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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出國不能自由行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阿當．普熱沃斯基寫的 民主與自治的局限 和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的 張學良口述歷史(隨書附贈CD)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商務 和遠流所出版 。
民主與自治的局限
為了解決軍人出國不能自由行 的問題，作者阿當．普熱沃斯基 這樣論述：
民主制度雖不完美，但卻優於其他， 唯有認清和理解民主，才能做出明智的政治決斷。 反思民主的真義 民主是歷史上最悠久的政治制度之一。在芸芸眾多政治制度當中，民主亦是最受世人重視的選項。世人對民主作為制度，耳熟能詳。但究竟民主的本質是甚麼、局限在哪，相信很少人能說得出箇中原委。 本書作者是政治學權威，在大學任教多年，對民主這個課題覃思精研。作者集思廣益，從正反兩方面探討民主的真諦，而在局限方面，着墨尤多。作者對民主抱持正面態度，他想在書中闡釋的是，我們在討論和反思民主這個課題時，應有多元思考，不應有既定立場，也不應劃地自限，在分析民主時，尤應考慮其他相關因素。 本書特色：
1. 從經典民主理論出發分析現代政治制度。 2. 本書涉及了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所有的民主政體，而並不是如同類著作一般僅局限於部分國家。 3. 通過分析廣泛存在的對於民主制度不滿的原因來探討民主理論的核心議題。 4. 對民主概念有嶄新的分析。 作者簡介 阿當．普熱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世界著名政治學家、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比較政治學研究領域重量級學者。曾任芝加哥大學Martin A. Ryerson傑出貢獻教授，現為紐約大學Carroll and Milton政治學與經濟學講座教授。 他在比較政治學、民主
轉型與經濟發展、代議制理論等研究領域成就斐然，並獲得2010年度的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該獎被譽為“政治學的諾貝爾獎”。阿當．普熱沃斯基著有十多本專著和數十篇學術論文，已有多部著作被譯為多國文字。 譯者簡介 郭芬 北京國際關係學院英文系學士畢業、中山大學政務學院碩士及博士畢業，專業方向是公共行政，並曾修讀政治學相關專業。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法學博士。 中文版前言 vii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原文） xi
前言 xv 第一章 導言 1 1.1 引言 1 1.2 民主與“民主” 4 1.3 理念、行動和利益 12 1.4 平等、參與、代表和自由 16 第二章 人民的自治 22 2.1 自治政府的理想 22 2.2 “人民的自治” 24 2.3 以異質性存在的自治 32 2.3.1 民主作為一種處理衝突的方法 32 2.3.2 自治與輪流執政 38 2.4 次優的自治 41 2.4.1 兩個定理 43 2.4.2 一個警告 51 2.4.3 超越社會選擇理論 56 第三章 代議制簡史 58 3.1 從代議制到民主
58 3.2 代議制的興起 61 3.3 選舉權 63 3.4 選舉性參與 69 3.5 立法—行政關係 77 第四章 平等 85 4.1 引言 85 4.2 譜系：貴族與民主 87 4.3 民主與平等 91 4.4 選舉權限制是否侵犯民主意識形態？ 96 4.5 民主與財產 103 4.6 民主與收入分配 109 4.7 終結循環 120 第五章 選擇和參與 129 5.1 引言 129 5.2 選舉中的選擇 132 5.3 民主和參與 143 5.4 選舉週期間的人民角色 146 5.5 投票、選舉與國內和平
154 5.5.1 投票和選舉 155 5.5.2 選舉與國內和平 161 第六章 機構 165 6.1 引言 165 6.2 政府結構 167 6.2.1 待解決的問題 167 6.2.2 功能與權力 169 6.2.3 權力平衡 173 6.2.4 分裂政府意味着有限政府？ 180 6.3 維護現狀 183 6.3.1 中立性與超多數 183 6.3.2 兩院制與超多數規則 184 6.3.3 若干事實 188 6.3.4 民主與多數規則 190 6.4 公民與政府 192 第七章 自由 197 7.1 引言 19
7 7.2 無權的賦權 199 7.3 “自由就是一切” 203 7.4 作為列舉權利的自由 210 第八章 民主：我們時代的自治實施機制 213 參考書目 227 中文版前言1 民主制度，既有長處，也有局限。本書就是關於民主制度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因為只有認清和理解民主的這兩個方面，人們才能作出明智的政治決斷。評論不同的政治安排（在此界定為不同的政權），不能從其自圓其說的理念出發，而必須從這些政權在真實世界中的實際運作狀況出發，從它們的真實存在狀況出發。支撐建立現代代議制的理念，曾經是“人民自治”：“人民”作為一個整體（Singular），應該是該制度下所
有法律的唯一根據。但是，就其最初的界定而言，人民自治這一理念，邏輯上既不嚴謹，實踐上也不可行。首先，當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的時候並不能實施統治，我們必須委派他人去立法和施政，必須由他人來進行統治。第二，上述理念假設所有人都有共同的偏好，都嚮往同樣的法律秩序。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卻是無處不在的圍繞着觀念、利益或規範的衝突。面對這些衝突，這一假設難以成立。 因此，哪怕是最佳形態的民主制度，也都成了最初的民主理念的不完美實現：在這一制度下，人民由他人統治，而集體性衝突則根據某種規則和程式（主要是選舉）加以處理。民主制度最多只能實現這樣一種機制，即：從來不能自治的民眾，可以選舉產生統治他們的人，如果他
們願意的話，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選舉產生不同的統治者。就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民主制度而言，它其實只是這樣一種機制。 環顧世界，你會發現特定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下發揮着作用，也暴露出各自的缺陷。雖然美國經常把自己說成是民主的典範，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但美國的民主制度是非常不完美的，表現為：其政治制度偏向保護現有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受財富的影響和滲透、建基於一個從社會和經濟層面而論，都是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之上。當我們將民主作為制度去評判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僅聚焦於美國。當然，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有自己的缺陷。所以，當我們去評判某個民主制度時，我們必須要問，該制度的哪些缺陷，是由特定具體的制度安
