼殺其他有機的使用可能。以此論點回顧、反思「帳篷」的例子：城市作為多數人口居住與活動的空間，是否能藉設計失序型態的基礎設施，協助城市展現彈性，掙脫既定秩序，持續進化、變形，以回應更多使用者的需求？ 　　《城市不服從》由著名的社會學家理查‧桑內

特，以及建築師暨學者帕布羅．森德拉共同撰寫。以桑內特於1970年的著作《失序之用》（ The Uses of Disorder）為基礎，開展討論。 　　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縱觀了1970年迄今，城市規畫的發展與限制，以理想的公民社會為標的，藉運作「開放城市」的探討，桑內特試圖釐清，當代城市如何透過「失序基礎設施」的介入，被改造成多元、可變，獲得隨使用者需求自行進化的成長能力。 　　第二部中，森德拉闡述自己將「失序設計」執行於實務的心得，透過建築設計的五個執行方式，提出改造城市基礎設施的實驗／作與流程，並列舉案例對照。第三部則收錄兩位作者對談，分析「失序設計」之於現代社會的涵義與發展方向。

　　臺灣人口稠密，而其中多數集中居於都市，讓城市空間與基礎設施能自我成長茁壯，以廣納更多生活需求，成為當下都市規畫重要課題。《城市不服從》促使我們展開全新思考：如何以失序設計協助都市自然進化，對應各種居住需求，毋須服從既定秩序，邁向更臻成熟的開放城市。 臺灣知名學者聯合推薦 　　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李清志 實踐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康旻杰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曾憲嫻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 　　黃偉茹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 　　黃舒楣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龔書章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 　　（按姓

氏筆畫排序） 　　「混亂既蘊藏危機，也激發活力。正視混亂，可以啟動都市設計新思維。」──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這本書背後是跨越近半世紀的年輕對話、兩位空間規劃設計專業者難得誠摯地反省專業，嘗試不成為抹滅創造力、開放性和多樣性的幫兇，在看似失序混亂嚷嚷之處，打開學習之窗。」──黃舒楣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社會基礎設施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智慧城市評估架構關聯性分析之研究

為了解決社會基礎設施的問題，作者廖美玲 這樣論述：

摘 要智慧城市就是運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城市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從而對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商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響應。其實質是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實現城市智慧式管理和運行，進而為城市中的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促進城市的和諧、可持續成長。智慧城市的核心思路就是將城市發展成為一個完整自給的生態系統，將這些子系統通過信息共享與交互形成一套相互促進、彼此交融、協同共進的整體系統，並為城市的應急管理、資源調度等運營管理提供高效整合的決策輔助支持。其中，我們可以基於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將城市中的物理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社會基礎設施和商

業基礎設施連接起來，形成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礎設施。本研究旨在建構智慧城市，評估架構關聯性分析指標之構面及評估準則，發現智慧城市因素指標間之影響關係，並建構評估模式，將影響智慧城市關鍵因素指標，以決策試驗與實驗評估法進行評量，並依據評估結果提出改善策略及建議。本研究採用專家問卷的方式訪談彙整，透過DEMATEL決策實驗室分析法找出關鍵因素並建立評估模型，改善智慧城市關鍵成功因素的能力指標之優先順序。在研究中分析專家學者的意見，計算出以下五大構面的標準權重：基礎設施、交通管理、行車安全、汙染減少、車輛減量。這本研究結果顯示，基礎建設、車輛減量這兩個構面是最重要影響性因素，決策者應優先改善這兩個構面。

本研究可以當作市政府內部溝通或者與企業合作的依據，降低溝通與規劃成本，進而提升落實智慧城市計畫的整體效率。關鍵字：智慧城市、物聯網、關聯性分析、決策實驗室分析法

中產悲歌：面對薪資停滯、金融危機、稅賦不公，中產階級如何改寫未來？

為了解決社會基礎設施的問題，作者哈達絲‧維斯 這樣論述：

★《商業周刊》1722期書摘報導★ 無論多麼努力，我們都是別人用來創造盈餘的工具。 人人忙著爭取利益，看不見自己被剝削，「階級複製」便成為我們甩不掉的命運。   面對薪資停滯、福利減少、健康與教育成本上升、金融危機、稅賦不公， 中產階級該何去何從？   　　我們認為只要努力就能往上爬，於是投資自己的學位與專業證照、買車買房、存養老金、買保險單、管理儲蓄帳戶與金融資產。   　　在各種定義堆疊之下，中產階級似乎代表著「如果我們成功，必然是用盡全力；如果失敗，一定是不夠努力，要怪就怪自己」。   　　有報導指出臺灣正邁入「M型化社會」，富者愈富，窮者愈窮，資源被重

