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澳冷泉開放時間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地圖、推薦、景點和餐廳等資訊懶人包

日治台灣生活史-(1-4)套書

為了解決蘇澳冷泉開放時間的問題，作者竹中信子 這樣論述：

一個生於台北、長於蘇澳的日本女子，三代世居台灣，十五歲前過著殖民地生活。台灣是她的故鄉，也是他鄉。眼見有台灣經驗的日本女性逐漸凋零，她懷志二十年，研究十年，從明治、大正到昭和，以百萬字記錄殖民地的生活百態。透過她的眼睛，異文化中的日本女人輝映著多樣卻樸實的庶民風采。 　　明治二十八（1895）年，日本獲得第一塊殖民地——台灣。對日本政府而言，台灣是殖民政策的實驗場，更象徵躋身強國的戰利品。但在奉派來台的軍人與官吏，以及懷抱新夢想的移民等先驅日人眼中，則是充滿瘴癘、土匪、生蕃的危險地界。 　　是什麼背景、什麼動機，會讓日本女性想在日治初期履踏台灣的陌生風土？來台後要如何安身立命？她們為台灣社

會帶來什麼衝擊，與台灣住民之間又有什麼樣的互動？ ．藝妓、娼妓是納稅大戶 　　開放自由渡航後，最早渡台的日本女性幾乎都是娼婦。明治三十一（1898）年前後，台灣的地方稅收約一七○萬圓，日本人所繳不過十四、五萬；而在這十四、五萬圓當中，娼妓與藝妓上繳的稅竟超過十萬。台灣果真是官吏的天堂。 ．無恥的日本人 　　日本人不受台灣住民尊重，主因不在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不對等關係，而是初期渡台人士素質低下、行為不端。報業人士列出日本人應該感到可恥的習慣：動輒施暴、爛醉失態、慣常裸露等等。 ．上流社會的婦女活動 　　在台的日本上流婦女，沒有公婆、親戚需要照料打點，加上請了幫傭，因此有許多閒暇參與社會活動，活

躍於慈善募款與送往迎來（台灣舉辦宴會之頻繁，為全日本之最）。但她們回日本後多半適應不良，抱怨家事多到做不完。 ．灣妻 　　加上「灣」字的，被視為屬於較低層次，例如灣官、灣製、灣紳、灣商。所謂「灣妻」，不是指來自日本國內、伴隨丈夫來台的妻子，而是指在台灣迎娶的「低級女性」。當時的在台日本人社會中，年輕女性幾乎都是煙花女或女傭。 　　從這群日本庶民女性的角度，我們看到與官方文獻、男性觀點大不相同的日治時期台灣風貌。 作者簡介 竹中信子 　　一九三○年出生於台灣台北市，從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小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北州蘭陽高等女學校就讀。十五歲日本戰敗投降才回日本，後畢業於福岡縣立門司女子高等學校及武藏野音

樂大學。 　　三代世居台灣，是標準的「灣生」。祖父為「仙台號」輸送指揮官竹中信景，一八九五年率部隊自蘇澳港登陸，二年後退役回蘇澳定居，並開發冷泉，創立「那姆內」彈珠汽水工廠。母親為「靜修女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曾返母校任教。 　　目前是公司職員，並擔任財團法人台灣協會理事。蘇澳是她的第二故鄉，近年多次回台拜訪兒時好友，並於二○○七年七月特地回蘇澳參加冷泉文化節。

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明治篇 1895-1911)

為了解決蘇澳冷泉開放時間的問題，作者竹中信子 這樣論述：

　　一個生於台北、長於蘇澳的日本女子， 　　三代世居台灣，十五歲前過著殖民地生活。 　　台灣是她的故鄉，也是他鄉。 　　眼見有台灣經驗的日本女性逐漸凋零， 　　她懷志二十年，研究十年， 　　從明治、大正到昭和， 　　以百萬字記錄殖民地的生活百態。 　　透過她的眼睛，異文化中的日本女人 　　輝映著多樣卻樸實的庶民風采。 *　　***************************** 　　明治二十八（1895）年，日本獲得第一塊殖民地——台灣。對日本政府而言，台灣是殖民政策的實驗場，更象徵躋身強國的戰利品。但在奉派來台的軍人與官吏，以及懷抱新夢想的移民等先驅日人眼中，卻是充滿瘴癘、土匪、

