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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地方自治的轉型：法律史視角的考察

為了解決宜蘭縣警察局長的問題，作者黃守達 這樣論述：

1950年，無視《中華民國憲法》中制定省縣自治通則、召開省民代表大會、制定省自治法的要求，台灣省政府頒訂了《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表面上，縣市層級與鄉鎮市層級的地方自治體，終於可以全面選舉自己的首長與民意代表；實際上，國民黨政權卻可以透過控制中央政府與省政府，進而控制台灣省的地方自治體。直到1994年，《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制定，台灣地方自治才完成從「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這樣的轉型是怎麼發生的呢？轉型又是如何可能？本研究即嘗試著從法律史的視角，考察1950年至1994年間的地方自治法制。由於此時期的地方自治受到黨國體制的支配，本研究稱之為黨國支配期。本研究認

為，所謂轉型，其實也就是黨國支配期的崩解。要理解黨國支配期的崩解，也必須理解黨國支配期的形成與發展。本研究發現，地方自治法制具有高度政治性，這不只是黨國支配期所獨具，也存在於1945年至1949年的戰後初期，更存在於訓政時期的中國大陸以及日治時期的台灣。這樣的高度政治性，表現在中央政府是如何「運用」地方自治法制來干預地方自治體的活動。為了確保地方自治法制能夠為中央政府所運用，日治台灣、訓政中國、戰後初期的地方自治法都是由上而下所建立。因為是由上而下，所以比起中間團體與地方社會的自治慣例，作為法規範的地方自治法制要來得較為有用，命令位階法規範又比法律位階法規範更為有用。這也是為什麼，黨國支配期的

地方自治法制，會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種種要求了。由於地方自治法制具有高度政治性，所以完成從「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也就需要高度的改革動能。這股改革動能，便來自於1990年代初期的政治鬥爭。所謂政治鬥爭，既是反對勢力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也是地方自治體與省政府及中央政府的鬥爭。這樣的政治鬥爭可以視為兩種因素的結合。其一，1970年代以來的自力救濟熱潮與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狂飆，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當中，作為抗爭發起人或參與者的地方住民，逐漸獲得各界的注意與重視，其政治地位也逐漸提高，這就為鬥爭提供了動能。其二，1980年代後期，反對勢力為了抵抗國民黨政權，不僅奪取了地方自治體的政

權，甚至回過頭來「運用」地方自治法制來抵禦中央政府的干預，像是1989年的「地方包圍中央」便是為鬥爭提供策略的顯例。鬥爭動能與鬥爭策略結合而成的政治鬥爭，便構成了地方自治轉型的因素。然而，儘管政治改革促成了地方自治轉型，但也只是「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而已。轉型前的問題：民主正當性的赤字、直轄省轄二元體制的失衡、規範變遷與社會變遷的落差，不僅未隨著轉型而獲得解決，反而愈來愈嚴重。由此可見，地方自治的轉型有其侷限。如何回應這樣的侷限，即為當代地方自治的重要課題。

金門宗祠祭禮研究──以陳、蔡、許三姓家族為例

為了解決宜蘭縣警察局長的問題，作者楊天厚 這樣論述：

金門素有「海濱鄒魯」雅稱，但以其孤懸東南海隅的框限性，以及長期軍事箝制的封閉性，並以擁有豐厚閩南文化而廣受學界青睞。其中尤以量多質精的祠堂，形塑閩南建築群裡最閃耀的星輝；祠堂中一年兩度的春秋祀祖儀典，洋溢濃郁閩南古風之餘，更成為傳統祭禮儀節的奇葩。紹述金門宗族的祭典，由於各姓氏間執禮者習慣的不同，常於「標準化」範疇內略現部分的差異，但共同遵循的傳統「三獻禮」儀式，暨琳琅滿目的「滿漢全席」供品呈現方式，卻是金門島民恪遵宋儒朱熹（1130-1200）《家禮》，以及清代的《家禮會通》和民國時期《家禮大成》一脈禮規所萃聚而成的禮樂文化。抉擇陳、蔡、許三姓家族作為研究取樣的對象，係因陳、蔡、許三姓氏在

明、清兩代科舉業各有不凡成就，其祀祖禮儀且各有不同特色，彼此間深具互補性使然。南宋大儒朱熹出任同安縣主簿，簿同期間曾數度過化金門，金門教化得以大行，禮教得以昌盛，金門之祭禮實踐能於「禮失而求諸野」的今日，彰顯其不凡的特質與意義，朱熹的倡導教育與《家禮》的普及全面化，對金門文風的興盛都有著一定程度的貢獻。《禮記‧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吉禮為五禮之首，祭祖儀典且是吉禮的核心價值。金門早期相關文獻不多，許多深具閩南遺風的儀式，莫不藉由代代相傳的禮生，以口耳相傳，或是簡陋的手抄本以輔助記憶。本文撰寫即在透過系統化的整理，重新審視《家禮》在金門大眾所傳達和實踐的面向，並將這些深具閩南古風的禮

文作完整的留存與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