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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為了解決德國機票長榮的問題，作者吾爾開希 這樣論述：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二十四年來，吾爾開希首度出書，　　表明他為何多次向中國投案自首的心路歷程。 　　吾爾開希，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之後離開中國，成為一名流亡者已經二十多年。當年，他基於愛國而走上街頭、在天安門廣場上站到最後一刻，從此再也無法回到那片土地。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他，曾三度赴中國海關自首投案未果。在本書中，吾爾開希將親自揭示：他從六四以來的心路歷程、他於情於理選擇自首的原因、他為何自認也是台灣人、他對中國、台灣的兩岸願景是什麼？以及為何請大家重視西藏僧人自焚與維吾爾族的問題？ 　　在台灣，吾爾開希不斷提倡學運、公民參與和基於自由主義的理性精神，對大陸彰顯出台灣的民主

與自由價值，討論總統大選、轉型正義、學運與民運，而他也不斷以身投案，也多次挑戰了港澳的邊境管控，以及兩岸面對人權議題的曖昧態度。 　　對於中國，他保持異議人士的身分，他多次回顧在六四的經驗，希望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這樣使命感至今仍在他的身上。因為中國政府對學運的軍事鎮壓，他多次明言「我無法原諒」。回顧學運之外，書中也涉及他對當代中國的種種批判，包括了他撰寫長文分析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分析茉莉花革命，也評論劉曉波得獎後的各方反應。這些文章在在顯示出吾爾開希力圖透過言論和行動改變中國的決定，而也是他選擇自首的原因之一。 　　很多流亡者都存在認同問題，吾爾開希擁有中華民國身分，是理所當然的「台灣

人」，那麼他還有作為流亡者的焦慮嗎？台灣人？中國人？這些標籤在他的身上如何兼顧？對他而言，似乎還有一個新疆維吾爾族人的族群認同。吾爾開希自稱是個自由人，並且可以為了自由而自首。 　　自由，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避世偏安就可以保持，自首，可以是一種自由選擇和自由意志的結果，馬丁路德金曾說過：「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是對每個地方公正的威脅。」吾爾開希說：「不要因為我們對荒謬習以為常，就以為這荒謬天經地義！」 　　這是一本流亡者的自由書，一份中華民國籍民運人士的自白書，　　《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流亡筆記》，鄭重上市。 作者簡介 吾爾開希 　　中國異議人士，民主運動者，政治評論人。維吾爾族，新疆伊寧人，1

968年出生並成長於北京市，曾在新疆接受三年教育，就讀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是八九學運的領導成員，與王丹、柴玲等同為當時學生領袖之一。現持中華民國國籍，並定居於台灣台中市，曾以「國際人權同盟」代表身分，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會並提出報告，曾任中國民主基金會主席，至今仍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中。 推薦序　事事關心 余英時推薦序　與時俱進的六四思索者 蔡詩萍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希望．堅強．責任．理想．自由 第一部　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是台灣人「台灣人」的定義何謂「認同台灣」？二二八，記憶中痛苦的日子國家人權委員會不宜設立於總統府對於死刑存廢的思考深綠與淺綠從施明德失言看台灣的社會文明發展廖萬

隆失言事件之我見江霞憑什麼當華視總經理民進黨陷入嚴重的民粹誤區民進黨沉淪莫此為甚苦等不到的道歉陳水扁的輝煌馬英九的特質不近人情與有情有義王金平，馬英九，說出你們對國民黨的願景我為何要參加這場學運？我看遛鳥俠事件成龍大哥多慮啦！我的一次公民參與二○一二，總統大選前夜的台灣 第二部　兩岸的棋局或困局？ 台灣人一直不懂的兩岸關係真諦「十條論」明顯侵奪台灣政權美國在兩岸棋局中的角色要讓汪道涵認識台灣的什麼？提到人民眼前的「獨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令人懷疑的大陸政策思路統一是不是選項之一？一個中國，率先表述「廢統」的淺薄政治涵義在對立後面「識正書簡」之我見從中國遊客的行為舉止談國家社會文明知恥近乎勇我們的

自由開始溶解！郭冠英被台灣「真理部」和諧了嚴峻審視「兩岸和平協議」馬英九的兩岸兵法沒有世人關注，民運仍在堅持台灣與民運，民運與台灣 第三部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爭民主與愛國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我們來晚了，太晚了，對不起！六四之時解放軍的死傷該如何看待？人們因無法得到真相而憤怒真相與和解淺談言論自由陳一諤的言論自由劉亞洲的轉變日本極右派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西方民主」這個名詞隱藏的謬誤談「不干涉他國內政」談「普世價值」淺論「體制內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思考方向與王丹談「愛國」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評論劉曉波獲獎（之一）（之二）（之三）我所理解的「我沒有敵人」我無法原諒不會因迴