排所致，這些制度又在哪些具體的條件下運行？哪些缺陷是民主特有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區分哪些是民主在其最理想的狀況下固有的局限，哪些是在特定民主制度下產生的缺陷。本書的主題，恰在於此。 任何民主制度都會面臨以下四個挑戰。 第一，如何減少社會和經濟領域的不平等，以及政治領域的不平等；第二，如何讓人民感到他們的政治影響是有效的；第三，如何確保讓政府做人民想讓政府做的事，而不做人民不想政府去做的事；第四，如何平衡集體福利與個人自由的界限。這四項挑戰，沒有一樣是容易解決的。而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在不同的時期或多或少地應對了這些挑戰。 儘管民主制度在其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能解決上述四大挑戰，但這很可
能是因為，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即使在其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可能解決這些挑戰。我們不應該根據抽象的理念去評判政治制度，而必須根據它們的真實潛力去判斷。民主確有局限，但別的政治安排也有局限。因此，認識這些局限就變得非常重要，即：無論在何種制度下，哪些理想可以實現，而哪些理想是不可能一併實現的。我相信，民主的優勢在於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通過選舉進行集體決策，從而促使政府的決策與人們的偏好相一致這一點上，民主制度雖然不完美，但卻優於任何其他制度。第二，雖然不完美，但選舉提供了週期性的檢驗，看政府是否對民眾的利益和價值觀作出回應，即它把所有政府都說的為人民服務這一承諾，付之於週期性的檢驗。第三，在人類歷
史上，民主制度是迄今而言，唯一可以容忍人們在相對自由與和平的狀態下處理社會衝突的制度。 1 本文原為本書作者以英文撰寫，並由作者學生、現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何高潮教授翻譯成中文。 前言（節錄） 本書源於自身經歷，這些經歷或可解釋本書的寫作動機和目的。 由於在共產主義國家波蘭長大，我只能模糊地、好似透過窗簾一般想像民主。而最吸引我的，則是激動人心的選舉。政黨間競爭，有人贏，有人輸，即使他們之間的機會是不平等的，也沒人知道比賽將如何結束。這有點兒像我熱衷的足球，因此我用看外國足球賽比分的方式，看待外國選舉的競爭結果。而且為了加大我的情感賭注，我在這兩項競賽中都有了至
愛之隊：瑞典社會民主黨和阿仙奴。 我第一次體驗到民主是1961年至1963年在美國期間。雖然作為研究生的我，被迫讀的第一本教科書，一翻開是這樣寫的：“美國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管治體系”，但是我的經歷卻不那麼激勵人心。由於當時的美國還在從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中恢復，這個國家並不像自我描述的那樣，是自由的堡壘。我甚至親身經歷過這樣一件事：由於一家戲院不願放映尺度大膽的外國電影，一羣研究生計劃在戲院外示威。為組織示威隊伍，我們成立了一個名叫“自由行動學生聯會”的政治團體。很快，聯會會長就收到了當地警察局長的電話。局長半夜在地下車庫見了他，告訴他尚有幾張未交的違規泊車的告票，他很可能因此被逮捕。自由行動
就這樣結束了。比這種波蘭式的警察壓迫更令我困惑的是，審查和壓迫能得到美國民主下的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這種情況在波蘭都不會存在：雖然共產主義領導往往正經過度，但是他們僅僅卡住電影的年齡限制，不會多做甚麼。雖然警察無處不在，但無人不認為他們是一羣暴徒。因此，我那時沒有跟着研究生院要求的課程學習，而是把時間花在如飢似渴地閱讀托克維爾如何警告多數人的暴政，以及納粹主義下德國難民對他們見到的“集權民主”如何反應上。我幾乎被研究院勒令退學，因為我的一些老師認為我讀的書不是“政治科學”。但由於還有些老師為我辯護，最後我還是畢業了。後來，就帶着對這樣的民主印象回到了波蘭。 然而，這一經歷還不能完全說服我，
因為我仍然認為通過選舉挑選領導人是個好主意，而且在我的祖國，選舉一定真的會讓事情變得更好。在共產主義領導層裏一定也有人和我想法一樣，因為1965年波蘭共產黨突然宣佈在村一級選舉中，賦予人民一些發言權。由於共產主義者熱衷於保持記錄，所以這些選舉的詳細結果是可以查到的。我和我的一個同事便一起對結果進行分析。我們發現那些新當選的人，從任何可觀察到的特徵看，包括黨員身份在內，與那些被淘汰的人無甚不同。於是，我們就說：“瞧，人民被允許挑選他們喜歡的代表，打發走不受歡迎的，接下來就甚麼事都沒有了。一點兒都沒傷害到共產主義或者共產黨。”文章發表在波蘭聯合工人（共產主義者）黨的理論喉舌《新路》上。兩個星期之後
，我們和波蘭科學院的領導一起被掌管黨意識形態的領導召去他的總部（現在已經是股票交易所）。他一定是看穿了我們的意圖，因為他憤怒地稱我們是“標新立異者、修正主義者、盧森堡主義者”，我記不得他還叫我們甚麼。他還說：“等着瞧，你們會看到的！”這句話當然不是預言我們的視力。最後的制裁是限制我出國旅行。但由於波蘭的鎮壓系統不是很有效──簡直沒有效，所以如果你認識一個有關係的人，你可以躲過大部分政治制裁。禁令只維持了大約一年。1 當我1967年回到美國時，美國已經變了一個樣。去電影院示威的建議過去一定會被人怒斥為“標新立異者”，但那時整個國家卻散發着革命的熱情：革命關乎文化和個人，而不只是政治上的。那
是歷史上人們少有感到自由的時刻，或許其中的原因如卡勒雷的《德國小鎮》中的角色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你為自由奮鬥時，自由才是真實的。”批判制度的標語中有一條是這麼寫的：“權力歸於人民”。我對此心生好奇，因為之前我被教導的是，人民的權力正是制度：這是“民主”的含義。很顯然，選舉權不是這個標語所指的權力。選舉無關乎任何事：民主黨和共和黨，有甚麼區別？掌控自己生活的自由並非出自選舉的權力。我強烈贊同這一對自由的追求。我也很認同選舉沒有真正提供選擇的看法，以及認同Bobbio（1989:157）後來提出的：“如今要判斷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有一問題必須要問：不是‘誰投票’，而是‘在甚麼問題上人們可以投票’。
” 我看出了這兩種制度的區別，用Bobbio的話來說，就是“精英們自己提名自己，和精英們讓人民接受自己”的制度，但是在被精英統治的體制裏，人們沒有權力。這就是我們所認為的。 權力也的確曾在一個國家落入過人民之手，那就是1970年我所到過的智利。那裏的人民大聲歌頌“El pueblo unido jumas sera vencido”（團結起來的人民永不敗）。然而，要麼是這個具有誘惑性的概括不成立，要麼是人們沒有團結起來，阿連德總統作為一個意見分歧、爭吵不斷的聯盟候選人以稍微多數當選了。被自詡為中間派的基督教民主黨背後捅了一刀，阿連德很快就失去了對聯盟的控制──這個聯盟中的部分人對社