新分配，中產階級因而失去競爭力，淪落到中下階層，更有人說「中產階級正在消失中」。   　　然而，真是如此嗎？   　　◎中產階級從來就不存在 　　「中產階級」的定義模糊不清，因為它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大眾普遍認為中產階級代表了「對自身財富負責，努力工作以換取回報」，但這其實也能解讀成「薪資不高、生活品質不佳，是因為你不懂得善用時間、精力和資源」。本書將釐清「中產階級」的真正意義，讓你開始反思那些先入為主的知識。   　　◎資本主義逼人爭權奪利 　　中產階級說穿了就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人人都忙著爭取利益，以至於看不到自己被剝削，便不會抵制。人們奉獻心力生產的商品和服

務，其真正價值高於他們的薪資，而多出來的利潤，便回到了最高層的手中。金融化則是幫兇，讓資本主義大行其道。   　　◎追求累積財富是個陷阱 　　中產階級是被製造出來的，目的是讓人養成勤奮態度、為積累財產做出貢獻。在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我們認為投資是改善生活的最終途徑，因而造成「社會階級流動操之在我」的概念，導致人人競相爭取稀少的資源。   　　◎連自己都被「資本化」 　　中產階級的父母會想方設法栽培孩子，讓他們跳得越高越好。現今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造成此現象的罪魁禍首就是人力資本的累積，即所謂的「階級複製」，這種功利概念甚至滲入了家庭親密關係之中。  

　　◎只要夠努力，就能成功？ 　　中產階級的概念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想法上，掩蓋了有些工作會導致身心受創的事實。最可嘆的是，那些不得不為生活而工作的人，是最相信這個意識形態的，因為他們將財富視為自己選擇的結果。   　　◤薪資愈低，掌權者愈能從我們身上榨取更多好處。◢   　　人類學家哈達絲進行了大量文獻研究，並歸納出結論：「中產階級是一種意識形態」。這個概念揭露了一個謬論：人們相信，由於我們對自身財產和教育進行了投資，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向上爬，也可能往下掉；我們以為，如果我們貧窮、失業或是掙扎求活，那是因為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資不足。   　

　來自德國、以色列、美國等地的研究證據說明，這種信念如何使我們在生活中朝向累積資產的目標發展，但最終帶來的結果卻是自我毀滅。   一致推薦   　　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顏擇雅／出版人、作家   國際讚譽   　　「這是對新興的社會階級人類學的精湛貢獻。哈達絲．維斯做出了廣泛且深思熟慮的貢獻，展現了投資、資本積累和財產的概念，如何激發了全球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吸引力。」──邁可．薩維奇（Michael Savage），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不平等研究所所長   　　「或許我們都已經知道中產階級是個神話，就像小孩可能大略知道聖誕老人不是真的。但是，當

房間裡的大人們不斷告訴你『乖小孩才能一直收到禮物』，就很難放棄信仰。這是本無與倫比的書，帶來了不懈的智慧與驚人的感動。哈達絲．維斯不僅告訴我們，是誰把禮物放在聖誕樹下，還告訴我們，那些人為什麼要這麼做。她擁有非凡的優雅和敏銳度，可以同時聯想並解構當今金融化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些教訓令人不安，但它們既不憂鬱也不懷舊。僅僅因為現在情況變得更糟，並不意謂著以前的情況比較好。」──伊萬．阿舍（Ivan Ascher），《投資組合社會：資本主義的預測模式》（Portfolio Society: O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ediction）作者   　　「人類學家哈

達絲．維斯告訴我們，在我們擁護中產階級的同時，也表明了面對金融化資本時，我們集體的無力感。回顧她本身關於德國和以色列的人種誌研究以及當前的著作，她對我們賴以生存的中產階級神話深有體會。」──唐．卡爾伯（Don Kalb），挪威卑爾根大學教授 作者簡介   哈達絲‧維斯（Hadas Weiss）   　　人類學家，學術界游牧民族，目前任職於馬德里高級研究學院（Madrid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她的人種誌研究包含了以色列、德國和西班牙金融化的社會基礎及影響。   　　她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大量文章，這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譯者