避而遺忘的人性鄉愿成就了邪惡比惡魔仁慈一些的壞人給張藝謀建議《英雄》續集腳本《唐山大地震》觀後先國家發展，後公民權力？我對博客上「憤青」的一些看法我為何選擇投案？香港應給與民運人士入境許可我為何第三次向中國政府自首？ 第四部　我是維吾爾人，更是個自由的人。 我是維吾爾族關於「七五」烏魯木齊流血事件的聲明烏魯木齊的血該讓我們面對的事實一切從理解開始在「七五週年」思考民族仇恨溫和理性遭到重判談熱比婭來台簽證遭拒淺談兩岸的民族政策焚燒「可蘭經」事件的思考馬來西亞的民族政治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漢人的情緒西藏僧尼自焚的思考 推薦序一 事事關心　余英時∕作 　　最近我有機會和吾爾開希長談，又拜讀了他

的論文集－《為自由而自首》，十分欽佩他二十多年來的進步和成就。開希要我為他的文集寫一篇序文，紀念「六四」民主運動的二十四週年，我覺得義不容辭。 　　開希流亡差不多己四分之一世紀了。在這一漫長的時期中，他不但一直在繼續著民運的大業，而且也通過閱讀、觀察、生活體驗等等管道成長為一個極其桌越的政治評論家了。從談話和文集中，我深切認識到：他的知識面廣闊、批判力鋒銳、判斷力精準，無論是推動民主還是評論時事，都是如此。 　　但是追究到底，這些特色是和他的基本人格取向分不開的。我覺得他的基本人格中一個最重要的向度便是「關心」。明末東林學派的領袖們留下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名言。文革時迫害致死的鄧拓

寫過一首廣為傳誦的詩，其中兩句說：「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 　　可知「關心」早已進入中國知識人的傳統了。開希「從小喜讀古書」（〈「識正書簡」之我見〉），我相信他的「關心」必輾轉從這一傳說中得來。 　　由於「事事關心」，他在中國便關心中國，在台灣便關心台灣；他既出於維吾爾族，當然更不能不關心新疆。推而廣之，他對西藏人的遭遇也同樣抱著無限的關懷。他說，他是維吾爾人，也是台灣人，只有中國自由了，他才自由。這些話都發乎內心，我是深信不疑的。 　　「事事關心」便不能有限制。所以他對狹隘民族主義深惡痛絕。因為民族主義一旦走上狹隘之路，人們「關心」的範圍便越縮越小，二戰前義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

粹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便提供了典型的例證。如何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的復燃在今天的中國尤其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正如開希在〈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和〈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兩文中所說的，中共為了維護其一黨專政的統治，「採取了和當年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一樣的模式，宣傳虛擬的外國威脅來凝聚國民對國家的支持，並蓄意模糊和混淆國家、政府及執政黨之間的分界。」其結果則是「今天在中國一些網站上充斥著和當年，戰爭爆發之前與東京、柏林、羅馬相同的言論。」 　　同樣的，由於他的「關心」是沒有限制的，自一九九六年定居台灣以後，他始終能超越於一切黨派觀點之上。他因為喜歡台灣而自覺地成為一個台灣人。他在〈我也是台灣人〉告訴

我們：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 　　但我們一讀集中「關心」台灣的政論，便會立即發現，他的批判完全以理性為依歸，不問國民黨或民進黨，不管在朝黨或在野黨，不分藍或綠，甚至也不考慮和他個人關係的親或疏。很顯然的，在寫這些文字時他「關心」的是整個台灣。 　　不必諱言，「關心」中國大陸一定是他時時刻刻不能去懷的隱痛。二十四年了，他日夜思念著雙親而中共則下定決心不讓他有任何可以和父母相見的機會。他的父親一向害怕共產黨，但開希告訴我們：有一次父親竟然，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

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我讀了這句話非常感動。「免於恐懼」是羅斯福總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提倡的「四大自由」之一（”freedom from fear”），現在連最怕共產黨的人也「無懼」地說出這句話來，「中國自由」的日子應該不遠了。二十多年來，開希為爭取「中國自由」作了無數的努力，最近竟三次「為自由而自首」。諷刺的是，二○○九年中共駐澳門的聯絡處、二○一○年東京駐日大使館和二○一二年華府駐美大使館都不敢接受他的報案。這次是輪到中共「恐懼」了。「中國自由」離我們更近了。是為序。 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寫於普林斯頓 推薦序二 與時俱進的六四思索者　蔡詩萍∕作 　　無論從哪

個角度看，吾爾開希寫書，必成焦點。 　　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要角之一，是學運領袖，是六四事件後流亡海外的最知名人士之一，他談中國，談中國的未來，比他見解深廣的人一定不少，但比他感受深刻的人卻決不多見。 　　只因為，他始終是個積極的參與者，是個日常生活的實踐者。 　　但，他始終沒出書。 　　沉默這麼多年，吾爾開希選擇在台灣，在六四事件相隔了二十四年之後的台灣，出版他的第一本書，這份沉默的堅持，反而更讓人好奇：他在等什麼？ 　　六四事件對所有關心中國未來的人，都是一大震撼，對身涉其中的學運領袖，尤其是一輩子的震懾。他們或被關，或及時逃出流亡異域，但不管何種際遇，他們畢竟還活著，看似比死去

