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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重返再現戰後的時空

為了解決順豐貨機香港的問題，作者所澤潤,林初梅 這樣論述：

　　1945年至今，已經過了七十多年， 直到今天，台灣對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依然鮮明，不少沉寂的往事，不時被喚醒；何以那個時代的記憶依然如此清晰？ 　　台灣人所建構的日本記憶不只是來自戰前的經驗，也來自戰後的經驗。儘管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的政策面上瀰漫著去日本化的氛圍，但日常生活中卻有著濃濃的日本味，是日本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嗎？其實不盡然，藉由本書的梳理，你將發現，歷史的偶然，讓台灣與日本在戰後再度重逢。 　　日常生活中，不管聽過的歌、看過的電影、念過的學校、看過的漫畫、住過的房子，你我都或多或少曾經與這些日本元素有過交集，但有時置身其中卻又渾然不覺。這些經驗，看似平淡，是因為早已融入生活之

中。這些不斷湧現的日本元素，延續了日本時代的過去，時而被轉化為台灣人辨識自我與他者文化認同的指標，意外成了今日台灣人建構台灣史、勾畫日本時代集體記憶的重要推手。 　　本書的九位執筆者，橫跨台、日，分別從語言、歌謠、電影、女性菁英、日式建築、學校等各種不同角度，深度探討戰後台灣日本記憶的形成與變化，讓台灣讀者對戰後的日本記憶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林初梅 編者簡介 所澤潤(SHOZAWA JUN) 　　東京未來大學教授／群馬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近現代台灣教育研究、口述歷史研究。 林初梅 　　大阪大學言語文化研究科／外國語學部副教授。研究領域：語言社會學、近現代台灣研究。

作者簡介（按文章先後順序排列） 松永正義(MATSUNAGA MASAYOSHI) 　　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台灣文學研究。 陳培豐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言語思想史、台灣社會文化史、台灣文學史。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藝術社會學、台灣文化研究、社會學理論。 四方田犬彥(YOMODA INUHIKO) 　　明治學院大學退休教授。研究領域：電影史、 比較文學。 赤松美和子(AKAMATSU MIWAKO) 　　大妻女子大學比較文學部副教授。研究領域：台灣文學研究、台灣電影研究。 蔡蕙頻 　　國立台灣圖書館編審、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史料學。 石井清輝(ISHI KIYOTERU) 　　高崎經濟大學地域政策學部副教授。研究領域：地域社會學、生活史研究。 譯者簡介（按文章先後順序排列） 周俊宇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近現代台灣政治文化史。 林琪禎 　　和春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日本教育史研究、殖民地教育研究。 林姿瑩 　　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研究領域：日本近現代文學、比較文學。 陳允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台灣文學、戰前東亞現代主義詩。 黃英哲序 序

論導讀—那個年代的台灣 第一章 戰後台灣的日語以及日本印象 第二章 殖民體制下的台灣民謠—民謠中所出現的「地方」與「空間」 第三章 哥謠、歌仔本與雜誌流傳—中野忠晴、「日本歌謠學院」對戰後初期台日的跨文化影響 第四章 石原裕次郎在台灣的影響 第五章 現在台灣電影中「日本時代」的敘述—以《賽德克．巴萊》、《大稻埕》及《KANO》為中心 第六章 台灣職業婦女精英意識之生成、延續與變化—以台灣人護士為例 第七章 日治時期歷史建築價值生成與「日本」的定位—以台灣的日式木造建築群的保存活動為例 第八章 灣生日本人同窗會及其台灣母校—日本引揚者故鄉意識與台灣人意識所交織的學校記憶 序論導讀 那個年代

的台灣 ⊙所澤潤／著  周俊宇／譯 　　我想起了那個年代的台灣。雖然也許只是我的一種說法，這裡所謂的「那個年代」，指的是台灣從開始到完成民主化的過程，也就是一九七 ○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為止的這段期間。只要是在那個年代和台灣有過接觸的日本人，無疑都會帶著某種眷戀之情來回憶當時的台灣。 　　本書雖以戰後台灣形成的「日本元素」為題但其實那個年代的文化現象如何形成？和現今之間又有何種關連？也是一個重點。現在造訪台灣的絕大多數日本人，或許會理所當然地覺得台灣是個民主又對日本抱持好感的已開發國家。然而，在那個年代首次造訪台灣的日本人所看到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一個充滿日本仿冒商品和拷貝歌曲的地方

