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到西螺客運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地圖、推薦、景點和餐廳等資訊懶人包

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

為了解決高雄到西螺客運的問題，作者李雅容 這樣論述：

　　見證經濟奇蹟之前的社會力與公民意識 　　今日的生活奠基在無數前人的共同奮鬥之上 　　這是西螺大橋推手李應鏜的故事，也是成長於一九三○年代，在後來的歷史中，長期被消音的臺灣地方士紳的故事！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當時人口只有三萬七千人的雲林西螺鎮，湧進了八萬名遊客，都是為了見證西螺大橋的開通！   　　彼時這座橫跨濁水溪嶄新綠色大橋神氣極了！當時她是遠東最長（1939.03公尺），也是世界第二長的公路大橋，僅次於美國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從續建到完工，都是臺灣交通史上值得喝采的記錄，也是臺灣、美國、日本和菲律賓四國合作的宏偉工程。   　　還有更重要的意義，藉由為興建西螺大橋而辛勤

奔走的李應鏜之口說出，他說：「這是臺灣南北暢通，經濟效益的第一炮！」   　　從日治的殖民政府到戰後的國民政府，不管是誰統治臺灣，永遠不該忘記的是踏實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子弟，總有人努力打拚，精進充厚自己，再貢獻所學於世，只為了讓家鄉變得更好一點。   　　李應鏜出生於雲林西螺的書香世家，京都同志社大學經濟系留學歸國後，致力於參與地方事務，光復後曾任台南縣參議員、西螺鎮長，在白色恐怖時代為營救年輕人挺身作保，亦曾遭誣陷逮捕，所幸因蔣緯國的搭救才全身而退。一生風骨，為興建西螺大橋鞠躬盡瘁，為了還原父親生命全貌，作者李雅容動員整個家族的力量回溯記憶，親自踏訪他走過的路、讀過的書、寫過的請願信和公文函，

將成千上萬張的照片、證件、信札、藏書和剪報，梳理成十七萬字翔實傳記，完整記錄李應鏜的一生，也為戰前戰後的臺灣政治、社會史，補上鮮活的影像。 本書特色 　　一九三○年代的臺灣曾有富裕昌盛的一面，不是戀舊或炫富，更不願被刻意忽視，《西螺大橋》誠實且生動地還原了那個時代的風貌。 　　見證一九三○到五○年代，臺灣地方士紳的政治社會參與歷程。 文史學界書評   　　李應鏜先生的生命歷經兩個政權的傾軋，一方面反抗，一方面又為了尋求同胞更大的生存空間，而必須不斷與當權者協商。書中李應鏜先生營救白色恐怖中被牽連友人的段落，不僅展現了他生命的韌性，也帶領我們觀看在那個時代，臺灣人如何在威權統治下奮力生存。

－－鄭麗君（文化部長） 　　 　　這是長期被消音的臺灣地方士紳們的故事。－－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一方面娓娓地道來家庭、親情，卻又出入時代、社會，讓人得以立體地理解李應鏜這個台灣西螺地方的新時代名望家，甚至二十世紀前半葉台灣歷史一個非常鮮明的剖面。－－吳密察（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雖然是以「西螺大橋」為書名，實際上是寫一個臺灣人從日治時代生長、求學、就業的生活經驗，以及戰後歷經二二八、參與政治、建設地方的生動故事。－－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擦亮西螺大橋的勳章！－－鄭邦鎮（國立臺灣文學館前館長）   　　這是一本為人子女用真誠孝心寫出來、見證時代的大河鉅著

。－－魚夫（作家）

手繪記憶：六龜林業老建築故事集

為了解決高雄到西螺客運的問題，作者吳憶萍,林文智 這樣論述：

　　六龜林業，在一般人眼中或許是陌生的，但這個山城卻有一段值得被記錄的歷史。而建築，尤其是此地發展重要的文化脈絡。 　　本書以繪本形式書寫，將六龜的林業建築與在地生活記憶，一一留下有溫度的足跡，讓人看見六龜──一個擁有可愛地名的區域，其精彩萬分的身世。 本書特色 　　1.本書針對地方的老建築與生活記憶有大量的手繪圖，風格清新具手感溫度，可提供讀者閱讀上的親近感，增加對地方了解興趣。 　　2.六龜擁有林業珍貴的人文與自然資源，長期以來一般人較為生疏，透過本書對在地的介紹，可提供深度行旅的輔助閱讀。