的罹難者幸運些，卻無疑要揹負著更為艱苦的責任：怎樣持續的堅持信念，保證自己不辜負生者的期盼、死者的託付？又怎樣在事件高潮退卻後，面對人生舞台上的孤寂，以及漫漫長路上，必須生活、必須時時柴米油鹽醬醋茶、必須三不五時迎來一雙雙好奇的眼光：喔，你就是那個六四學運領袖喔，那你，現在在幹嘛呢？ 　　而或許，最最艱困的挑戰是，當年決意對付他們的頑固老頭鄧小平固然與世長辭，去見馬克斯了，但他堅持的改革開放路線並未停下腳步，歷經了江澤民、胡錦濤，如今到了「太子黨」的習近平當家，二十幾年來，三代領導人交棒，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掌握政權，完全沒出現六四民運人士曾期待的民主變革，當然更沒垮台。相對的，中國卻已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最被渴望的內需市場，中國的巨變圖像，不僅是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伊始，「摸著石頭過河」時所難以想像，即便六四事件的參與者，若今昔相較，恐怕亦不免要驚嘆：中國何以變化(進步)如此之劇？不但中國沒有崩解，或陷入六四後有一段時期在國際間所瀰漫的一股「中國前途堪憂論」氣氛，反倒是更昂揚、更雄心勃勃的繼續走「中國夢」呢！對六四參與者而言，「中國怎麼辦？」固然仍是關切重心，然而，「自己怎麼辦？」卻尤其是個大問題了，畢竟，每個活著的六四參與者，都得繼續在日常生活裡面對現實，自己的，中國的。 　　六四事件之後，我親身接觸的民運、學運參與者還算不少，其中不乏代表性人物，有些沉潛向

學，成為學者；有些繼續扮演專業批判者，提供世界觀於中國的祕聞與內幕；有些消失了，消失在日常生活的關注裡，消失於對中國巨大成長的陰影下。吾爾開希的個案，是有點特別。 　　隨著時光的流逝，伴著中國的壯大，以及我自己不時前往中國的個人閱歷與長期閱讀心得，我尤其會注意這些六四流亡者，他們自身的成長與性情的變化，當然，他們對中國的觀察角度，更會成為我比對現實、比對我自己觀點的一些座標。我必須說，有些六四流亡者確實陷溺於昔日的光環，觀察變得喃喃自語；有些基於西方世界的需求，觀察變得自圓其說；當然也有些，繼續理直氣壯，卻不免脫離了中國當下的現實。 　　當中國度過六四事件的陰影，一路向上成長時，昔日年輕的六四

鬥士，如何讓自己維持高昂的信念，繼續在漫漫人生路上，保有「與時俱進的成長鬥志」？我始終好奇著。 　　六四之後，吾爾開希走的路，不管是自己的抉擇，或是命運的安排，都可說是一條頗堪玩味的小徑。他逃亡赴美，完成學業，巧遇台灣女子，變成台灣女婿，定居台灣，成為新台灣人；當時，還是一個年少輕狂的大孩子，如今已進階成為兩個孩子的中年爸爸，連體型都很中年了。唯一不變的，是他持續對家國的關切，持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興趣，只是，「家國」裡有了台灣，「公共事務」裡有了台灣政治。吾爾開希的身分，更多樣了，他的人生圖像也更豐富了。我每每與他相遇，都能充分感覺，他對自己、對周遭事物的熱誠，始終沒變。當然，中國巨變的歷史現

實，他從未逃避亦從未放棄過關切的責任。 　　做為民運一分子，吾爾開希對中國政治的關注，理所當然。他顯然知道，今日之中國，已非當年他站在天安門前呼喊自由的那個中國，中國富有了、強大了、自信了，但共產黨對自己統治的信心與不安全感，卻與日並進，這實在是極其矛盾的困局。吾爾開希流亡海外的經歷，使他有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中國與共產黨的歷史處境。吾爾開希也因為具有維吾爾族的身份，他又比一般漢人民運者，多了幾分少數族裔的敏感智慧，對思索中國的出路，多添一道「他者」的警醒。尤有甚者，他也是台灣人了，站在台灣這一端，華人民主最前進的基地，他既以「新來者」(既來之)的視角，對台灣民主進程做參與式的觀察批判，亦可以