。本書各章所要處理的，就是這樣一個當時在台灣開花的文化現象。 　　作為閱讀本書的指引身為編者的我在〈序論〉裡期盼在某種程度上和讀者共享那個年代，以及戰爭結束以來的時代印象。因此，這篇〈序論〉亦可視作獨立的篇章，未必要放在其他章節前面來讀。 　　那麼，以下就先由我的片斷經驗，來為現在才開始接觸台灣的日本人，解讀他們所不瞭解的二、三十年前的台灣吧！ 　　一、那個年代 　　既是醫師，也是大學教授的陳氏（名字暫且按下不表），在答應我對他做口述歷史訪談的請求後，就在我正要搭上計程車的道別之際，他這麼說： 　　「當沖繩回歸日本時，大家都很高興，以為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我第一次見到陳氏是

一九九四年四月的事。 　　陳氏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戰後自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成為醫師。是一所知名醫學大學的教授當時的他理所當然地以為台灣人也會回歸日本。 　　在和陳氏見了幾次面以後，他還這麼對我說。 　　「現在在台灣講日語已經不太能通，而且事到如今已經不可能回歸日本，再來只能尋求台灣獨立了。」 　　對於陳氏他們來講，獨立不過是一個最大程度讓步的選項而已。台灣的日本教育世代（又稱作日語世代）裡頭，許多人抱持的就是這種想法。這樣的心境無法透過問卷調查來回答，而且只能對特定的日本人說，因此或許偏好統計數據的人會認為，這只是特定的一群人的問題而不值一顧，而我認為這是一種「無聲之聲」。

　　然而，在一九八 ○年代來到日本，比我還年輕的台灣本省籍留學生，所抱持的想法似乎完全不同。本省人指的是在日本統治時代，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漢人及其後代。如今某位在台灣某國立大學擔任教授的友人，在選擇台灣獨立或是與中國大陸統一的兩岸議題，在各界認為於邁向統一方面稍有進展的那段時期，曾作了如下發言。 　　「只要想到那遼闊的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就覺得非常興奮自己的祖先同樣是來自中國源頭，中原的民族。」 　　長期以來，許多戰後教育世代的本省人自認為中國人，背後或許正有這樣的快感。這種感覺和大多數日本教育世代的感覺，宛如油與水一般，互不相容。 　　有關語言的想法，年輕一代和年長者間也多有相異之處

。 　　現居台灣獨立派核心地位的一位友人，一九八 ○年在我提到想學台灣話時，曾對我說：「那不是語言，沒有用所以不用學」。那時我覺得莫名其妙，而感到莫大的衝擊。 　　每天和他們相處談話我漸漸地瞭解到幾件事他們在家幾乎都講台灣話在學校則用北京話來讀寫。「那麼寫日記時又是如何呢？」這麼一問，他們回答是依北京話來寫當我再進一步問「是用北京話來寫台灣話的口語內容嗎？」，他們甚至不理我，反而覺得我莫名其妙。 　　然而，在日本統治時代下畢業於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年齡層的雙親世代，則認為北京話是不同世界的話語。一九八 ○年我在留學生邀請下造訪台灣，某位友人尊翁所講的話則完全不同。當時我透過電視或電台開始學

中國話，所以試著用幾句隻字片語的北京話交談。這時友人尊翁先是稱讚我：「你講的日語很漂亮，是東京那邊的話」，接著開始對我說教，他說：「日本人不可以學北京話。不需要那種語言。日本人只要講日本話就好了」。 　　在台灣許多家庭裡，日本教育世代和戰後教育世代一方面各懷不相容的價值觀，一方面又作為一家人共同生活台灣是家族聯繫很強的地方所以我常想他們這樣竟然還能一起生活，如果是在日本的話，大概就不成一家人了。 　　有關語言，還有下面這段回憶。 　　第一次和台灣留學生相識時，認識的留學生裡頭有幾位被雙親要求要用日文的父母還幫忙修改日文寫信。那時我是抱著原來如此的心情聽他們說這些事，並給我看寫有紅字被修改