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

為了解決高雄到西螺客運的問題，作者徐聖凱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執政者提供的官設休閒設施，包括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運動場、水泳場、兒童遊園地、海水浴場、森林公園等「公共休閒」設施與活動為對象，梳理公共休閒的設施與活動發展、背後執政者的休閒管理，和使用者的接觸與利用。並同時以公共休閒為中介，探討「休閒近代化」的論題。於「公共休閒」討論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官廳相關出版品，盤點日治時期各地公共休閒設施的整體發展與設施概況，說明市內諸休閒設施之間存在一個「先集中在公園，再衍生出公園」的內在關係，以及休閒空間的實體相貌隨著時間環境不斷變化，不僅和今日不盡相似，設施的機能在不同時期存在階段性轉變，例如日治前期設施的教養機能（藉由休閒設施涵養培育某種生

活方式、習慣和素養）、教化機能（政治、倫理上的價值觀灌輸）高於「提供休閒」之機能，反映出執政者「提供休閒」有其虛與實的兩面。及至1920年代休閒化發展下，各類型公共休閒設施走向樂園化，乃至於專業化、大型化，其休閒機能才被明顯凸出，迄1930年代，設施的休閒機能臻於戰前最為成熟的階段，使用者人數達最高峰。日治時期未見明確的「休閒政策」，分析設施組成和官方陳述之設置緣由，反映執政者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製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之工具。若將同時期公共休閒以外的多種休閒娛樂管理一併納入觀察，將浮現執政者存在「防害」與「養成」的原則，一方面必須防範民眾因為閒暇遊樂

造成國家社會之危害，同時重視民眾應養成合宜之休閒，進入戰時此一趨勢更加顯著。又公共休閒在殖民地異民族、異文化統治下亦具意義，其扮演了先容納多元文化，而後整合族群的社會文化整合角色。執政者的休閒管理並不是一直線的放寬或緊縮，甚至有其面對島內外情勢而權宜變化的一面，進入戰時尤係如此。大致而言，1937年日中開戰後休閒管制明顯緊縮，1941年起有限度地放寬，1943年再進入緊縮，1945年終戰當年再度放寬。而即使是管制強化的時期，亦存在管制上的“誇示性”。此時公共休閒性質偏向體力向上之身體動員，以及戰時生活之精神振興，政治教化目的再次凌駕休閒機能。隨著公共場域管制加深，臺人娛樂有漸漸遠離公共場合、使

休閒活動「地下化」之跡象，及至戰後初期重新回到公共休閒場所。公共休閒設施的「使用者」，隨著族群、階級、性別、年齡、城鄉、教育背景等差異，在利用程度與實態上均有所不同。回溯使用者如何產生的過程，可說使用者及其需求很大一部份是在近代學校教育中被引導出來。而未受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透過統治階層所舉辦、開放民眾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以集體的方式接觸公共休閒。在臺人社會文化中，某些傳統事物或文化慣習有助臺人接受外來事物及統治階層舉辦的活動，但也有一些與公共休閒殊異之傳統性格，左右了民眾從事公共休閒之實際樣態，又在臺日人與臺人知識階層，亦各自扮演了引導臺民和休閒模範的角色。於「休閒近代化」討論上，包括「休閒型

態近代化」與「價值觀念近代化」兩者。關於價值觀念近代化，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勤有功，嬉無益」之禁欲觀念，提問為何在近代以來從事休閒活動可自然地被合理化，認為合理的休閒是一項有益活動，而不是奢侈或浪費時間？實際上，執政者在物質層次提供休閒設施，和價值層次賦予其意義——包括保健強身、知識教養、文明象徵與經濟機能，而使用者於遊樂目的外，亦以上述之實益面向合理化日常性休閒，可視為近代休閒心態轉向因素之一。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休閒活動本依附於歲時節日和宗教慶典，近代以來休閒活動逐漸以無涉習俗宗教的方式，成為重要之社會主產物，與此同時，時人身上的休閒活動也出現「脫去宗教」之現象。關於休閒

型態近代化，由於公共休閒設施幾乎是由西方傳入的新休閒方式，並搭配新生活方式而展開，所反映的即是休閒型態的近代轉化。由此而來的，公共休閒設施中的基本活動：散步、觀看、身體參與，於進入近代前後也呈現出某些細微變化。惟本文也不斷強調，無論是休閒型態近代化或價值觀念近代化，時人在日治時期的種種變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存在新舊折衷、舊新並存之現象。最後，本文之所以選擇較大範圍進行研究，核心關懷在於日治時期「整體」之休閒娛樂發展，故盡可能地透過公共休閒（含括多種設施）所反映的「部分整體」，不斷趨近、勾勒理想上的整體近代休閒相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