會主義革命的理解是有錯覺的。基辛格聲稱：“阿連德當選得歸咎於智利人民不負責任。”──這就是他對民主的理解──而美國人決定以武力重建責任。1973年9月11日，當武力不受控時，表現極為兇殘。 智利的慘敗改變了左翼。直到1973年，左翼中的許多人在對規範的目標，和對民主的尊重這兩樣東西的追求上，還是模棱兩可的。順便提一句，我認為阿連德本人是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他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願景是漸進式的。只是漸進的步伐多大才會被大眾接受，要在民意調查中才能知道。阿連德做好了他的社會主義改革在選舉中受到挫敗的準備，也從未考慮過拒絕接受敗局、不放權。無論如何，智利悲劇強烈地推出了一個選擇題，使人想起其內戰時
期社會民主黨人所面對的：社會主義和民主，哪個優先？對此問題，最清晰的回答來自意大利共產黨內的辯論，答案是民主絕對優先。這一反應可能是由智利悲劇的經驗教訓引發，即推進社會主義計劃過於激進，沒有獲得民眾的足夠支持會導致悲劇。但是，人們很快發現無條件擁抱民主的哲學和規範基礎：即當二者都缺乏的時候，民主是唯一能使人民通過它行使自己權力的機制，是政治自由在世界上唯一可行的形式。 這些反思發生在暴行橫行的世界。殘暴的軍政府統治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希臘和烏拉圭；獨裁政權還殺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人民。共產主義者先下手為強，以引發人民恐懼來維護他們的高壓統治。那時不是對民主進行評判式反思的時機，因為民主是
丟失的、不存在的。所以當一羣學者（其中很多人是他們國家的民運人士），為分析以及策劃如何停止暴行而於1979年在華盛頓集會時，我們用“轉型於”的字眼來思考。也就是說，從獨裁主義轉變，但卻未轉向任何事物。民主的內容只是和我們所不喜歡的獨裁相關。因此，我們研究向民主轉型時並未問關於民主的問題。我們並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Shapiro（1999: 2）評論說：“杜威對舊式民主革命的評論也同樣適用於我們：‘與實現一個抽象的民主理想相比，他們把目標更多地放在糾正早前政治制度所導致的罪惡上。’” 民主不斷的到來，也無可避免地帶來失望。事實上，O’Donnell（1993）給民主之“草”着的色，從綠色一
路變為棕色：民主與不平等、不合理、不公正、特殊性執法、謊言和混淆、技術官僚的政策模式，甚至與大量的肆意暴力相互相容。民主政治下的日常生活並不是一個可以激發出人們敬畏的景象：胸無大志地無休止爭吵，為隱藏真相和誤導人民而精心修辭，權力和金錢之間的可疑關聯，連表面上都不顧及正義的法律，以及強化特權的政策。難怪，在社會經歷了解放、制度轉型和鞏固之後，我們發現仍然有一樣東西需要改進：民主。 新的流行語變成了“民主的品質”。也應該這樣變。如果“民主的品質”是我們所關心的，當我回頭看，我不禁想，這個世界已經變得好多了。只有現在，世人才得以用批判的眼光審視民主。人們現在正用挑剔的眼光審視着民主。更何況，
民主是在完全不同的異國條件下出現的，人們對制度設計的底氣也因之有所不足。甚至是，最小研究領域的所有學者們—美國研究學者──冒險進入美國國會以外的世界，只會發現那個世界的制度是多麼地獨特。雖然最初的超越環境局限的努力是非常幼稚的，甚至一些努力──“模仿美國的制度”──愚蠢而傲慢，但很快很明顯的是，民主能以各種形式，不同程度地到來。如果我們要理解民主，我們必須要能夠考慮到智利、波蘭，同時也要考慮美國。 我所害怕的是，對民主的幻滅，來得如同對民主的希望一樣天真。我不怕批判民主會使民主更加脆弱，我深信在當今所有享有民主的國家中，民主都繼續得以存在。儘管如此，對民主的不合理預期滿足了民粹主義者的訴
求（見O’Donnell 1985年對阿根廷的精彩分析），導致我們無視民主的一些可行性改革。對民主品質的思考，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當然，品質高不是指和美國的相似。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政體”──這是所有評級機構得出的結論。比如，根據自由之家的說法，美國公民是自由的。他們自由選舉，在公共場合自由表達意見，自由組織協會和政黨──只是即使在總統選舉中都有近乎一半人不去投票；公開演講不是免費的，而是由私人利益團體贊助的；沒有人組建政黨。美國公民自由嗎？套用羅莎‧盧森堡的話：人們是真的自由，還是只有行動的自由？雖然深入這個話題使我們遠離思考的主題，但有一點我想強調：雖然民主是由實證權利組成的體系，但它不會
自動生成行使這些權利的必要條件（Holmes 和Sunstein）。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所說：“沒有像樣的工資和普遍的閱讀，掌握民意的政府是不可能出現的。”儘管如此，民主本身並不會保證工資變得像樣，閱讀變得普遍。19世紀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是限制那些具備條件的人使用公民權。今天，公民權名義上是普遍的，但許多人並不具備行使它的必要條件。這樣，我們或許看到了一個新的怪物：沒有有效公民權的民主。 1 回想起來，我對以下兩件事感到疑惑：文中提到的那位同志為何一開始允許文章出版──由於職權關係，他理所當然地是雜誌的編輯；以及我的旅行禁令為何較容易地解除了。這一切或許已經安排好了；或許他希望文章內
容能夠公開，但又不想和這件事有牽連，才佯裝譴責。 第一章 導言1.1 引言我們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代議制，由一個革命性的觀念演進而來，這一觀念撼動了18 世紀下半葉整個世界。這一觀念就是︰人民應該自己管理自己。只有當地位平等的市民能決定管理他們的法律，他們才是自由的。而且，正如許多人所說，自由是政治的終極價值，是“所有的意義所在”。然而，如果我們以自治的理想、平等和自由來評判當代民主，我們會發現民主並非人們夢想的那樣。民主本可以像人們夢想中的那樣嗎？如果可以，我們可以更好地實現這些理想嗎？這些問題促成我構思以下內容。我們總是將創立者的理想，混同為對真實存在的制度的描述。這一模糊的觀念損害了我們對
民主的理解和評價。這在政治上是有害無益的，因為它自然而然地助長了非理性的希望，包括很多不現實的計劃，使我們無視具可行性的改革。因此，我的目的是去神秘化──從民主本源的角度入手，將我們對真正民主的理解從過去錯誤的觀念中解放出來。“民主”在其不停變化的涵義下，經常遭遇四種挑戰，這些挑戰助長了今天廣泛、強烈的不滿。它們是（1）不能夠帶來社會經濟領域的平等；（2）不能夠令人們感到他們的政治參與是有效的；（3）不能夠確保政府做他們應該做的、不做他們未被授權做的；（4）不能夠平衡秩序與不干涉之間的關係。同時，民主又不停地燃點我們的希望。我們不停地被承諾引誘着，渴望把賭注押在選舉之上。一場品質平平的觀眾性運