過的信，有一次一位留學生說自己。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事。其他留學生似乎也一樣。或許不少現年六十歲左右，有留日經驗的台灣人，都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不過，說來很失禮，當時的我聽到留學生父母的日文好到還可以幫人修改，其實是半信半疑。因為自己清楚自己不管再怎麼努力學英文，也無法達到為人修改的程度。 　　一九八 ○年二月我第一次到台灣那時我接觸到了日語世代講的日本話，當然感覺到他們的日語能力是能夠為人修改的，也接觸到了各式各樣，例如能操雙語卻還是有台灣腔，或是完全沒有口音的人。我也記得，一位四十五歲左右的女性用半調子的日語很抱歉似地對我說，我的日語只學到小學校二年級。被友人帶著搭了好幾次的計程車，印象中頂多

只有一位司機不會講日語。附帶一提，當時台北的計程車已經開始使用計程表，但那全部都是在大阪用過的中古貨，機器上還留有大阪公司的名稱。 　　第一次到台灣，關於日本話有不少地方令我感到困惑，而叫人驚訝的是也有外省人講日本話。那次我在台灣停留了兩個星期，透過友人家裡的關係，拜訪了台北市的古董店。那家古董店是一對外省夫婦經營的，對我用聽似並非平常用慣的日本話說自己原先住在北京。他們還說當時北京也有許多日本人，甚至有日本友人到台灣來找他們。還來不及多談一些，問個清楚，就在友人的催促下離開了，如今想來真是可惜。那對老夫婦給我的感覺是對日本人有很深的懷舊之情。 　　由於沒能好好聊上一段話而感到遺憾，回到友

人府上後向友人父母提到這件事，他母親便警告我那些話全不可信那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台灣的複雜也就是思考台灣是單憑曾受日本統治的這個認識，存在於台灣之中的「日本元素」並不單純，尚不足以充分理解的世界。 　　那個年代，日本文化非常深入台灣。對此，本篇〈序論〉接下來將進一步闡述，並說明本書各章概略，再以從戰後到現在為止的時代為背景，深入探討該以什麼框架來理解各章的內容。 　　我要對「戰爭結束後到那個年代為止的台灣」的種種日常樣態提出一個看法。那就是日本和台灣形成了一個同型性很高，可以稱得上是平行世界的關係；此外，其中既有連結兩個世界的裝置，也有在其間牽線的日本人。我強烈傾向主張這個相互關係，是在日本和

台灣隔絕，即一九六五年左右以前約二十年的期間，也就是戰後初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對此，在〈序論〉將詳加說明。另外也要明確指出，本書各章或多或少都可以被定位在這樣一個平行世界的相互關係上。還要關注連結兩者的裝置和人物的有無上。〈序論〉最後則欲回顧民主化達成二十年後的現今，再次思考那個年代和稍早以前的這個時期的意義。 　　二、那個年代的文化空間 　　在日本人及日本教育世代的人看來，那個年代的台灣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空間。那就是「冒牌日本」和海盜版的氾濫。誠然，由多數台灣人看來，這絕不獨特，而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空間，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也有不少人對著前來造訪的日本人感嘆這個現象。即便本文使

用的是許多日本人習慣的「海盜版」這個說法，但這不意味著非法。因為一九七二年日華斷交以後，日本政府便不將台灣政府視為交涉對象，如此一來，擅自翻譯國外的作品，置著作權於不顧，也就不存在道義上的問題。本來便有許多國家為是否針對著作權進行政府間交涉而躊躇觀望。因此，一直到一九九 ○年代李登輝政權主動呼籲為止，台灣的夜市實在是一個充斥著強烈的日本色彩，更甚於國際色彩的文化場域。 　　在一九九 ○年前期以前去過台灣的人想必都記得，當時許多電視節目的廣告都是抄襲日本的，甚至是直接在日本的廣告畫面加上了其他台灣商品的訊息。而一提到夜市，根本就是中文版日本漫畫單行本和日本歌謠卡帶的寶庫。 　　所到之處都賣著

