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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經濟交互影響下暹羅臺商的貿易與活動（1895-1946）

為了解決大船入港建商的問題，作者謝濬澤 這樣論述：

本文以暹羅為場域，探討在亞洲政治局勢轉變與經濟環境波動影響下，日治時期臺商在海外的貿易變化與政商活動。1895年以前，暹羅臺商依附華商網絡甚深，進出口商品都需要透過華南地區轉口。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後，暹羅臺商開始與華商在商業活動上產生分歧。本文依臺暹貿易發展的變化，分析日治初期臺暹貿易依附華商網絡的原因與樣貌。探討在大正南進熱潮下，受到日暹關係深化與臺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影響，暹羅臺商逐漸脫離華商網絡，建立以臺暹貿易為核心的臺商群體。而1926年以後的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中日暹三邊地緣政治變動，導致臺暹貿易日益衰退，扮演轉包商角色的臺商崛起。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戰略中，暹羅臺商協助日本財閥與軍方

拓展與深化對華人社會的影響力。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臺商在臺人集體受囚的事件中，領導旅暹臺人團結合作，爭取國府支持與協助獲釋。過程臺商體認到同鄉組織作為因應地緣政治變動窗口的必要性，因此在1946年成立「臺灣同鄉會」，為臺商在當地的發展，建立起臺灣人的共同意識。

清代臺灣與寧波的貿易（1684-1895）

為了解決大船入港建商的問題，作者許雅玲 這樣論述：

臺灣在納入清朝版圖之後，其對外貿易對象從國際轉以中國大陸為主，同時也被納入中國的市場體系之中，形成向中國輸出農工原料，輸入手工製品、日用物資的分工關係。在清代臺灣對中國各區的貿易中，除了具原鄉關係的福建之外，關係最為密切的則為華中、江南地區，其中當時作為江南最大港的寧波，則是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市場。寧波對於清代臺灣的對外貿易來說，具有兩種意義：首先是已開發地區與未開發地區的互補、分工關係。清領時期的臺灣，由於人力大量投入土地開發與比較利益法則，手工業並不發達，日用物資主要仰賴中國大陸輸入，寧波與周邊江南盛產棉絲織品與其他手工製品的區域，便為供給臺灣日用物資的一個重要來源。其次則是與東北亞、華

北、長江流域間的貨物集散、航運轉運。寧波在明清時期，至少在1842年以前，為江南最大的港口，同時也是官方對日貿易的出入港口，是中國沿岸與對日貿易的航運樞紐；1842年開放五口通商，上海崛起以後，其作為江南最大外貿港口的地位雖然被上海取代，但其在中國沿岸、長江航線中，仍為重要的轉運港口。清代臺灣與寧波的貿易，在時間的分期上，主要以1860年臺灣為界。在1684年至開港以前，臺灣漸次由南部往北部開發，並形成以臺南（府城）、鹿港、艋舺等港口為中心的市場圈，基於風土差異以及沿岸航行不便，這些港口逐一與寧波發展出獨立且程度不同的貿易與分工關係。到1860年後，臺灣開港通商，貿易市場從原本以中國為主，轉變

為全球各地。對外市場的開放，並沒有造成這個航線貿易的衰退，反而因為市場擴大、新航運技術引進等因素，而使兩地貿易關係更加密切，同時，由於臺灣在開港後開發日漸成熟，手工業開始萌芽，兩地的分工關係在這個階段，也開始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