簡介   翁尚均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博士，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文化行政職系公務人員正式退休，現專事英法文中譯工作。 致謝詞  中產階級（關於愛的故事）   導論  我們從來不是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意味著，我們會對自身的財富負責、盡可能努力工作，同時削減開支，割捨一些眼前立即的享受，期待將來因這些犧牲而獲得回報。這也意味著：不幸乃是源於對自己所掌握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做了不好的運用。   第一章  我們談的中產階級究竟是什麼？ 「中產階級性」意味著任何人都可藉由努力、主動和犧牲來向上攀升，而如果懶惰或欠缺大志就可能會跌落。這告訴我們，我們是自身命運

和財富的主人。如果成功，必然是盡了全力；如果失敗，一定是不夠努力，要怪就怪自己。   第二章  財產的低調魅力 我們認為投資是一種創造財富的手段，而財產是投資價值的儲存庫。在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社會中，財產是一種載體，承擔我們所賦予的一切情感或社會的意義，是以安全感作為基礎，以致富的希望為額外的目標。   第三章  太人性了 家庭和教育的優勢，提供時間、資源給我們，讓我們善用這些技能和關係找到享有盛譽的工作，讓大家相信我們配得上自己所得到的東西。現今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造成此現象的罪魁禍首，就是人力資本的累積所導致的效應。   第四章  後會有期了價值觀，再見了政

治 「一切操之在我」的價值觀，讓工作者在就業、住房和教育等方面展開競爭。使這些資源維持足夠稀有的狀態以保持高報酬率，同時又迫使工作者以維護私利的態度採取行動，以保護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並設法獲得更多。   結論 中產階級自我暗示的「一切操之在我」是虛假的。如果我們設法將社會結構和制度，轉變為與我們意志相呼應的方式，就可以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我們可以對社會進行反思、批評和集體行動，因為那才是我們真正的樣子。 序   我們從來不是中產階級（摘錄）   　　中產階級並不存在。儘管我們一直在談論這個問題，但我們所說的大部分內容卻是矛盾的。我們擔心中產階級衰落或是受到擠壓，比

方說，僅僅和十年前相比，今天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的人數減少了，而且，按事情的發展趨勢來判斷，那些身處階級邊緣的人很快就會跌出邊緣之外。然而報紙上的頭條新聞不也鼓舞著世人：當我們放眼全球，就會發現中產階級實際正在崛起；在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地雄心勃勃的幸福追求者，其人數正在膨脹。在那些論述的老招數中，有人在質疑中產階級人數的同時，卻又斷定確實存在一個可供人躋身其中或跌出其外的中產階級。   　　其實這個階級並不存在。證明此事實的一種方式是：看看多年來為確定中產階級成員身分所進行的研究便知分曉。只需翻閱各顧問公司、智庫、發展機構、銷售部門、政府部門和中央銀行出版的研究和分析報告即可發現：研

究所採用的標準及其獲致的結論一樣分歧。統計學家在想辦法提出普遍適用的衡量標準時尤其感到困難。富裕國家的人民享有的生活、工作和消費條件，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夢寐以求的（包括全球那些最有可能被認定為前景大好的新中產階級），究竟有什麼分類標準可以將他們全部涵蓋進去？   　　可能的分類標準有很多，職業是其中一個：從各種技能的專業人士、經理和專家，到從事任何非手工勞動的人。然而，只要想到大量未充分就業（非全日性僱傭以致生活水準低下，或是未按專長僱傭的）並苦苦掙扎的白領專業人士，或是正好相反，那些高收入的非專業人士，這種直覺上似乎說得過去的分類便站不住腳。另一個受歡迎的中產階級認定標準，是相對不