生蕃的危險地界。 　　是什麼背景、什麼動機，讓日本女性在日治初期履踏陌生的台灣？她們與本島人、原住民之間，會產生什麼樣的互動？經過十年功夫，日本的統治趨於穩定，她們在女子教育、技藝學習、天足運動等事業上的成績也逐漸展現。從在台日本女性的生活點滴，我們看到與官方文獻、男性觀點大不相同的台灣面貌。 　　?藝妓、娼妓是納稅大戶 　　開放自由渡航後，最早渡台的日本女性幾乎都是娼婦。台灣一年的地方稅收約一七○萬圓，因為官吏、軍人不用繳稅，日本人所繳不過十四、五萬；而在這十四、五萬圓當中，娼妓與藝妓上繳的稅竟超過十萬。 　　?無恥的日本人 　　初期渡台的日本人素質低下、行為不端，給人「有禮無體」的觀感。報

業人士列出日本人應該感到可恥的習慣有：動輒施暴、爛醉失態、不分男女慣常裸露等等。 　　?上流社會的婦女活動 　　台灣是官吏的天堂，在台的日本上流婦女也很悠哉。她們沒有公婆、親戚需要照料打點，加上請了幫傭，因此有許多閒暇參與社會活動，活躍於慈善募款與高官的送往迎來（台灣舉辦宴會之頻繁，為全日本之最）。但她們回日本後多半適應不良，抱怨家事多到做不完。 　　?灣妻 　　加上「灣」字的，被視為屬於較低層次，例如灣官、灣製、灣紳、灣商。所謂「灣妻」，不是指來自日本國內、伴隨丈夫來台的妻子，而是指在台灣迎娶的「低級女性」。對當時台灣日本人社會中的單身男性而言，年輕女性幾乎不是煙花女就是女傭。 作者簡介 竹

中信子 　　一九三○年出生於台灣台北市，從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小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北州蘭陽高等女學校就讀。十五歲日本戰敗投降才回日本，後畢業於福岡縣立門司女子高等學校及武藏野音樂大學。大學畢業後，曾在自家開設音樂教室。 　　三代世居台灣，是標準的「灣生」。祖父為「仙台號」輸送指揮官竹中信景，一八九五年率部隊自蘇澳港登陸，二年後退役回蘇澳定居，並開發冷泉，創立「那姆內」彈珠汽水工廠。母親為「靜修女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曾返母校任教。 樂大學。大學畢業後，曾在自家開設音樂教室。 　　目前是公司高階管理者，並擔任財團法人台灣協會理事。蘇澳是她的第二故鄉，戰後回台超過二十次，除拜訪兒時好友、四處訪問外，

也參加蘇澳的冷泉文化節。 譯者簡介 蔡龍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曾參與撰寫《臺灣歷史辭典》、編纂《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專長日治時期臺灣交通史、土木史。獲有多種獎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沙學浚先生獎學金、劉真獎學金、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獎助，獲交流協會日臺交流中心歷史研究者招聘赴日研究、第八屆台灣人文研究學術獎第二名、第九屆台灣人文研究學術獎第一名。

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

為了解決蘇澳冷泉開放時間的問題，作者徐聖凱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執政者提供的官設休閒設施，包括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運動場、水泳場、兒童遊園地、海水浴場、森林公園等「公共休閒」設施與活動為對象，梳理公共休閒的設施與活動發展、背後執政者的休閒管理，和使用者的接觸與利用。並同時以公共休閒為中介，探討「休閒近代化」的論題。於「公共休閒」討論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官廳相關出版品，盤點日治時期各地公共休閒設施的整體發展與設施概況，說明市內諸休閒設施之間存在一個「先集中在公園，再衍生出公園」的內在關係，以及休閒空間的實體相貌隨著時間環境不斷變化，不僅和今日不盡相似，設施的機能在不同時期存在階段性轉變，例如日治前期設施的教養機能（藉由休閒設施涵養培育某種生