「安之者」(則安之)的角色，對中國富裕之後，如何民主化的可能性，以台灣經驗做最好的推估與建言。 　　我理所當然地以為，此時此刻已然中年的吾爾開希，當是他人生最好階段的進行式。他有多重身分，他有多樣視野，他有用不完的熱忱，他有對家國最深沉的愛。雖然他說「希望」二字，對一位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的字眼！但他自己，不就是一路抱持著希望，才能化險為夷，安然於日常生活的險關與單調重覆，成為許多中國人渴望民主、自由的希望之化身嗎？ 　　我希望他快樂的活著，繼續認真思索中國與台灣的未來，「流亡者」最好的命運，是遇見愛，遇見真誠，遇見夢想。也許，這是他此刻才出書的理由吧。 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希望．堅強．

責任．理想．自由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兩點，日本廣島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在經過上午的開幕式後進入正式會程。大會司儀宣佈會議開始後介紹第一位上台的演講者：「天安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我在全場起立鼓掌歡迎聲中走上講台，開始我的發言：「很榮幸受邀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表達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雖然，我更希望站在這裡的不是我，而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我的好友，我的導師」。 　　我演講的題目是「希望帶來變革」，劉曉波是個富有理想的人，同時又是一個願意抱持希望的人。他在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起訴，宣判當日，在法庭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甚至對中國的監獄以及

司法程式的一步步規範化也表達了讚賞。這是一個對中國的專制抨擊多年，為此第三次身陷囹圄的人，是一個從二十多年前就立志為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而全力以赴、萬死不辭的人，他當然絕對不是一個鄉愿到認為中國的今天有所進步就該受到讚美、收到接納、收到擁護的人；他在最後的陳述中表達對中國在共產黨統治的一點點進步的肯定是在表達希望，是在表達只要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無論你的政治立場為何，都可能因為這點希望而帶來變化，而這些變化最終會給中國帶來我們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以及現代文明。 　　然而，「希望」這個名詞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 　　這一天的十七個月之前，二○○九年六月三日，我從台北搭上長榮班機前往澳門。

澳門是我持台灣護照，無需簽證，可以合法進入中國國境的唯一地方。雖然那裡仍然是特別行政區，但這已是我能夠在這一天到達的中國最近的地方。更何況，那裡有中國政府機構，我的計劃是在第二天，「六四」屠殺二十年週年當天，走入中聯辦，向我遇見的第一個中國政府官員大聲宣佈，我是中國政府通緝犯，前來自首，請安排我回到北京受審！ 　　我已在臨行前委託在台北的朋友，在登機後替我發表聲明： 　　今天是二○○九年六月三日，我是吾爾開希，流亡的中國異議分子。 　　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血腥鎮壓了發生在北京的民主運動，也就是「六四屠殺」，鎮壓之後，我受中國政府通緝，名列二十一個學生領袖第二名，被迫逃離中國，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 　　今天，我決定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中國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尋求投案。 　　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奉行流放民運人士的政策，相當一批異議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流亡者追求回家權力的抗爭從未停止，而中國政府對我們的這扇門則始終緊閉。 　　我不能回到中國而我的父母又受到中國政府限制出境，其結果，我已二十年未得與家人相見，我和我的父母為此受到極不公平的磨難。這是一個中國政府極其殘酷而無恥的行為，即不符合人類文明基本準則，也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更不符合包括中國憲法在內的各種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公約。 　　經過多年努力斡旋而沒有結果，我今天決定以投案這樣一種方法爭取回家。 　　我的投案絕對不應

被理解為我承認自己二十年前的行為是違法和錯誤的，我在此重申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的慘劇，中國政府負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道義、政治及法律責任。我在投案之後，將利用中國法庭這樣一個表達平台，與中國政府對此進行爭論。我希望在二十年後，中國政府在「六四屠殺」這個歷史問題上能夠有新的立場，承認罪行，向全國人民道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向受難者家屬乞求寬恕。 　　我已於今日下午四點二十分，搭乘長榮BR805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的護照可以免簽證而進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我將於明日，六月四日，國殤日二十週年當天，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辦公室，尋求安排投案及引渡相關事宜。 　　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 吾爾

開希 　　流亡二十年不得回國，這是精神酷刑；二十年見不到父母家人，這不僅對我，更對我父母來說，已超過精神酷刑，他們受此折磨只是因為他們的兒子二十年前的言論和行為不見容於中國政府，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無法容忍的野蠻原始的行為。我要以投案自首強烈抗議！我要回家，哪怕這回家意味著牢獄；我要見到日漸年邁的父母，哪怕這見面將是以探監的形式；我要繼續尋求二十年前中國大學生在街頭提出的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哪怕這對話以起訴和答辯的方式進行！ 　　然而，我在澳門機場被扣留，並於第二天被強行遣返回台灣。那天晚上，我在澳門機場的移民局拘留室狹小的房間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時鐘到達十二點，六月四日，二十年了！難道我

