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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經濟交互影響下暹羅臺商的貿易與活動（1895-1946）

為了解決長榮海運總部的問題，作者謝濬澤 這樣論述：

本文以暹羅為場域，探討在亞洲政治局勢轉變與經濟環境波動影響下，日治時期臺商在海外的貿易變化與政商活動。1895年以前，暹羅臺商依附華商網絡甚深，進出口商品都需要透過華南地區轉口。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後，暹羅臺商開始與華商在商業活動上產生分歧。本文依臺暹貿易發展的變化，分析日治初期臺暹貿易依附華商網絡的原因與樣貌。探討在大正南進熱潮下，受到日暹關係深化與臺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影響，暹羅臺商逐漸脫離華商網絡，建立以臺暹貿易為核心的臺商群體。而1926年以後的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中日暹三邊地緣政治變動，導致臺暹貿易日益衰退，扮演轉包商角色的臺商崛起。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戰略中，暹羅臺商協助日本財閥與軍方

拓展與深化對華人社會的影響力。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臺商在臺人集體受囚的事件中，領導旅暹臺人團結合作，爭取國府支持與協助獲釋。過程臺商體認到同鄉組織作為因應地緣政治變動窗口的必要性，因此在1946年成立「臺灣同鄉會」，為臺商在當地的發展，建立起臺灣人的共同意識。

河港碼頭區空間變遷之研究-以淡水烽火段為例

為了解決長榮海運總部的問題，作者歐東哲 這樣論述：

1858年清廷簽訂《天津條約》，北台灣的淡水被迫開港。此舉使淡水因商業貿易之利逐漸成為北台灣最繁盛的地區。除了政治因素外，也因為當時洋行貿易的興起以及汽船運輸的盛行，帶給淡水聚落西側尚未開發的烽火段地區轉變的契機。洋行碼頭以及建築先後進駐烽火段地區且成為淡水聚落發展的重心，相較於開港前烽火地區的荒蕪景象，政治與經濟影響下促成了烽火段在空間機能上的變遷。1895年台灣地區因清廷在甲午戰爭的失敗被迫簽下《馬關條約》且割給日本，台灣自此為日本的領土。日治時期淡水由於自然因素的影響導致港口機能不若以往，總督府急欲建造基隆港來取代淡水。在政策面上總督府以指定航路、專賣政策等迫使昔日洋商在台無法獲利如昔

，接著總督府又藉由更改土地政策使得洋商無法如前清時期恣意擁有以及買賣土地。在諸多不利己的政策頒布下，許多洋商於日治前期放棄了對台灣市場的經營。此方面的衝擊也明顯的顯現在烽火段的發展上，洋商的退出以及總督府在此地頻繁的進行興建廳舍工程正好象徵了日治時期西方勢力的退卻。將烽火段做為政務空間使用帶來了另一波的空間機能變遷，日治中後期郡役所、警察署、消防組以及登記所等機關的設置使得烽火段的政務機能更為完備。二戰後台灣回歸中華民國，淡水為因應安置軍眷的需求而建立許多眷村。烽火地區因鄰近海軍基地故因此成為軍眷的落腳空間。1970年代台灣鄉土運動興起，影響後續文資法的催生。近年來，政府政策致力將淡水烽火段打

造為藝術村落，並結合古蹟修復再利用，以充沛淡水的觀光資源。綜上分析可知，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及統治政權對於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的介入，皆會直接影響聚落在空間上的轉化與變遷並被賦與不同的空間機能。烽火段空間由清末國際貿易結點轉化為日治時期地方行政中心至今日以古蹟再利用空間為主使用是為一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