受貧窮困擾的人。根據這項標準，中產階級掌握足夠資源，可以保護自己避免陷入迫在眉睫的飢餓或貧困。但是說到這點，我們也都聽過一些可怕的事：原本穩健的中產階級成員，突然由於個人、國家或全球市場的危機而從財富中垮台。一些分析家將標準訂在「可支配的收入水平」，認為如下的人即可歸入中產階級：根據固定標準，其收入超過維持家庭日常開支所需，並且可以購買非必需的產品。這個定義誤導性地假設該階級成員的收入必然穩定，可以從中計算開銷，而且能分配的每份金額亦固定，殊不知在當今世界中，金錢實際上是以非常不規則的方式在家戶中流入流出的。其他分析師則按照「絕對收入水準」來定義中產階級，但是，即使調整了國家的物價指數，他們也

面臨類似的問題。   　　金錢的相對價值是一回事，由於人們必須應付當地的物質、社會基礎設施以及政治環境，因此可以用金錢來做什麼又是另一回事。在不同國家中享有類似收入水平的人，其生活水準截然不同，因此很難想像他們隸屬於同一群體。另外還有一些說法將中產階級定義為「中等收入」的人，也就是那些占到國家收入平均中位數等級的人。如此一來就無法做跨國比較了。此外，無論在哪個國家，中等收入等級和較低收入等級之間，因為差異太小，以致無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將其各自的成員區分開來。最有趣的標準是頑固地量化分析師所稱的「主觀認定法」：單純要求受訪者認定自己是否屬於中產階級。這種方法總是讓分析師犯下錯誤，因為整體

而言，這個標準會比其他標準讓更多人將自己定位為中產階級。這種情況舉世皆然，中產階級的標籤經常就貼上那些在其他標準中、原本應被歸類為上一等級或是下一等級的人。   　　雖然分析師對於中產階級的定義並不同調，但是公共部門和商業圈子的代表就沒有這種限制。專家表現出廣泛的共識，認為中產階級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而且總是哀歎其受到壓縮，或是慶幸其成長壯大。所謂的中產階級也是政治家的心頭好，不論是左派或右派、保守主義派或自由主義派，都聲稱自己所擁護的政策代表了中產階級的利益。智庫和顧問公司幫助政治行動家、吸引自我認同或是有抱負之中產階級的注意。市場營銷專家一方面提出擴大中產階級的策略，一方面也指導企

業高管如何迎合中產階級的特別需求。這些行動家結合專業文獻和報導的力量，將中產階級與一系列社會和經濟上亟欲實現的目標聯繫起來。他們特別將安全保障、消費主義、企業家精神以及民主制度當作中產階級的支柱，更進一步認為這些屬性是相互關聯的，在經濟成長、現代化和集體福祉的良性循環中，其中一項自然會導向另一項。   　　與此同時，有些社會科學家費心檢驗了那些被認為是全球新中產階級部分人士的生活，結果卻對那些屬性中的每一項都產生嚴重質疑。根據他們的描述，將這些人結合起來的共同特點不是富裕，而是缺乏安全感的嘮嘮叨叨，再加上「債務所有權」（indebted ownership）以及身不由己的超時工作。他們

指出，這些人共同的傾向是：將自己所擁有的額外現金存起來或投資房產、保單等產品，而不是將可支配的收入花在消費品上。   　　他們認為那些人偏好規律的薪資收入勝過須冒風險的企業利潤，而且追求後者這種利潤，往往是因為缺乏穩定的就業，退而求其次的辦法。他們還強調一點：那些人在政治上講求實用主義，支持任何可能保護自身利益的政黨和政策，而不是全面無條件支持民主制度；這一點在拉丁美洲的近代歷史和當今中國的情況中很容易看出來。   　　也就是說，「中產階級」是一個格外模糊的類別，既沒有明顯的界定，其確實性亦不令人信服。然而，這種模糊特性也絕不會妨礙其全面流行。此概念擁有龐大的跨國知名度，不僅體

現在政治和經濟領導人物關於中產階級利益、美德和心願的發言中，同時體現在全世界各行各業人士企盼躋身中產階級的渴望中。現在，當一位人類學家遇到一個如此受人推崇卻無法清楚定義的類別，並且看到該類別被政治家、發展機構、企業領導者和營銷專家如此積極地拿來大做文章時，她可能會想到一個東西：意識形態。 我們談的中產階級究竟是什麼？這個詞的關鍵不是「階級」（class），而是「中產」（middle）。這意味著一系列的位置變化，人們在較高和較低的位置間來回移動。中產階級的中間性暗示了空間：我們在社會和經濟上的移動，是相對於占據較高或較低位置的人而言，有時較接近某些人，有時又較接近另一些人。這也意味著在