們將來都會是在海外紀念這一天嗎？難道我們離中國最近的就是這澳門機場小小的拘留室嗎？ 　　在這一天，「希望」這個概念，離我好遠。 　　如果說流亡是精神酷刑，那麼流亡中失去返國的希望，則使得這一酷刑變得幾乎一分鐘也無法再承受！ 　　演講結束，我與幾位我極為崇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會晤，並召開記者會，繼續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容忍和傾聽不同的聲音。當晚，我回到廣島王子飯店二十層樓的房間，憑窗遠眺，夜景非常迷人。我看著廣島灣中的燈火，說不定，那移動中的某條貨輪，即將前往中國的上海港？這時突然意識到，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二十一年又四個月－－也就是說，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 　　一股已

經很久不曾感受的巨大的悲傷情緒湧上我的心頭。 　　很久不曾感受絕不是因為遺忘，流亡是不可能被遺忘的，即使在心情最為愉快的哪一天，比如兒子的出生，那流亡者的感受也從來不會真的消失，那是一種憤怒加上更多是思念的酸楚的複雜情感，每當希望的感覺低落，這感受中就會多出悲傷。但二十年的時間，我們也早已學會承擔起這些複雜的情感，懷著理想，堅定地抱持希望。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堅強」：不需時時想起，也絕不會一夕忘記。學會堅強是每個流亡者的基本功課，學會堅強，就不會常常受到悲傷情緒的衝擊。 　　在我來到廣島五個月之前，又是六月三日，也是在日本，我試圖從成田機場搭機，經北京前往曼谷。我的計劃是在飛機抵達首

都機場時，再次向中國官員聲明，我是中國的通緝犯，現在中國領土上尋求投案自首。儘管這次我的行程保密到家，機票也是在前兩天才在網路上購得，我在成田機場試圖搭機時，地勤的日本小姐一臉訝異、一臉狐疑地看著螢幕告訴我，這張看來一切沒問題的機票，被中國政府Cancel（撤銷）了。我投案自首的努力再度挫敗。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當天，我在中國大使館門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一躍翻過日本員警圍欄，試圖闖入中國大使館，再次向大使館「自首」尋求引渡回國。我記得那天站在大使館門口的心情，應該比起一年前在澳門更加憤怒、更加悲傷、更加絕望。 　　日本機動隊五、六個訓練有素的警察在幾秒鐘之內牢牢抓住了我，我再一次離

中國領土幾步之遙而不得其門而入，之後的兩天，我在東京拘留所渡過，在囚室中渡過六四當天似乎要成為我獨有的紀念方式了。而此時的中國除了在天安門廣場一定是非常肅殺，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嚴防民運分子、訪民、藏人或其它受迫害的中國人借這一天國際媒體剩餘不多的對中國人權、政治話題的關注「滋事」，其它地方沉浸在剛剛成功舉辦過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並在風雨飄搖的國際金融風暴中屹立不搖，甚至要扮演頹敗西方的拯救者的角色，當政者是躊躇滿志、志得意滿的嗎？ 　　再過了幾個月，十月八日，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深陷獄中的中國異議分子，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我的好友和導師劉曉波為二○一○年諾貝爾

和平獎得獎人。 　　兩天後，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找到我，希望在劉曉波繫獄且無法聯絡其妻子劉霞的情況下，邀請我到廣島與會，發出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 　　當在廣島的兩天，日本以及國際媒體把正在日本參加亞太經合會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菅直人，再加上達賴喇嘛和我的合照並列排出，並提出中國人權與政治改革這個議題時，呼籲釋放劉曉波時，我感受到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走上街頭時所受到的全世界的支持，這種久違的感受使得「希望」這個概念又似乎再度走近了我。 　　今年，二○一三年，本書出版時，六四紀念日又屆，我們仍然在海外，同時我們學會的堅強和希望也已深植我們的心中。 　　這希望到底是什麼呢

？除了最終我能夠回到中國，進入中國的一刻親吻久違的土地，擁抱我的父母，祈求他們的原諒，回到天安門廣場向「六四」英靈報告這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努力。這希望總是要具體到能夠讓六四英靈感受到當初為之犧牲的理想實現有日吧？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僅有兩頁，它一定會記載兩件事：兩次世界大戰及之後幾十年的冷戰，也就是反法西斯和反專制，而這兩大戰役都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這就是二十世紀歷史的主軸。二十四年前在柏林牆倒塌，東歐、蘇聯共產黨國家一個個走入歷史的時刻，整個世界因為感受到期盼千年的和平與文明正在降臨而歡欣鼓舞，自由、民主戰勝專制，完成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大學生雖然在八九年走上街頭，啟

動了這場戰役最後一場勝利戰鬥的序曲，卻在這場全世界參與的嘉年華中缺席，全世界也為中國傷痛也扼腕。 　　「六四」屠殺，令成百上千個家庭破碎，母親悲傷；中國沒有走上民主與自由的路，卻走上了員警統治、權貴專制。「六四」把我這個當初二十一歲的初生之犢變成了經過流亡二十多年的中年人，今天的我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堅定的異議分子堅定的民運人士。我們學會了希望，我們學會了堅強，我們更需思索二十四年前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以血腥的方式收場，把我們造就成為異議分子這件事對我們的意義為何？ 　　我們要謹記另外一個名詞：責任。 　　我堅信，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在這個時期，專制將褪去，自由與民主即將落地生根，中國