活方式、習慣和素養）、教化機能（政治、倫理上的價值觀灌輸）高於「提供休閒」之機能，反映出執政者「提供休閒」有其虛與實的兩面。及至1920年代休閒化發展下，各類型公共休閒設施走向樂園化，乃至於專業化、大型化，其休閒機能才被明顯凸出，迄1930年代，設施的休閒機能臻於戰前最為成熟的階段，使用者人數達最高峰。日治時期未見明確的「休閒政策」，分析設施組成和官方陳述之設置緣由，反映執政者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製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之工具。若將同時期公共休閒以外的多種休閒娛樂管理一併納入觀察，將浮現執政者存在「防害」與「養成」的原則，一方面必須防範民眾因為閒暇遊樂

造成國家社會之危害，同時重視民眾應養成合宜之休閒，進入戰時此一趨勢更加顯著。又公共休閒在殖民地異民族、異文化統治下亦具意義，其扮演了先容納多元文化，而後整合族群的社會文化整合角色。執政者的休閒管理並不是一直線的放寬或緊縮，甚至有其面對島內外情勢而權宜變化的一面，進入戰時尤係如此。大致而言，1937年日中開戰後休閒管制明顯緊縮，1941年起有限度地放寬，1943年再進入緊縮，1945年終戰當年再度放寬。而即使是管制強化的時期，亦存在管制上的“誇示性”。此時公共休閒性質偏向體力向上之身體動員，以及戰時生活之精神振興，政治教化目的再次凌駕休閒機能。隨著公共場域管制加深，臺人娛樂有漸漸遠離公共場合、使

休閒活動「地下化」之跡象，及至戰後初期重新回到公共休閒場所。公共休閒設施的「使用者」，隨著族群、階級、性別、年齡、城鄉、教育背景等差異，在利用程度與實態上均有所不同。回溯使用者如何產生的過程，可說使用者及其需求很大一部份是在近代學校教育中被引導出來。而未受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透過統治階層所舉辦、開放民眾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以集體的方式接觸公共休閒。在臺人社會文化中，某些傳統事物或文化慣習有助臺人接受外來事物及統治階層舉辦的活動，但也有一些與公共休閒殊異之傳統性格，左右了民眾從事公共休閒之實際樣態，又在臺日人與臺人知識階層，亦各自扮演了引導臺民和休閒模範的角色。於「休閒近代化」討論上，包括「休閒型

態近代化」與「價值觀念近代化」兩者。關於價值觀念近代化，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勤有功，嬉無益」之禁欲觀念，提問為何在近代以來從事休閒活動可自然地被合理化，認為合理的休閒是一項有益活動，而不是奢侈或浪費時間？實際上，執政者在物質層次提供休閒設施，和價值層次賦予其意義——包括保健強身、知識教養、文明象徵與經濟機能，而使用者於遊樂目的外，亦以上述之實益面向合理化日常性休閒，可視為近代休閒心態轉向因素之一。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休閒活動本依附於歲時節日和宗教慶典，近代以來休閒活動逐漸以無涉習俗宗教的方式，成為重要之社會主產物，與此同時，時人身上的休閒活動也出現「脫去宗教」之現象。關於休閒

型態近代化，由於公共休閒設施幾乎是由西方傳入的新休閒方式，並搭配新生活方式而展開，所反映的即是休閒型態的近代轉化。由此而來的，公共休閒設施中的基本活動：散步、觀看、身體參與，於進入近代前後也呈現出某些細微變化。惟本文也不斷強調，無論是休閒型態近代化或價值觀念近代化，時人在日治時期的種種變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存在新舊折衷、舊新並存之現象。最後，本文之所以選擇較大範圍進行研究，核心關懷在於日治時期「整體」之休閒娛樂發展，故盡可能地透過公共休閒（含括多種設施）所反映的「部分整體」，不斷趨近、勾勒理想上的整體近代休閒相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