動仍然令人感到刺激和着迷。並且，它還被珍視，被捍衛，被慶祝。的確，那些對民主的功能更多是不滿意的人，不太可能認為民主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好的制度。儘管如此，更多的人則是希望民主制度可以得到改進：其中所有具價值的制度都被保留，不好的功能都被消除。這個希望是否合理還有待審查。這樣，民主最大的問題是，它的哪些“無效性”並非必然，而只在特定條件和制度安排中才出現，因此是可以補救的；哪些是結構性的，內在於任何代議制當中。我最為關心的是限度：民主可以多大程度上促進經濟和社會平等？它令各類活動參與達到何種有效程度？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使政府能夠以市民福祉為依歸行動，以及讓市民控制政府？它能多麼有效地保護每個人既不
受他人也不受政府的侵害？我們應該從民主中期望些甚麼？哪些夢想是現實的，哪些又是不切實際的？
張學良口述歷史(隨書附贈CD)
為了解決軍人出國不能自由行 的問題，作者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 這樣論述：
●隨書附贈珍貴「張學良原音訪談」光碟一張 回首百年中國，張學良是現代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他身為這兩件大事的主角，生前若未能留下「第一手」的交代，殊屬可惜。 本書以張學良一九九○年自述為主體，以史學名家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張氏的口述，隨興而談，隨意而至，流於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於不經意間，透露出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更兼唐氏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人物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映，
使歷史變得更為真切而生動。 作者簡介 張學良口述唐德剛撰寫 唐德剛，一九二○年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和《袁氏當國》（遠流）等書，另
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唐德剛□笑語燈前老少儒──追著張學良的歷史奧運（他序） 郭冠英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六五 張家發跡前∕大帥本是草莽英雄∕攪會傳奇∕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九五 少年聰慧∕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初露頭角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一○九 賢妻良母于鳳至∕我和趙四∕風流而不下流∕非常喜歡梁九小姐∕很多女朋友∕情色男女∕葉公超、顧維鈞逸事∕這位先生，你怎麼放縱她到這樣子？∕馬君武誣我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一三九 我的帶兵之道∕淘氣少帥∕
用人與待人∕豈能隨便給你國家的玩意兒∕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意外大捷∕郭松齡：寧折不彎∕楊宇霆是死在郭松齡的手裡頭∕馮玉祥、徐永昌、傅作義、張發奎∕南口軍紀案∕張宗昌之死∕厭倦了內戰∕我就想自個兒逃了∕回不了頭的人生路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二○三 美麗的東北∕東三省易幟∕誰也休想操縱我∕孫傳芳逃之夭夭∕閻錫山幹不過我∕市長風波∕和汪精衛的交往∕杜月笙二三事∕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墨索里尼小姐∕胡漢民：誠實非上策∕四維學會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二六七 三個聲明∕家產可拋，國土必討∕我的事情就是到三十六歲∕我要教訓教訓你這個老頭子∕放或不放，一念之差∕跟周恩來談
合作∕閻錫山沒入夥∕中央被矇了 第七章 餘生：英雄坐老∕三○五 困頓貴州，落腳台灣∕我與蔣家父子仨∕﹁懺悔錄﹂風波∕故舊雜憶∕社交記趣∕我的孩子們∕喜京戲好字畫∕我活這麼久，是上帝的恩典！∕老來就要張狂∕說罵由你，將來發表 外編：唐德剛論張學良、西安事變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三五一──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三九一──序傅虹霖女士著《張學良的政治生涯》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四○三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二十首（有序）∕四○九「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周年∕四一九──兼談劉廷芳「說服蔣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西安事變改寫了世界歷史 兼論今
後百年的華語族群∕四三五──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節要 □附錄：先大元帥的早年生活和事功 張學良口述錄音 唐德剛整理初稿□側記：松花江上 郭采君□本書所述大事年表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唐德剛 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個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這一局面的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開，
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的「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們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
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已經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做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
一八」事變（一九三一）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到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
--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做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
因?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參加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此時
