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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業秘密保護法制之研究

為了解決智慧財產權定義的問題，作者陳香君 這樣論述：

中國大陸雖於2008年6月即提出以2020年爲目標的國家「知識産權戰略綱要」作爲策略指導，以階段性地改革智慧財產權法制為目標之一。然而對於知識産權保護所面臨之內外困境，卻可於2016年12月30日「十三五 國家知識産權保護和運用規劃」指出中國大陸本身面臨著「舉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之內部窘境；國際上，西方先進國家對於中國大陸嚴重侵犯知識産權與侵犯商業秘密的撻伐也聲浪不斷，特別是中美貿易戰爭下的美國。美國從近年的《特別301報告》可見其對於中國大侵犯知識産權之意見，且不斷指責中國大陸要求外商企業强制技術轉讓與企業的商業秘密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2018年起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更以禁制令

制裁華爲(HUAWEI)、中芯國際(SMIC)等數家中國大型企業竊取美國商業秘密，貿易摩擦衝突已導致中國大陸經濟遭遇挫折。美國更於2019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機制癱瘓後，以雙邊經貿談判與中國大陸簽屬202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衆國政府經濟貿易協議》(第一階段)，迫使中國大陸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中有關商業秘密和商務信息保護議題明於第一章，以大篇幅羅列七項改善要點，內容顯見中美雙方在保護商業秘密的法制上存有重大差異。中國大陸自2020年第四季起，分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以及國家行政監督管理局以密集式頒布有關商業秘密保護的法律文件，大幅修訂商業秘密之侵權主體

、構成要件、商業秘密罪之刑事入罪門檻與新增「爲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民事訴訟程序中舉證責任轉換與懲罰性賠償要件、行政懲罰性裁處，以及擴及外國自然人與法人組織之侵權究責等規定，作爲匡正商業秘密保護的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銜接商業秘密保護的主要法律《反不正當競爭法》。另外，與外資企業相關的《外商投資法》、《行政許可法》等亦加入行政機關需對外資企業商業秘密保護的規定。諸多商業秘密保護規定的修訂，中國大陸官方之增修理由，均無以2020年2月14日生效之《中美經貿協議》作為正式之論述，本文認爲整個修法工程應始於2017年起為期兩年13輪的中美經貿談判，且修法背景應有來自於中美經貿協議的

強大壓力包括美方以貿易禁制令制裁多起大陸企業。從協議內容與諸多修訂的法律文件以及其頒布的時間點，足可觀察此一關聯背景，更顯見中國大陸加強商業秘密保護法制的必要性與急迫性。新修法後之框架已使法制保護的範圍更為明確，懲罰力道更強，中國國家政策上，以2022年作為有效遏制侵權易發多發現象，以2025年達到社會滿意度較高水平為目標。未來嚴格執法後，應可減少侵權，有助於提高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也有助於外國投資者維護商業秘密的權利。反觀台灣，近年來中國大陸侵犯我國企業營業秘密嚴重事件層出不窮，對企業的衝擊與國際産業競爭力産生巨大影響，甚而危及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營業秘密法》自2013年修法增加第13條之

2域外加重處罰後，卻沒有對域外侵權的主體有任何懲處案件，除探究我國再修訂營業秘密法外，對於中國大陸修法與加強執法後，是否也有利於我國主張涉中國大陸之「域外」侵權，值得探究。我國企業不論於中國大陸經商投資，或與中資企業合作往來勢必面臨更高的法律風險，必須充分掌握中國大陸法制變動的內涵以及侵權救濟途徑，以調整經營策略並加強智慧財產權的運營風險管理。新的中國大陸商業秘密保護法制已與國際接軌，其變動與影響值得我國立法者、學者與台商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