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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消費者與第三人區別之必要性與正當性？-

為了解決高雄捷運滑板車的問題，作者張志朋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 因商品欠缺安全性致人於損害之損害填補法制，本文稱之為企業經營者應負擔之「商品責任」。我國特別就「商品責任」為明文規範者，始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三日施行之消費者保護法。消保法商品責任係規定企業經營者負擔「無過失侵權責任」，其目的在於避免被害人依「契約責任」求償時，會遭遇「契約相對性」原則之抗辯；以及依「過失侵權責任」求償時，會遭遇舉證企業經營者主觀上「過失」之困難。 然而，將商品責任規範於以保護特定身份對象（即消費者）為目的之消保法中，可能引發得依消保法商品責任請求賠償之「請求權主體」，限於「消費者」而不及於「非消費者」之疑慮。就此，我國消保法

第七條第三項規定：「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依此規定，「消費者」與「第三人」均為消保法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惟二者之概念內涵，在我國學說與實務運作上，不僅不清楚，尚且發生混淆與互為矛盾之情形。 本論文第一章將說明因「消費者」與「第三人」概念混淆不清所致之問題。 首先，就「消費者」概念而言，學說與實務多數係以經濟學的觀點，定義「消費行為」。惟因「消費」概念過度抽象，「正面定義」並不容易，輔以「反面定義」亦不足以「充分」涵蓋所有非消費行為。因此，我國學說

與實務操作下之「消費者」概念，事實上並不明確。 其次，就「第三人」概念而言，本文由商品責任之「歸責原理」出發，輔以「外國立法例」之啟示，不贊成若干學說與實務判決所採「限於企業經營者可預見之被害人」或「限於與消費者有關之被害人」之見解。蓋若非如此，不足以貫徹商品責任係立於「被害人」立場之損害填補法制之意旨。 職是，本論文於第二章主張：消保法第七條第三項將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區分為「消費者」與「第三人」，不僅沒有「必要性」，亦欠缺「正當性」。 就有無區別之「必要性」部分，消保法第五十一條雖僅明文規定「消費者」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惟本文以為

，由消保法第五十一條之規範意旨觀之，無論是「消費者」或「第三人」，均應有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故以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之有無，作為「消費者」與「第三人」區別之實益，沒有「必要性」。 就有無區別之「正當性」部分，因商品責任係以危險責任為其歸責原理，所重視者係應負擔賠償責任之「責任主體」是否係適格之「企業經營者」，至於因商品欠缺安全性而受有損害之「被害人」身分，並不重要。換言之，「第三人」之概念，即為「非消費者」；「消費者」與「第三人」概念之加總，即為「消費者」與「非消費者」概念之加總，亦即為「被害人」，故二者無區別之「正當性」。 本論文所要強調者，係因學說與實

務上對「消費者」與「第三人」概念認定上之不明確與不適當，造成實際判斷上之混淆不清，且以被害人「身分」上之差別區別其是否受商品責任法制之保護，亦欠缺正當性。因此，放棄「消費者」與「第三人」概念，不以被害人之身分為「消費者」抑或「第三人」而肯認或排除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最終僅以「適用要件」中各該要件作為判斷責任與否之依據，較為正當而且合理。 因此，若如本論文所主張，在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上不作任何限制，其結果亦未必會得出所有被害人「均得」依消保法商品責任請求賠償的結論。此點就如同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亦未就「被害人」之資格上為任何限制，但在其適用要件之檢討上，無論是「損

害」、「不法性」、「因果關係」或「過失」等要件，均能發揮過濾、篩選最終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被害人的功能。 故消保法第七條第三項將「第三人」與「消費者」並列為受保護之被害人之立法，雖造成實際解釋適用上之困難。惟依本論文見解，「第三人」之規定實有「畫龍點睛」之效用，蓋商品責任置於以保護消費者為規範目的之消保法中，本即有其不妥之處，然而因立法將「第三人」與「消費者」同時並列為請求權主體，且未對「第三人」概念為任何明文定義，在透過如本文將「第三人」概念解釋為所有「非消費者而受有損害之被害人」下，將可得出「所有被害人」，無論其為「消費者」抑或「第三人」，均為「消保法商品責任」之請求權

主體的結論。 因此，我國消保法第七條第三項雖然在法條體例上似乎「突兀」地將「第三人」同時列為請求權主體，但卻也留給解釋法條者一個空間，得以藉此調整修正將商品責任置於消保法中，所產生之制度「錯置」上的困難，某程度也算是「立意良善」。 正因本論文主張消保法商品責任於「請求權主體」上不應設限，故其與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五日修正施行之民法第一九一條之一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領域，完全相同。從而發生因我國商品責任規範「雙軌制」下，消保法與民法商品責任於競合上解釋之重大困難。 在「解釋論」上，本文認為消保法與民法商品責任規範上最大的差異，在於「推定過失

之有無」、「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以及「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三點，解釋上應力求消彌不必要之區別與差異。 在「立法論」上，「單軌制」的商品責任法是最終目標。此時，無論係以「特別法」之模式將商品責任單獨立法，或將之直接規範於「民法」之中，甚至將其置之於「消費者保護法」中，均無不可。惟不論如何，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上，不應區分「被害人」之資格而為差別待遇。 最後，本文以為，面對現代損害賠償態樣之多元化，是否應將某些事件類型，尤其是「意外事故」損害填補法制，由傳統立於「加害人」立場為思考點的「過失侵權責任法制」，轉變為立於「被害人」立場為思考點的「無過失危險責