人將面對一個在自身歷史中未曾經歷的轉型過程。而歷史進程剛剛走過的這幾十年，共產黨專制對人性進行了無情的摧毀，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因素在中國一旦誕生即受扼殺，在這些使得對民主以及對於公民意識的呼喚將會是一個嚴峻的課題；此時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都會在中國找到土壤而萌芽，而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需的自由民主價值要怎樣或者說能不能在中國順利誕生？傳統文明中的社會和諧、榮譽、忍讓等精神與現代文明中的個人權利、表現等精神如何找到相容的根基？幾十年共產黨殘暴統治所遺留的社會正義課題如何解答，民族之間的仇恨如何消解？ 　　二十多年來，仍然願意以「天安門一代」以「民運人士」自稱的夥伴們，一直都在思考

。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面對這些嚴峻的題目的方式和角度。我流亡，使我失去回到祖國的自由，卻也宿命般地把我拋向這世界最為自由的地方，我先後在法國、美國和台灣生活，如飢似渴又如魚得水地汲取自由民主的養分。我，在流亡中學會永遠胸懷希望，永遠堅強，永遠牢記責任。而要學會作到這些，必須找到源源不絕的動力，我的動力來源是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自由。 我也是台灣人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結束在美國舊金山的學業之後，搭上華航班機，來到台灣，開始了我自此十幾年的「台灣人」生涯。台灣，對於任何一個大陸人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我童年，文革時期，台灣是寶島，但也是需要去「解放」的寶島。我們那時被灌輸的概念是所有專制國

家同樣簡單的概念，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是最好的，我們的領袖是最偉大的，我們的敵人是最邪惡的，我們的敵人統治下的人民是最不幸的。」後來知道，台灣當年對人民的教育也是一樣，我確信黨年的納粹德國、今天的金氏北韓也都一樣。但當年中國的敵人可不止蔣介石，還有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還有尼克森、卡特；但台灣和美國，和蘇聯還是有不同待遇，台灣是寶島，台灣人民是同胞，台灣有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而我們不需要去愛美國和蘇聯人民，沒有被教育去嚮往洛磯山、伏爾加河。我們每次提到台灣，哪怕是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必定是充滿柔情。台灣，對於中國人一直是一個神秘、美麗、遙遠不可達的童話地方。但當然，除了文革時期赤裸裸的

欺騙宣傳，說是苦難的台灣人民在蔣匪的殘暴統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之外，那段時間關於台灣的資訊極少。我還記得，八○年代初，那是個什麼都在變，越來越開放的時代，連電視新聞也從三十分鐘制式八股，變成六十分鐘相對活潑再加上國際新聞的節目，即使如此，關於台灣的新聞也是絕無僅有。但某一天開始，中央台的新聞聯播結束時的各地天氣預報決定增加了一個城市，叫做台北。當人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聽到「台北」的播報時，應該都是屏氣凝神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十來歲時所看到的那個畫面，那是一個巨大的紅色中國式建築，矗立在半山。多年後，我知道了那是圓山飯店，再多年後，我親身踏足進入了那個富麗堂皇的大廳，甚至在那家飯店住了整整

一個月，至今，那裡的一樓大廳後端氣派非凡的三層步梯後面藏著的一家麵點餐廳，仍然是我在台北最愛去的午餐地點之一。圓山飯店的畫面作為台灣的具象映在我腦中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獲准在大陸上映，應該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吧，我還是個初中生，坐在電影院裡看著當時並不認識的秦漢所飾演的從未聽說過的鄭豐喜的勵志故事，目不轉睛盯著電影畫面帶到的台灣的面貌，台灣人的面貌，故事反而沒那麼注意。台灣，這個過去遙遠、神秘的地方變得真實，而且與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和被要求想像的樣子都不一樣。記得學運期間，接觸到很多國外來的記者，通過這些記者可以瞭解到很多國外的事情。這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十年，但資訊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

，而且被政府嚴格監控。我們宛如透過窗縫看著外面的世界，用想像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畫面重組，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每天可以接觸很多國外來的人，跟他們談到我們關心的事情，這是學運期間我們這些「學運領袖」才有的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殊榮。這些外國記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們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幾位台灣記者，他們也許不像香港記者那麼積極、那麼興奮；但似乎更安穩也更能理解我們的渴望。我還記得在那時認識了後來成為台灣電視媒體紅人的鄭弘儀。這時，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裡的人民比我們幸福得多，但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們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這台灣

人的幸福卻因為我們從小被培養出來的同胞觀念依然存在，而變得那麼直接，可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羨慕甚至嫉妒在裡面吧，算不算是嚮往呢？沒那麼簡單，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瞭解更多卻是絕對的；當然，也會不切實際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到那裡。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以民運人士身分受邀第一次踏上台灣，參訪一個月，從此與這裡結下極深的緣份。之後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灣一個月，有時長達兩三個月，並在美國與一位台灣女生交往，九四年與她結婚，九六年終於決定到這裡生活，從那時至今近十七年。