日本卡通人物的T恤。「となりのトトロ」（即「龍貓」）寫成「なとりのロト」，用字雖有不同但屬同一設計。夜市不像今天這樣是享受小吃的地方，而是能夠輕易地買到在一般商店無法取得的日本文化的場所。就算不買也可以接觸得到。 　　我在一九九○年代前半造訪台灣的時候，曾在台北龍山寺前的鬧區看過這樣的場景電器行門口的放音機突然播起了帶有哀愁曲調的日本軍歌接著店門口圍上滿滿的人群。他們幾乎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音樂一停，他們便催促店員再多放一些，店員不應其請，便失望地離開。類似場景在其他地方也碰過數次。 　　日本歌謠卡帶到處都在賣，不過夜市比較容易買到。甚至在日本不容易買到的戰爭時期歌曲也能輕易買到，。我所買

到的渡子的專輯卡帶還收錄了她年。輕時的澄澈歌聲是已經不容易在日本聽到的美好歌聲我甚至還不可思議地以為，這段音源只在台灣有。當然，還有戰爭時期大陸的歌謠。中.英助所寫的《何日君再来物語》（一九八八年）是一部探討鄧麗君也唱過，在中國一度禁唱中國女歌手周璇禁播的歌曲〈何日君再來〉誕生過程的紀實，她的卡帶我也在台灣夜市買到了，那本書 。這卷卡帶是在橫濱中華街也曾提到最早唱這首歌的是很難買到的。 　　書店裡則有《少年快報》，約 尺寸大小的週刊漫畫雜誌印刷品質不太好，這是現在台灣 大小的週刊《新少年快報》的前身，那時台灣出版商和日本的出版社未簽翻譯權、著作權的合約，《少年快報》是從當時日本最受歡迎的四大

少年漫畫週刊雜誌《少年マガジン》、《少年サンデ〡》、《少年チャンピオン》、《少年ジャンプ》中選出叫座的漫畫把文字翻成中文的雜誌。當時我受在國立政治大學服務的友人邀請，到他的課堂上談了一些有關日本漫畫的內容時，就介紹《少年快報》是日本漫畫迷的「夢幻週刊」這不是我原創的形容詞，記得這本雜誌本身就曾在日本這麼被介紹過。 　　三、日本文化的滲透力 　　早在比那個年代更久以前的台灣，日本文化便已有很深的滲透。這裡先舉《別冊宝島》中，一九九 ○年代左右從台灣來到日本，時年二十四歲的台灣女留學生的經驗，作為那個年代的說明。她以〈我喜愛的漫畫都是日本的〉（私の好きだったマンガはみんな日本のものだったんです

。）為題，談了當時的漫畫體驗。她一直以為小叮噹（即多啦A夢）是香港的漫畫，一直到高中才從租來的錄影帶知道是日本的漫畫，衝擊很大。於是她決定到日本去，親眼確認在台灣看過的漫畫是否都是日本的東西。她說，在不知道是日本文化的影響下長大，另一方面又深信日本是侵略台灣的邪惡國家，不禁陷入自我懷疑。 　　這位留學生是在那個年代喜愛漫畫的，然而漫畫本身其實更早就滲透到台灣來。比我年長十歲以上的留學生友人在一九八 ○年左右曾說：自己的母親是留在的日本人。母親懷念日本文化，為了讓自己吸收日本文化，在小學時經常買日本漫畫的中文版給他。因為這樣，自己才常有機會看手塚治虫的漫畫。由年齡來推測，他對日本漫畫的喜愛，似

