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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國交正常化」之日本決策過程研究(1946～1972)

為了解決近藤 憲一 星野 桂的問題，作者陳慧瑩 這樣論述：

二次大戰後，國際情勢出現重大變化。美蘇關係的緊張，迫使世界各國必須對加入東西陣營做出選擇。隨著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意識形態對立的激化，最終發展成世界性的冷戰局面。日本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由美軍進行佔領與統治。但冷戰局勢的發展，使美國不得不改變世界戰略佈局，同時亦改變了日本的國際角色定位。美國試圖將日本建造成自由主義陣營的亞洲反共堡壘，於是將佔領政策由初期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轉為扶植日本經濟，並協助儘快簽訂和約，使日本能成為主權獨立之國家，繼續堅守自由民主陣營之立場。另一方面，戰後日本的國內政治發展漸趨成熟，五五年體制的形成使日本邁向穩定的兩大政黨制。自民黨的長期執政讓日本的政策發展保有一貫

性的思想核心。但事實上為「一黨獨大」的「黨內政權交替」，亦使得以鞏固政權與安定社會為目標的保守體制，成為妨礙日本發展自主外交的主要因素。美國對韓戰的戰略佈局使台海關係固定化，因而產生國際關係中的「兩個中國」問題。由於日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無法跳脫「對美協調」與美日同盟框架，因而在此外交原則下，日本僅能選擇維持與中華民國政府的正式外交關係。然而日本自始即認定中共的崛起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故對兩岸採取「政經分離」方式，試圖同時維持與中共的溝通管道與交流途徑，以因應國際現實的急遽變化，並能爭取最大限度的日本國家利益。日本在對「中」外交政策上存有「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之政治思想核心，最好的證明就是自吉田

茂內閣時期起，不論國內外的政治環境如何改變，日本仍堅持對兩岸採取「政經分離」政策。隨著冷戰局勢趨緩、美國對「中」政策的變化、中共的國際地位提升等國際政情發展，以及日本國內高度經濟成長帶動的海外市場需求增加、「中」日民間貿易往來頻繁、文化教育交流提升，乃至「親中」的政治或民間人士積極推展等，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的政治思想逐漸增強且表面化。但另一方面，日本追求國內政治社會的安定，鞏固並維持自民黨政權，解決「沖繩歸還」問題，並希望藉此以完成國家主權的全面恢復。為尋求此等國家利益的實現，首要條件即為獲得美國的支持與合作，因此日本必須繼續堅守「對美協調」之外交原則。此外，基於《中日和約》及國際道義等理由，

日本亦須維持與中華民國的正式外交往來。日本的「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之核心思想逐漸成形擴大，但國內保守體制與「對美協調」的國際現實卻牽制此一動向，於是形成與「政經分離」原則之間的矛盾。換言之，如何權衡政治理想與國家利益的現實得失，成為考驗戰後日本歷任內閣的最大課題。此外，保守體制下的決策過程存在著「以和為貴」之日本傳統政治文化。理應為行政與立法機構之最高指導者的首相，因此種政治文化的限制而僅成為政府政策的代言人。以組織考量為優先，強調「政策一體性」與「決策統一性」的「常規型」日本政治決策過程，使日本在外交的自主追求上受到相對的牽制。但當「詹森衝擊」、「尼克森衝擊」發生後，日本一方面擔心搭不上「中

國」這班列車，一方面又害怕「越頂外交」的歷史重演，因此對美日同盟關係的穩定性產生恐懼與懷疑。在恐懼最大化的情況下，日本開始尋求自助，積極發展對「中」自主外交。而中共除經濟發展需求外，亦希望得到日本協助以重返國際社會，以及獲得國際對其「代表中國」之正統性的承認。在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中日雙方積極發展關係正常化，而日本亦在領導能力強硬且國家發展目標明確的田中、大平的執政期間，改採不受「以和為貴」政治文化限制的「非常規型」決策過程，終於完成中日國交正常化。本論文說明日本在兩岸關係上呈現擺盪狀況，但在對「中」政策上則存有「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之一貫性核心思想。基於現實主義觀點，為尋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日本採取「非常規型」決策過程，同時在個人風格與目標明確的領導人帶領下，完成中日國交正常化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