時間上的移動：我們意識到在自己的生命週期中可以上升或下降。 家族裡連續幾代的人可能會做同樣的事，促成、持續或改變更宏觀的上升或下降軌跡。我們的不停移動，正代表著不安定。中產階級有時被描述為一個有抱負的群體，被觸手可及的富裕前景所吸引，但有時又被說成是個缺乏安全感的群體，縈繞心頭的是對失敗的恐懼。誠如社會評論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所言：需要不斷努力來確保並維護自己的社會地位。 我們談論中產階級時，「中產」的概念是被放大的，而與此相比，「階級」則被淡化了。事實上，正如一些理論家所指出的那樣，「階級」被淡化到說起「中產階級」幾乎就像沒有提到任何階級那樣。這些理論家

指出，如果與種族、宗教、國籍、性別或是性取向相比，「中產階級性」（middle classness）既非傳達一種深刻的認同感，也不會激發同一群體中（還得先承認真有這種群體）同儕的明顯忠誠。其中一個原因是，與奴隸和主人、農奴和領主，甚至是工人和資本家的對比不同，中產階級沒有任何一個明確與之對立的階級。相反的，它以大量支離的個體形象取代了具凝聚性和精細劃分的群體。每個人都帶著個人的歷史、驅力和命運，似乎沒有固定的定義可以說明他們是誰、會做什麼或其處境可能如何。

臺北都市再生策略之案例研究：從社會基礎設施的視角

為了解決社會基礎設施的問題，作者黃文亨 這樣論述：

臺北自上世紀戰後以來，見證了臺灣經濟從快速發展到面對轉型的挑戰與掙扎，然而我們所處的都市空間也是，從過去吸引廣大的勞動人口前來工作的「工業城市」，隨著八十年代面對全球化的經濟結構轉型，城市已逐漸轉變成以第三級產業（服務性經濟）為基礎的城市，城市不再只是工作，而是我們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從過去的「工業城市」轉變成為「生活城市」，在這樣劇烈的轉變過程，我們所生活的環境面臨許多問題和挑戰，包括未來產業發展、全球暖化下的極端氣候、高齡化與少子化、高失業率與貧富差距、居住正義和歷史文化保存等等，複雜且棘手的「都市再生」議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該如何因應，我想是此時此刻最重要且不可迴避的問題。本研究企圖在近

年來對於「社會基礎設施」新的研究與討論下，為都市再生尋找新的可能與契機，相較於都市再生案例多以社區或區域間的群體社會「關係」為基礎，在「交往」中整合想法與資源，「以關係與交往改變社會」；然而社會學角度的社會基礎設施以公共空間出發，以「空間」介入社會所產生的「空間作用」，連結人群與資源，「以空間改變社會」。研究方法以都市空間相關理論與台灣與鄰近國家的都市再生案例出發，在理論與案例的綜合基礎上，提出「社會基礎設施的理論分析架構」，以此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視角」，對於臺北的都市空間發展脈絡與空間個案作進一步的觀察與討論。從社會基礎設施的視角看臺北的都市發展，理解空間與社會間的交互生產關係，都市空間可

以是意識形態的象徵與政策的載體、也可以與文化產業結合、同時更是社會服務網絡。經濟發展與社會民主化的進程，讓過去僅有政府由上而下的政策規劃與建設，漸漸出現由下而上的公民參與，豐富與包容社會更多元的聲音；伴隨著科技與網路發展，社會基礎設施更是打破實體的框架，以更彈性、多元與跨越時空的新型態，成為連結彼此的群體行動與共享機制。以空間個案而言，在理論分析架構下，不同象限與案例 移動的交互關係，可以了解到空間個案的發展背景與面對都市再生下，透過空間性質與空間形成之社會過程的改變策略。「社會基礎設施是實體空間，也是空間作用下產生的社會關係」，以社會基礎設施的視角，都市其實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日常生活，我們應該

透過更貼近真實生活的方式，思考人與人、人與都市間的互動關係，「社會基礎設施」應該回歸到「社會服務」與「生活照顧」，以滿足當下面對的社會問題與需求，更希望以社會基礎設施的概念，了解其背後的價值與重建公民生活的潛能，以空間（實體與非實體）做為社會連結，讓社會極化與對立找到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