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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臺灣林業基層官僚的挑戰：以新竹山林管理所為例

為了解決苗栗縣政府參議的問題，作者張嘉顯 這樣論述：

以目前的統計資料來看，臺灣森林佔臺灣島55%的面積，其中90%屬國有林，且這片國有林為主體的森林全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管轄。這套以國有林為中心的治理體制在全球可說是絕無僅有，究竟國有林體制的起源從何而來？又為何它能長存至當代臺灣？面對這些問題，當前研究者幾乎以國民黨與地方派系利益交換的「恩庇侍從體制」，或是以戰後國家掠奪殖民者遺產來理解。然而，卻少有研究者深入探究科技官僚對於權力的理解是否有別於前述學界的普遍見解。本文試著援引政治生態學當前關於環境治理的討論，將環境治理視為技術官僚彼此需要不斷爭奪話語權與生存空間的過程，重新理解戰後初期國有林體制的起源與歷史軌跡。這本論文不僅試圖還原省級

政府官員間競爭林業政策走向的歷史情境，也嘗試從基層林業機構由下而上地理解林業政策實行的過程。本研究發現，1945年12月林務局成立後，局方將原本殖民時代末期愈趨多頭治理的林業體系，整併為一元化的國有林體制。基於林業專業認同，省級林業官僚向來以統一且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作為一切政策的前提，甚至有局長將林業經營類比軍事作戰，主張林務局是大本營，而基層的山林管理所是前哨站。不過，這種將國家置於優越地位的經營方式恐怕不受到業者歡迎。在戰爭時代時，殖民政府為了吸引業者投資並且生產軍需木材，承諾業者可以取得可以長期作業的緣故權利，但是許多本島業者因為殖民情境的關係未能取得正牌執照，他們轉而在戰後向新政府爭取轉

正，希望在國家為主體的林業經營體制中搶佔一席之地。向來致力於打壓業者的林業官僚，在意識到無力將業者排除於體制之外時，轉而期待他們能夠按照官方的計畫行動。於是，雙方一來一往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林業官僚必須向多方妥協，但妥協的結果就是造成戰後初期的林業政策經常面臨自我矛盾，甚至難以實行。國有林體制從不可能轉為可能的重擔便落在各地山林管理所的基層官僚的肩上。不同於專門伐木的官營林場，各地山林管理所主要負責林地放租、伐木作業外包、造林，以及取締盜伐濫墾，這些基層林業官僚更是第一線與民眾和材商接觸的國家行動者。本文主張，這些基層林業官僚對於國有林業體制的維持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雖然時常面臨政策矛盾與經費人

力不足的困境，但這些矛盾與困境也是林業基層官僚透過他們的手腕維持穩定的重要契機。本研究試圖透過新竹山林管理所的案例，並且大量運用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的歷史檔案，揭開這段鮮為人知但卻與當代林業議題高度相關的歷史過程。

中國國民黨政府對臺灣山地治理的籌畫與建置（1943-1952）

為了解決苗栗縣政府參議的問題，作者馮邦彥 這樣論述：

　　國民黨政府在接收臺灣前做不少準備，一方面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對臺灣進行調查與資料搜集，國民黨政府由此認識臺灣山地與山地原住民，知曉臺灣總督府對蕃地蕃人的撫育與威壓措施，亦明白山地原住民可分為七族。臺灣調查委員會亦擬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將國民黨政府的民族觀作為臺灣山地的接收方針，即扶助、同化山地原住民，並給予山地原住民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則開設警察與行政人才培訓班，前者負責戰後山地之接收，後者則負責接收後的山地治理。為此，在招訓人才的過程中重視臺灣的特殊性，強調學員應具備臺灣方言或日語的能力，同時加強學員對臺灣情況的認識，因此對戰後山地的接收與治理是有正面意義的。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

府事前不清楚負責接收的國家與時間，對於軍事占領亦無規劃，使得接收機構匆促成立，接收人員亦忙亂集結。後行政長官公署人員陸續抵臺，臺灣山地之接收亦隨之展開。在「維持」的原則下，理蕃機關係由警察單位接收，完成後再交由民政單位主掌山地業務。由於先前未擬定完整的山地施政計畫，民政處與各相關單位一同召開高山族施政研究會，確立國民黨之民族觀為日後山地施政方針，由此將山地原住民納為中華民族的論述內，稱之為山地同胞。同時召開山地高山族施政考察團，對山地鄉村之劃設進行考察。編組過程雖一波三折，但最終山地區域多承繼日治蕃地之範圍，山地村域之劃設亦受日治駐在所轄區的影響。　　國民黨政府在省縣鄉村均有主掌山地業務之機關

，四者為處理山地龐雜事務，同時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實行山地行政一元化，但後來因為新任臺灣省主席陳誠不認同，又缺乏所需的財政與人才，山地行政機關最終朝向一般化發展。另外，當時山地鄉村長本欲如平地鄉村般進行民選，但因山地鄉村在編組上遭遇困難，使得部分山地鄉村無法順利舉行選舉，造成首屆山地鄉長均為官派，首屆山地村長部分官派、部分民選的情形，而首任山地鄉村長多為日治時期蕃地蕃社的重要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