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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事軟實力之建構與運用---以海巡署為例的分析

為了解決109高中新生報到日期的問題，作者曾明斌 這樣論述：

總統蔡英文女士於2019年3月21日至26日率領內閣成員至南太平洋邦交國進行國是訪問，並將此行取名為「海洋民主之旅」，以海洋與民主為主軸，拜訪大洋洲的友邦帛琉、諾魯及馬紹爾等國，以實際行動穩固邦交，並與前揭國家簽訂《海巡合作協定》（Coast Guard Agreement）。海巡署近年展現的海上執法與救難成果似乎正幫國家開啟另一扇大門，吸引其他國家的交流與合作，海巡外交（Coast Guard Diplomacy）也成為臺灣新的對外交流模式。海巡署對外所展現的吸引力，似乎與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在80年代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相契合，強調國家除

了能運用軍事與經濟等硬實力外，仍有其他能力足以影響其他國家決策，不論是議程的設定或國際建制的建立，藉由彼此均認同的價值與系統，達到權力運用的效果與影響力。在奈伊的研究中，認為軟實力主要源於文化、政治價值與外交政策，惟本研究認為除了前揭三種來源以外，隨著非傳統安全與全球治理的議題逐漸被國際社會重視，國家在海洋事務各種層面的卓越表現，將成為新的軟實力來源，本研究將其稱之為「海事軟實力」。本研究將以奈伊所建立的「軟實力」理論為基礎，輔以海洋意識與行動等要素，結合權力分析的概念，進行理論推導與修正，建立「海事軟實力」概念架構，並分析「海事軟實力」可能的權力資源與行動，建立相關的評估指標與方法，並以海巡

署為例進行實際操作。

道德統治與因果教化：臺灣官方與民間儒教的互動（1930s-1960s）

為了解決109高中新生報到日期的問題，作者李威寰 這樣論述：

本文將臺灣有關儒教的論述立場分成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官方」認可的儒教，由掌握國家統治權力與文教政策的官員、學者為代表；第二種類型，是流行於「民間」的儒教，由沒有統治權力的基層士紳、文人，與一般民眾共同信守、發展而成。從內涵層面觀察，這兩種儒教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儒教的「宗教」性質的態度；官方的立場傾向排斥，民間立場則盡力擁護。本文認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其中一種重要面相，就是官方與民間儒教兩種群體各自發展，卻也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這種發展的歷史結構，可以上溯到清領時期官方的科舉、廟學制度，與民間的文昌、鸞教信仰的互動；並持續形塑於日治時期，日人的「同化」政策，與鸞堂發展勃興、孔廟民間化的關

係中。戰後，日人離開臺灣，取而代之的民國政府，為臺灣的民間儒者帶來了以國族主義為基底的現代轉型壓力；本文以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公民、歷史等課程，與孔孟學會發表的論述，代表此時期官方儒教的立場；又以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的北臺民間儒者──黃贊鈞、施教堂等人的出版事業，代表此時期民間儒教的活動與論述。本文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臺灣的民間儒者如何在一九三○到六○年代，與跨越政權變化的不同官方儒教互相折衝或整合。本文最重要的論點是：無論是日人或民國政府，都利用其體制性權力，透過學校教育促使民眾認可官方的儒教觀，並排斥民間的儒教觀；另一方面，臺灣的民間儒者雖然面臨官方壓力，卻始終不放棄自身的「宗教

」信念。為了這個堅持，民間儒者或者擴大社會網絡連結，或者對官方的意識型態虛與委蛇，但也都持續保持一個合作協力的態度，以減輕官方的壓迫。最後，從文教政策對整體儒教活動的影響來看，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可以被視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另一個轉型階段的開始。本文的論點與發現，辨明儒教活動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即使脫離了科舉制度，邁進現代化社會，以「儒」為標籤的道德論述仍持續與政治意識型態、倫理觀、宗教信仰等環節緊密連動。其次，無論從儒教文化圈的視角，或是從儒教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本文都能貢獻一個具體實例，來說明「儒」的多元性：一方面，「儒教」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中，確實可能發展出互有異同的

制度與生活；另一方面，「儒教」在不同身分、不同社會地位的儒者身上中，其內涵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我們談論「儒」的時候，不能忽略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