任法制」，且應避免受到過失責任概念之干擾與混淆，我國的商品責任法制之發展，或許是個最好的契機。

論我國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消費者與第三人區別之必要性與正當性?-

為了解決高雄捷運滑板車的問題，作者張志朋 這樣論述：

因商品欠缺安全性致人於損害之損害填補法制，本文稱之為企業經營者應負擔之「商品責任」。我國特別就「商品責任」為明文規範者，始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三日施行之消費者保護法。消保法商品責任係規定企業經營者負擔「無過失侵權責任」，其目的在於避免被害人依「契約責任」求償時，會遭遇「契約相對性」原則之抗辯；以及依「過失侵權責任」求償時，會遭遇舉證企業經營者主觀上「過失」之困難。然而，將商品責任規範於以保護特定身份對象（即消費者）為目的之消保法中，可能引發得依消保法商品責任請求賠償之「請求權主體」，限於「消費者」而不及於「非消費者」之疑慮。就此，我國消保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

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依此規定，「消費者」與「第三人」均為消保法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惟二者之概念內涵，在我國學說與實務運作上，不僅不清楚，尚且發生混淆與互為矛盾之情形。本論文第一章將說明因「消費者」與「第三人」概念混淆不清所致之問題。首先，就「消費者」概念而言，學說與實務多數係以經濟學的觀點，定義「消費行為」。惟因「消費」概念過度抽象，「正面定義」並不容易，輔以「反面定義」亦不足以「充分」涵貍狾釩D消費行為。因此，我國學說與實務操作下之「消費者」概念，事實上並不明確。其次，就「第三人」概念而言，本文由商品責任之「歸責

原理」出發，輔以「外國立法例」之啟示，不贊成若干學說與實務判決所採「限於企業經營者可預見之被害人」或「限於與消費者有關之被害人」之見解。賒Y非如此，不足以貫徹商品責任係立於「被害人」立場之損害填補法制之意旨。職是，本論文於第二章主張：消保法第七條第三項將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區分為「消費者」與「第三人」，不僅沒有「必要性」，亦欠缺「正當性」。就有無區別之「必要性」部分，消保法第五十一條雖僅明文規定「消費者」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惟本文以為，由消保法第五十一條之規範意旨觀之，無論是「消費者」或「第三人」，均應有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故以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之有無，作為「消費者」與「第三人」區別之實益，沒

有「必要性」。就有無區別之「正當性」部分，因商品責任係以危險責任為其歸責原理，所重視者係應負擔賠償責任之「責任主體」是否係適格之「企業經營者」，至於因商品欠缺安全性而受有損害之「被害人」身分，並不重要。換言之，「第三人」之概念，即為「非消費者」；「消費者」與「第三人」概念之加總，即為「消費者」與「非消費者」概念之加總，亦即為「被害人」，故二者無區別之「正當性」。本論文所要強調者，係因學說與實務上對「消費者」與「第三人」概念認定上之不明確與不適當，造成實際判斷上之混淆不清，且以被害人「身分」上之差別區別其是否受商品責任法制之保護，亦欠缺正當性。因此，放棄「消費者」與「第三人」概念，不以被害人之身

分為「消費者」抑或「第三人」而肯認或排除其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最終僅以「適用要件」中各該要件作為判斷責任與否之依據，較為正當而且合理。因此，若如本論文所主張，在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上不作任何限制，其結果亦未必會得出所有被害人「均得」依消保法商品責任請求賠償的結論。此點就如同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亦未就「被害人」之資格上為任何限制，但在其適用要件之檢討上，無論是「損害」、「不法性」、「因果關係」或「過失」等要件，均能發揮過濾、篩選最終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被害人的弁遄C故消保法第七條第三項將「第三人」與「消費者」並列為受保護之被害人之立法，雖造成實際解釋適用上之困難。惟依本論文見解，「第三人

」之規定實有「畫龍點睛」之效用，趕茷~責任置於以保護消費者為規範目的之消保法中，本即有其不妥之處，然而因立法將「第三人」與「消費者」同時並列為請求權主體，且未對「第三人」概念為任何明文定義，在透過如本文將「第三人」概念解釋為所有「非消費者而受有損害之被害人」下，將可得出「所有被害人」，無論其為「消費者」抑或「第三人」，均為「消保法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的結論。因此，我國消保法第七條第三項雖然在法條體例上似乎「突兀」地將「第三人」同時列為請求權主體，但卻也留給解釋法條者一個空間，得以藉此調整修正將商品責任置於消保法中，所產生之制度「錯置」上的困難，某程度也算是「立意良善」。正因本論文主張消保法商

品責任於「請求權主體」上不應設限，故其與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五日修正施行之民法第一九一條之一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領域，完全相同。從而發生因我國商品責任規範「雙軌制」下，消保法與民法商品責任於競合上解釋之重大困難。在「解釋論」上，本文認為消保法與民法商品責任規範上最大的差異，在於「推定過失之有無」、「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以及「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三點，解釋上應力求消彌不必要之區別與差異。在「立法論」上，「單軌制」的商品責任法是最終目標。此時，無論係以「特別法」之模式將商品責任單獨立法，或將之直接規範於「民法」之中，甚至將其置之於「消費者保護法」中，均無不可。惟不論如何，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上，不

應區分「被害人」之資格而為差別待遇。最後，本文以為，面對現代損害賠償態樣之多元化，是否應將某些事件類型，尤其是「意外事故」損害填補法制，由傳統立於「加害人」立場為思考點的「過失侵權責任法制」，轉變為立於「被害人」立場為思考點的「無過失危險責任法制」，且應避免受到過失責任概念之干擾與混淆，我國的商品責任法制之發展，或閉O個最好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