德國機票長榮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評估航空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營策略

為了解決德國機票長榮的問題，作者黃昱綾 這樣論述：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對航空運輸產生了巨大影響。全球航空產業在新冠毅情肆虐下，產生了空前的經營危機。航班的減少對世界各國的航空業產生了很大影響。除了減少班次和裁員等措施外，為了度過這波金融危機，航空公司不斷創新，開拓了新的商機。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航空公司不得不調整其經營模式，轉虧為盈。因此航空公司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改變其經營模式，成為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議題。本研究運用混合多準則決策研究方法針對航空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營策略進行探討，首先採用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Modified Fuzzy Delphi Method, MFDM)建構出五項構面與十四項準則評估指

標之重要關鍵因素，再以模糊修正式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分析法(Fuzzy Modified DEMATEL-based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Fuzzy Modified DANP)建構航空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營策略關鍵因素之相互影響關係，並探討每項構面與準則間之重要性權重。再將上述原則運用修正式折衷排序法(Modified VIKOR)，針對兩家推動航空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營策略之航空公司進行績效評估，找出執行策略的關鍵問題及協助提出較理想的改善策略。研究結果發現，從航空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營策略的構面來說，調整營運政策應優先考量，其中提升機場

服務水準，票價補貼政策調及整產品結構更是最為關鍵。而探讨航空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營策略影響之重要性來看，應將策略聯盟納入執行計畫中，且同業結盟重要性程度最高，將直接影響航空公司的整體績效表現。最後，本研究希望將研究結果與建議結合起來提供給航空公司作為未來規劃航空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營策略之參考。

一千零一夜之後：17個旅途中的人情故事

為了解決德國機票長榮的問題，作者李逸萍 這樣論述：

　　從前有一位蘇丹王，為了避免他的妻子背叛他，因此定下了一條殘酷的法規：與蘇丹王完婚後的女子，將於隔日接受處決，如此一來，沒有任何女子可背叛蘇丹王。一位名叫莎黑柔查德(Scheherazade)的女孩，藉著精湛的說故事本領，每夜為蘇丹王提供一個待續的故事，而躲過隔日處決的噩運。歷經一千零一夜，蘇丹王終於覺悟出他的蠢行。由莎黑柔查德所講述的，來自於沙漠中駱駝商隊口耳相傳的旅遊故事，終於被結集成為家喻戶曉的《天方夜譚》。　　一千零一夜之後，旅人的腳步從未停歇。一千零一夜之後，旅遊的故事，仍舊持續上演。《一千零一夜之後》一書，結集了近八年來，我在旅途中所見所聞的當地小人物生活故事。喜歡聽故事，也愛說

故事的我，希望能夠藉此發揮天方夜譚的精神，為所有愛聽故事的讀者，敘述生命旅程中曾經上演的生活片段。　　今日旅遊文學市場上，充滿著各式各樣有關旅遊寫作的書籍，它們多半是為旅客提供旅遊資訊的情報書籍，探索自我心聲的抒情絮語，與征服自然的旅遊歷險記。有別於市場上現有產品，《一千零一夜之後》，敘述著各個旅遊景點中，當地市民的喜怒哀樂。它以平凡真實的小人物生活故事，為讀者開啟一扇獨具特色的旅遊文學之窗，帶領讀者體驗千里之遙，萬里之遠的異國生活情調。作者簡介李逸萍　　一九六五生，世新廣播電視科畢業。曾任職於傳播公司，中國廣播公司新聞網紀者，雜誌社編輯，美國藍十字醫葯保險公司職員，兒童中文教師。　　現任旅遊

作家，文章多刊載於TO’GO旅遊情報雜誌，長榮機上雜誌。　　目前與外子定居於美國奧勒岡州。 1.尋找馬爾薩斯在英國巴斯大教堂工作的他，終於發現自己的小腹比業績還突出。患有職業倦怠症的他，一天，遇見了馬爾薩斯。2.投宿修道院的那一夜普羅旺斯的密歇爾，對於未來丈母娘所開的咖啡店，簡直就是捧上了天。把愛屋及烏的馬屁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瘋狂境界。3.看守恐龍腳印的人美國亞利桑那州的一位印地安原住民，有著一份世界上最酷的工作。他穿著造型前衛大膽的服飾，看守著一群動不了的恐龍腳印。4.迷路的計程車司機來自英國馬德威爾小鎮的計程車司機，對遠在天邊的美國八卦新聞倒背如流，但是對於近在眼前的愛丁堡火車站，卻是

