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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路權限制的法制分析-一個社會發展的觀點

為了解決京站機車停車ptt的問題，作者吳政融 這樣論述：

機車為現今都市交通中，主要的運輸工具。更是目前交通事故傷亡中，最大占比之車種。而研究認為，機車之行駛態樣有別於汽車，更易與其他車輛產生衝突。因此政府提出限制機車路權，並以分流作為提升安全的手段。禁行機車為直線中主要分流的措施，兩段式左轉則為路口之分流措施。希望透過限制機車行駛空間，達到車種分流的目的。然而機車路權限制，目前缺乏設置標準。因此各地方政府在保守的選擇下，多半未妥善評估機車路權限制之手段是否合宜，即為設置。而桃園市塗銷禁行機車之試辦，發現可以降低4成的事故。因此機車路權限制之適當性，更受質疑。而機車路權限制的形成，與機車行駛特性有關外。本文透過歷史發展的角度切入，發現機車的盛行，與

我國經濟、產業發展有密切關係。但追求經濟發展之初，並未給予交通妥善的規劃。且在交通的發展上，選擇了以汽車為主的方向，成為現今交通之樣貌。本文透過分析機車路權限制手段發現，就統計上而言，並無明確減少事故的效果。且在比例原則的檢視上，禁行機車無明確的設置規範，也無研究證明能減少事故發生。再加上有侵害更小的手段存在，因此在違憲審查上，無法通過檢驗。故減少機車行駛空間，可能非減少機車事故的手段。而兩段式左轉，本文分析後認為，仍可作為路口之分流措施，但其設置仍有改進空間。而本文嘗試透過不同面向的分析，提出些許建議，期待能夠建立更安全的交通環境。

自行車的休閒化：休閒實作型式的象徵鬥爭

為了解決京站機車停車ptt的問題，作者李佩璇 這樣論述：

本研究試圖以Pierre Bourdieu為主並輔以Norbert Elias、Eric Dunning與John Hargreaves等人的理論分析工具，透過歷史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來重新回答2007年單車熱何以興起、又帶來什麼樣結構性影響等問題。而2007年單車熱應被理解為自行車休閒化歷程中獨特的階段性成果，此時單車活動的「休閒」（而非通勤或運動）意涵得到了宰治性的地位，單車休閒更被型塑為一項受到眾人欲求的選擇。因而面對本研究的核心關懷，我們首先探問「自行車如何被休閒化」。通過歷時性的耙梳與分析，可以發現1950至1970年代臺灣出現了自轉車平民化的過程，與此同時，國家亦自196

0年代開始主導自由車運動的發展，作為廉價交通工具的自行車與作為體育競技的自行車之分離，則使得單車休閒運動空間自此萌生。而後於1980、1990年代的越野單車、踏板上的勇者與登山車等風潮中，則可見單車休閒運動空間中出現了朝向休閒化發展的趨勢。國家、自行車製造商與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等扮演著關鍵施為者的角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有意（或意外）地打造出單車休閒發展的供給條件，並切合了來自不同社會階級的社會需求。接著，在確認1990年代臺灣社會已有基本單車休閒人口存在之後，我們則須回答「單車休閒的象徵位階如何被翻轉」的問題，亦即探問單車休閒何以成為臺灣中產階級成員最為推崇的休閒選擇之一。其中關鍵在於全國自

行車道路網的建設，以及在《練習曲》此一機遇性事件之後所帶來的大批文化中介者對於單車休閒所進行的象徵構作。而在這些文化中介者的描繪中，中產階級車友所經營出來的單車休閒生活風格，則被型塑為其他車友應當仿效的模範，由此才使得單車休閒的象徵位階得以翻轉。在此之後，我們則進一步關注「單車休閒實作型式如何深化階級區隔」的問題。並且發現一來單車休閒運動空間的邊界已由「通勤」與「休閒╱運動」的區隔轉變為「通勤」與「單車鑑賞」的劃分判准；二來新加入單車休閒行列的大批中產階級車友不僅拉抬了參與單車休閒的經濟門檻，也同時提高了投入單車休閒所需具備的美學鑑賞能力，由此則使得單車休閒運動空間出現了結構性位移的可能。最後

，除了以自行車「休閒化」的案例來與形態社會學「運動化」概念進行對話之外，在指出臺灣中產階級於自行車休閒化歷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後，我們亦試圖將此研究案例放置在消費社會的討論脈絡下，並且歸結出臺灣中產階級兩項特殊的階級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