乎是在一九五 ○年代。當時我是半信半疑地聽他這麼說。 　　自我聽到這段話以來已經事隔三十年以上由於時常造訪台灣心理上對這段話雖加深了一些相信，但當時的實際情況，如今我還沒有清晰的輪廓。或許是從日台之間形成國界的戰爭結束後，漫畫這個日本次文化的翻譯版以庶民娛樂之姿，繼續依某種方式連綿地流入台灣。然而友人的母親買給他讀，說不定一九五○年代的人們，是以一種理所當然的心態在閱讀手塚治虫的漫畫，而不是閱讀國外作品。雖然現在的研究水準還不出想像範圍。 　　如今，台灣有一群年輕人因為喜歡日本而被稱為哈日族，較同一世代的日本年輕人還要了解日本藝人和次文化。一般常以為這是民主政治下，日本的資訊可以輕易地流入

台灣而發生的一個現象。然而，過去的台灣早就是如此了。只是過去和台灣沒有過接觸的日本人未注意到而已，所到之處其實皆是日本的資訊。 　　二○一五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台北看電視新聞時，重新感受到一九七 ○年代的日本多麼深入地扎根在今日的台灣社會。無黨籍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某大學演講時，說自己作為一位醫師就和「怪醫黑傑克」一樣我們應該注意到的不是他提到手塚治虫的「怪醫黑傑克」，而是電視的標題把「怪醫黑傑克」打成了「怪醫秦博士」。 「怪醫秦博士」是過去在台灣和香港流通的「怪醫黑傑克」海盜版所使用的名稱。現在台灣發行的版本是正式取得翻譯權，直譯原作的題名。儘管「怪醫秦博士」或許總有一天會消失，但現在電視新聞上

看到的「怪醫黑傑克」仍然是「怪醫秦博士」。 　　這個現象說明了當時或是更早以前普及的日本漫畫作品如何深入台灣社會我在一九九四、九五年左右，曾在台灣電視上看到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在長。約三十分鐘的節目裡，從各種角度分析「怪醫秦博士」，當時非常吃驚。由於那個時代並不像今天這樣言論自由暢通，所以當台大教授認真地討論日本漫畫作品，而且還是海盜版時流傳的作品，令人覺得很新鮮。當時《怪醫黑傑克》結束連載剛滿十年，感覺還不是那麼古老的作品，縱使從那以後又經過了二十年，到了二○一五年，「怪醫秦博士」這個當時的名稱還存留於台灣社會。

順豐貨機香港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非傳統安全的挑戰與回應：以國際恐怖主義與特種作戰為例

為了解決順豐貨機香港的問題，作者蔡武峻 這樣論述：

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由來已久，隨著每個時代背景的不同，其行動目的與訴求也有所改變，然而不變的是，其行動帶給人們的總是破壞與傷亡，更有甚者，目前國際恐怖主義發展趨勢，已不同於過去專門針對特定對象進行攻擊，而是將矛頭轉向一般大眾，如2001年震驚全球的九一一恐怖攻擊。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難以預防與捉摸，實已成為目前非傳統安全中最嚴重的威脅。　　對於此一威脅，筆者認為特種作戰正是目前最適當的應對方式；特種作戰具備靈活度高、技術性強等特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種作戰在歷次戰爭以及重大事件中，表現得越顯活躍。經由歷史的證明，我們可以發現特種作戰已經成為現代戰爭中一類重要的作戰方式，更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尤其自九一一事件之後，國際恐怖組織活動以及相關暴力事件發生的頻率加劇，特種作戰以其優勢做為反恐先鋒，其地位日益提高，作用也日顯突出，其角色已由過去配合與支援其他部隊以達成戰役戰術目的，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作戰模式。因此，為應對目前非傳統安全中最重大的威脅：國際恐怖主義，探究特種作戰具有相當重大的價值。

順丰，不只快遞：王衛與他火速崛起的物流帝國

為了解決順豐貨機香港的問題，作者李琦晨 這樣論述：

你也許知道阿里巴巴，但你大概沒聽過順豐， 你或許認識新亞洲首富馬雲，但你肯定不知道王衛， 他，就是馬雲最佩服的人！ 　　順豐與王衛，兩個你完全陌生的名字， 　　卻是你必須知道的企業與創辦人！ 　　讀完這本書，你會為台灣許多大企業感到汗顏！ 　　帝國崛起！ 　　亞洲最大、最低調神秘的物流霸主！ 　　1993年，年僅22歲的王衛創立6人順豐速運，跑遍珠江兩岸。如今順豐已是年營業額超過1,500億新台幣的民營企業，旗下擁有38家分公司和遍布中國及海外的9,100多個營運點，並擁有順豐航空與15架自有貨機，業務服務從快遞發展到網購物流，營運範圍橫跨香港、澳門、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