一副莫宰羊。5.理察的漫漫長路理察是我們在美國紀念谷的導遊。他說轉行成為導遊之前，他是一名專業的酒鬼。我們安靜的聽著，一句話也不敢問。6.賣地毯的女人受到威脅的伊斯坦堡女人，開始瞎扯一段關於地毯的故事。說著說著，她竟然對著我們，破口大罵老公娶細姨。7.男人與野生動物黃石國家公園內的公糜鹿，為了性愛而奮力保護小鹿。黃石國家公園內的男人，為了公糜鹿的性愛而奮力掏錢下注。8.格林威治村的祕密酒館坐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祕密酒館裡，一杯啤酒下肚後，老公透露出他舅公當年為黑手黨釀私酒的故事。9.吉隆坡女孩你以為住在種族多元化的國度，可以省去國際機票，就地取材，在國內大談異族戀情。你錯了，這話怎麼說呢?讓吉隆

坡女孩來說吧!10.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如果全世界舉行一場做夢大賽，那麼莊周的夢蝶，一定可以成為東方不敗。至於西方，則屬馬丁路德金恩的夢，最具有顛覆黑白是非的威力。11.青年旅館的早餐從小就聽人說一種米養百樣人。長大後才知道，原來不是只要是人就得吃米，有的人一輩子甚至於沒吃過幾碗飯。12.西德的安娜我向來對沒有電子計算機就無法做生意的美國人的超低數學能力，感到由衷佩服。沒想到在以色列遇見的這位德國女孩的算數本領，更是令我大開眼界。13.高地人我常想蘇格蘭人和山東人，上輩子一定有某種程度的血緣關係。否則他們的肚子裡不會長著那麼相似的一根直腸子。14.猶太區的書店老闆在耶路撒冷吞下了一杯紅茶，就得乖

乖坐著欣賞一幕幕殘不忍賭的集中營記錄片。唉!終於明白天下沒有白喝的茶水。15.土耳其男孩土耳其割禮儀式總是伴隨著慶祝舞會舉行，命根子上的那一刀，讓不少土耳其男人一聽見節慶熱鬧聲，就心有餘悸的想起童年往事。16.貝絲與彼特面對中年危機，有人把威而剛當維他命吃，以累積雄力。有人以包二奶來証明自己的財力。英國的一對夫妻則以環遊世界，挑戰自己的實力。17.詩人家中的鋼琴聲一位長大後要當總統的小學同學，聽說屁股被砍了一刀後住進了牢房。我不知道英國湖區老奶奶的兒時志願是什麼，但我看見她正在實現一個變老後的志願。 　　《一千零一夜之後》，是一本以人為故事主題的旅遊文學創作。書中的主角們，不一定是好人，也未

必是壞人。在種族文化的薰陶，與地理環境的影響之下，故事中的主人翁們，各自懷著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小祕密，一個等待與旅人分享的生活故事。當一位旅人，踩著緣份的步履，與他們共度一個寂靜的午后，他們的眼神不再透露出令人揣測的神祕光澤，他們的嘴角不再流露著難以理解的微笑。他們的故事，帶領著旅人，走進他們的生活，而他們的生活，拉近了旅人與旅遊景點的距離，成為旅途中最真實難忘的情誼。

勞工運動與國家安全：從台灣航空業罷工案例探討影響勞工運動成果之因素

為了解決德國機票長榮的問題，作者黃鈺鈞 這樣論述：

航空業對於台灣這樣的海島國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若航空業發生罷工，其規模持續升溫、擴大，不免影響到整體社會氛圍。在2016~2019短短三年間，台灣就發生了三件航空業罷工案例。故筆者欲進一步探討之問題為：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資方讓步多、罷工成果對工會未來的發展有正面影響）、2019年華航機師罷工事件（資方讓步多、罷工成果對工會未來的發展有負面影響）及 2019年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資方讓步少、罷工成果對工會未來的發展有正面影響），為何勞方取得的成果有所不同？且這些影響到勞方成果的因素，與文獻中所歸納出有利於勞方在一場罷工中成功取得訴求的論點相互對照之下的相符程度又是如何？若此三件罷

工事件不完全符合學者們所歸納出的成功取得訴求要素論點，是否有過往文獻未能發現之因素？本研究透過對於參與者的訪談發現，這三次罷工都具備「罷工規模是否夠大」、「政府是否介入」及「罷工之職業／產業服務內容是否替代性較低」的條件，唯2016年的華航空服員罷工又具備「勞工是否足夠團結」、「公股是否造成影響」、「工會組織是否充分發揮其功能」和「輿論是否支持」，而2019年的華航機師及長榮空服員罷工，前者缺少「勞工是否足夠團結」、「工會組織是否充分發揮其功能」和「輿論是否支持」，後者則缺少「勞工是否足夠團結」、「公股是否造成影響」和「輿論是否支持」，可能是解釋這三次勞方取得的成果有所不同的原因。希望本研究的

發現，能夠促進勞資的平等對談習慣，成功建立良好的勞資關係，進而維持社會秩序及安定民心，為國家安全之內部安全中的一環打下穩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