飛機已客滿，但是佛光山招待所還是把我二人擠出兩張票來。紹唐和我乃於一九九○年一月三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飛回台北。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劉去未幾，郭冠英也匆忙地趕來。我們乃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一位張先生。」「您貴姓？」他又問。「姓唐。」我說。「您是唐德剛教授？」「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二人到一單間的
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員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們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紹了。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之全部放鬆，跟
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
，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又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
。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Vs.「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驚奇和感動。因?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後（一八四二）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吧，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
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它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宗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
甚?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裡（如拙著《晚清七十年》），和課堂裡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尤其是，身有國共兩黨黨籍的史學家），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拿筆桿和拿槍桿的區別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
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衝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
施令、絕對服從，視?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徬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完善計劃．成功之母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覆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
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
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吳國楨等人，就被冷落了。他們在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何在呢？那就是說來話長，且舉三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台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做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
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采，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台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台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的
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林彪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此頗?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口述歷史與著述歷史之異同 筆者不憚煩而寫出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歷史的寫作，更?艱苦。何也？因?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有關鍵性的「口述」
，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例： 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分，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 「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 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采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
票數了進去。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台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升成部長。朱原是陳立夫的副手，現在就變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采的章
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真，拿椅子砸人！ 一輩子沒個上司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異。因?我有?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他自以?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
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訴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曾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您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 「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透露，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訴我說：「我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在他口中，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的「先抓起來再說」
的「幹起來了」！ 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張傳不能輕易動筆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他寫自傳的歷史
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台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 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
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嗎？他和其他外行人一樣，一定以?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看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憶錄》的教訓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
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分，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週，「聽孫科說的」。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
：「抽掉，抽掉！」 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你「又」錯了哎！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
哎！」 「?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共產黨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教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的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
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決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 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和郭冠英在一旁只是略微幫腔，並照了好多相。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覺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
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該回家休息，王一方也作了相同的建議。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裡，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在張的授意下，王、郭兩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三人才出門。 不願傷害蔣夫人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
，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這辦法是我當年和李宗仁工作，所慢慢發展出來的可行之道，我身邊還保留有這兩文的草稿。 可是此時在台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里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兩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一九九○年一
月三十日）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原都住在國外，各有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於此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
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person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宣布此好消息，並要?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嵩?，在台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台灣報紙登出了我?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也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
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台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您，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這倒不失?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台灣生長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給我一份帶往美國；另一份就等著
「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