馬來西亞、泰國、越南、澳洲、俄羅斯及全美國，全球員工超過29萬人。 　　王衛，究竟是誰？ 　　他，是一個高中學歷的企業總裁，為人處事極度低調，鮮少在人群前與媒體上曝光，由他一手打造的順豐，從來不做廣告行銷，單靠口耳相傳在業界默默耕耘，如今已是稱霸亞洲的物流帝國，但王衛信佛，對自己的成功輕描淡寫，認為企業經營的首要目標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讓員工凝聚在一起，獲得有尊嚴的生活，而不是賺錢，所以他堅持不上市上櫃，要與順豐員工憑一己之力，進軍世界。 　　他，是王衛，一個「以人為本」的企業創辦人。

國際物流產業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

為了解決順豐貨機香港的問題，作者姜照斌 這樣論述：

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快速發展，企業本身受到國內市場規模的限制及國外市場的吸引，加上資源產地的分配不均，為了企業的生存或進一步拓展業務，企業本身會逐漸走向國際市場，遂有所謂國際化企業的興起；其基於「降低成本，追求最大利潤」的信念下，將原料運送至最有效率的工廠製造成產品，然後在全球化的觀點下，將產品以各種途徑運送至各個消費市場，須仰賴有效率的國際物流模式始能達成。 以往，產品之運送乃由企業內部之運輸部門（in-house）負責，但由於公司本身對於運送的經驗、能力及設備的不足，使得運送成本大為增加。因此，本於專業分工的概念，許多廠商逐漸將大部分的物流作業委外(logistics

outsourcing)給具有專業物流處理能力的物流公司處理，其稱之為「第三方物流」( third-party logistics；3PL)。第三方物流公司將運輸、倉儲、裝卸、加工、包裝、配送、資訊交換等加以結合，形成完整的供應鏈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爲用戶提供多功能、整合型的服務。目前實務上更已出現所謂「第四方物流」( forth-party logistics；4PL)，目的在於整合述個第三方物流業者之資訊，提供顧客一個更完整的物流規劃方案。 不過，雖然第三方物流在台灣已經運用的相當廣泛而頻繁，對於物流管理方面的研究也如火如荼的展開，

目前台灣的大專院校中甚至已出現多所物流管理專業的系所，培養物流專業管理人才。但是，國內對於我國物流產業相關法制問題的研究，至今仍付之闕如。實務運作上仍有許多法律疑義尚待解決。事實上，在我國高舉「提升全球運籌競爭力」大旗的同時，我國的相關法規存在太多限制，不但阻礙了本國產業的發展，更大大減低外國產業的投資意願，完全與全球競爭的初衷背道而馳。國內外物流業者無不怨聲載道。 因此，本文的撰寫動機，著重國際物流業在我國遭遇的法制困境。尤其是行政法規的遲遲未見鬆綁，使得國內外物流業者從開始設立到嗣後營運，都遭遇到重重的法制障礙，徒增營運成本，非常不利於我國成為全球運籌中心的目標。在鄰近

的亞洲國家近年來也積極發展國際物流的激烈競爭之下，台灣先天上處於優越的地理環境，物流基礎建設（如國際港口、國際機場、公路設施等）完善，目前阻礙我國物流產業蓬勃發展最大的絆腳石就是我國僵化的行政法規。惟國內尚無就國際物流產業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本論文試圖將現行法下國際物流業者從「設立」到「營運」究竟涉及多少法規，就其內容，作出介紹與批評。提供未來欲設立整合型物流服務之業者作為參考，也提供政府相關主管機關修法之建議。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一言以蔽之，乃「從物流實務運作現況檢討我國物流相關規範之落差」。一國要成功發展國際物流，必須要三方面配合－物流服務提供者、物流服務使用者與政府。

