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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

為了解決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的問題，作者王志弘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基礎設施化之物質政治為取徑，探討當代城市的構成與轉變，並展望都市實踐的新方向。作者將城市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並結合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將基礎設施化展開成為一個多層次的分析場域，以凸顯社會與物質的共構。社會分析方面有結構傾向、治理體制及實作網絡；技術分析方面有系統動量、部署／缺口，以及轉譯方案；空間分析方面，則有領域化、紋理／節奏，以及縐摺。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乃相互為用、彼此疊合，但有各自的邏輯。為了示範基礎設施化的多層次分析，並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傅柯派權力分析，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特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大型技術系統論）對話，作者以台北市的道路發展與交通治理為例，採

取多重個案的研究設計，分別探討多重基礎設施化的不同層面。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議會公報、新聞報導、田野觀察及訪談。作者首先以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為例，說明道路空間生產在視線權力與空間修補引導下的彈性：在格網與圓環的基礎上，增添平交道、高架道路、天橋及地下道，以迄軌道運輸的地下化。但始於城牆設置的穩定方位格局，則彰顯了物質僵固性。視線權力、空間修補和僵固性，實為道路之物質政治的不同面向。其次，追求移動速率而引致風險的機動車城市，必須有分流化、保險化、監測化及合宜主體化等物質配置以保障安全。這些物質部署在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之間，鋪展出韌命政治，但也引起爭議，例如測速照相機及其反制

設備之間的攻防。第三，1980年代以降交通危機深化導致的技術系統缺口，促發了各種道路轉譯方案，公車專用道便是一例。但道路轉譯方案的成效，須接合於道路交通形勢及都市政治形勢。轉譯方案能否奏效，往往以基礎設施化之部署為要件，但不同物質的作用仍取決於形勢。第四，相對於官方道路治理的領域化及僵滯紋理，四處漫溢的機車穿梭、街頭市集的彈性挪用，以及「自然」萌生的縐摺實作，則促成黏性紋理的浮現，甚而形成再領域化的轉譯動力。最後，作者考察歷史保存與道路規劃之間的爭議，藉此反思替代性都市實踐的可能。對抗拆遷史蹟而集結的保存運動，若能拋卻本真性的物質僵固性，轉而在參與都市治理、關注生活紋理的條件下，將文化塑造為另

類基礎設施化（生活支持網絡），則可能改變都市拼裝體的型態和意義。再者，權力與權利之基礎設施化的觀點，也有助於結合城市權與公民科學的倡議，開啟都市的物質政治。

台灣借鏡日本車庫法之可行性 －以台南市為例

為了解決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的問題，作者陳毅 這樣論述：

違規停車是台灣一大交通亂象之一，不外乎是人為了圖一時的方便，占用馬路用地，不只影響城市美觀，也進一步的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根據統計台灣六都2016年總共發生 7,519,477 件交通違規事件，而違規停車就占了其總數的39％。多數的國家隨著社會的蓬勃發展，提升了人們的經濟能力，大量民眾開始購入汽車代步，但是道路的面積還是有限的，日本政府在多年以前就已經先預見了大量車輛及違規停車會造成的影響及問題，便設立了「車庫法」來針對「長時間停放」在道路的汽車進行嚴格的取締，並且規範登錄汽車之前要先有停車位。 日本車庫法在罰則方面是以「罰金」的方式，對於重大或惡質的違規停車事件進行處分，

因罰金是屬於行政刑法性質，違規者會留有前科，與財產的多寡無關，所以有一定的遏止效果存在；對於較輕微的違規行為則是配合道路交通法中「交通反則金」和「放置違反金」兩個秩序罰的制度來對其懲罰。 反觀，台灣則是以「罰鍰」的方式，對違規者進行處罰，懲罰輕重僅以金額的高低作區別，就會造成某種交錢了事的心態存在。 本文將以法規分析法、對比分析法來對於台灣及日本之間的法令進行分析，並利用各種數據及因數來針對兩國法律之間的差異性進行判斷，進而評斷車庫法是否可行。在此期間所涉及的違規問題的相關法律即是本文之探討重點，本文將其呈現之，以得出結論建議，使台灣可未雨綢繆，並借鏡日本車庫，來加以緩解違規停車造

成的問題以及將土地的使用達到最高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