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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型國家職能之變遷─以臺灣與南韓的文化產業發展為例

為了解決秀英鄭敬淏公開的問題，作者林奕辰 這樣論述：

台灣與南韓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高度經濟成長，皆曾被稱之為亞洲四小龍國家，其經濟成就更被喻為「東亞經濟奇蹟」，而學者在對台灣與南韓進行研究時，大致都認可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之角色，亦經常以「發展型國家」之模式來解釋兩國的經濟發展過程。過往台灣與南韓無論是經濟政策或政治制度的演變，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然而在經歷1980年代政治民主化、1990年代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浪潮之後，兩國展現出不同的樣貌，而真正關鍵的轉變，則源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台灣與南韓各自的因應方式與其影響，而即便當時南韓因金融風暴而受創嚴重，卻能在十餘年後競爭力大為提升，除了超越原先領先的台灣，更再次成為世界政治經濟舞

台上的要角，而台灣卻呈現發展停滯的景況，間中的轉變引起筆者的好奇心。本文試圖透過對兩國政治與經濟發展之歷程梳理與比較，呈現台灣與南韓自發展型國家的建立、面臨民主化與自由化所造成的鬆動衰弱，乃至於南韓重振其發展型國家模式，然而台灣卻逐漸喪失原有的發展型國家特質之過程，並分析對兩國差異之關鍵性因素，諸如國際環境因素，特別是中國崛起所帶來之經濟效應與兩國因應方式之區別，以及兩國經濟結構、政商關係與政治制度、政治生態、政治文化，乃至於台灣和南韓民族性與文化所塑造的價值觀與經濟行為差異，使得南韓得以保住國家有效執行政策的鑲嵌本質，從而維持其「國家自主」與「國家職能」，藉此尋求對南韓得以復甦的解釋，與國家

在台灣發展的進程中卻逐漸退位之原因，而透過檢視「國家自主」與「國家職能」的變化，得以進行一個對發展型國家動向的討論。而在南韓眾多產業中，文化產業在其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並帶有鮮明的政府主導性質，而台灣自2002年以來亦將文化產業視為發展之重，是以本文亦自兩國的文化產業政策中，去驗證發展型國家理論，而從本研究整理的內容則能發現，南韓政府引導文化產業發展走向所採取之作法，符合過往推動產業政策之模式，亦如前所言，發展歷程與其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和民族傳統文化息息相關，從而獲得高度成長，而台灣則在不同的社會價值所影響之經濟結構與政治生態下，導引出截然不同的發展面貌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