從這三方關係中會衍生需多法律問題。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涉及的是當事人間的私法契約關係，當事人在約定契約中權利義務之分配時，必須充分了解當前實務上有關國際物流提供者責任的國際規範。尤其是我國物流需求者在面對外國大型國際物流業者時，外國業者多半以國際間通用的公約或規則為作為定型化契約的內容，我國的消費者與物流業者不可不知。至於政府在物流展中所提供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營造一個優質的投資環境，無論是對國內業者或國外業者。所謂優質的投資環境，在硬體（hardware）部分就是提供完善的基礎建設，如機場、港口、公路設施等；至於在軟體（software）部分，政府必須健全法制，除了要積極地增訂必需之法規範外，

更要消極地去除法制上的障礙，即法規鬆綁（deregulation）。故本文係以國際物流產業（提供者）為中心，探討我國法制對於國際物流產業的規範現狀，從物流業實務普遍運作之功能來檢視國際物流產業在我國遭遇到的法律問題。 由於「物流」係一整合性的概念，目前國際間並無專門針對以物流為名 生之國際公約，所以必須從國際物流業的個別服務項目中個別探討其國際規範。由於國際物流的跨國特性，國際物流業者絕大多數是由運送業者（船公司/航空公司）、承攬運送業者（freight forwarder）或無船運送業者（NVOCC）加以轉型而成。而且，跨國運送為國際物流業者最重要的服務項目，尤其著重於迄

今爭論不休的多式聯運經營人責任問題。且現代物流服務的三大功能就是：速度（speed）、效率（efficiency）、即時回應（responsiveness）。同時這也是目前物流服務的需求者所要求的。為順應上在上述三個功能，國際物流必須倚仗多式聯運經營人，將複雜的運送方式單純化以增加效率。因此，本文當須探討當前多式聯運人責任的國際規範的性質與內容。 如探討我國政府對於物流業軟體（法制）投資環境的營造方面，物流業乃整合運輸、承攬、倉儲、裝卸、加工、包裝、配送、資訊交換等服務於於一身的整合性產業，已不同於以往分隔而單獨的服務模式，在美歐日等國早已發展多年。但屆至目前為止，我國經濟

部商業司仍不將物流業列為獨立之行業。因此，如欲在我國經營整合性第三方物流業務（3PL），首先必須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執照後始得營運。換言之，物流業者必須取得海運、空運、陸運運送人執照；經營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亦須取得相關營運許可執照與土地使用執照；欲經營航空貨運承攬人、海運貨物承攬人業務，又要取得執照始得經營。國內業者尚須如此繁複，還不包括外國業者另受到外國人限制經營的規定。換言之，第三方物流業從籌畫「設立」到開始「營運」，中間不知要通過多少行政法規設立的門檻，不同主管機關公文旅行的結果，彼此間或多重複，致企業成本大增。 至於，外國逐漸興起的第四方物流業（4PL）在我國生存的難

度更高。因為第四方物流業的業務在於整合多家第三方物流業與其他服務提供者的資訊，提供委託人更完整的物流規劃。由於涉及資訊的整合，第四方物流業者屬於我國電信法中之「第二類電信業者」，取的執照的資格與數量限制更加嚴格。我國法規如此繁複，導致物流業的運成本過高，實際上已與發展國際物流產業、企圖使台灣成為全球運籌中心的目標背道而持。這些問題皆值得進一步探討。 不只是設立取得許可執照的關卡林立，嗣後的「營運」層面在我國法制下照樣層層受阻。最具體的例子莫過於兩岸無法直航。此外，九十二年七月甫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雖然立意良善，但與其他相關法律的配套措施不足的情況下

，仍會出現許多問題。加上兩岸遲遲無法直航的狀況下，自由貿易港區的功能勢必大受限制。 本論文寫作之目的，乃試圖將上述問題加以釐清，參酌現今國外國際物流發展現狀，包括實務發展現狀及法制發展現狀做出介紹，試圖與我國當前法制的闕漏加以檢討，並就將來修法方向提出淺見，作為產官學界關於國際物流法律問題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