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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與花東縱谷開發史-以高寮登氏為中心

為了解決竹北地號查詢的問題，作者史台麗 這樣論述：

本論文主要是以高寮登氏家族之系譜為研究核心，進而逐步對家族的婚姻網絡與高寮登氏家族分布與主要經濟產業進行研究。 論文的重點還有平埔族遷移花東縱谷史，對於西南部平埔族遷移花東縱谷之路線做有系統的敘述和分析，以及今日花東縱谷平埔族的分布概況做討論。 其次，對於高寮登氏家族的宗教信仰進行記錄與分析。筆者在實際訪查期間已知曉花東的拜壺氏族多數已式微。此外，筆者對花東現存祀壺信仰所做的實際調查，是秉持著找到一個祀壺便記錄一個祀壺的笨方法做研析。也探討到家族之壺祀信仰轉祀為漢人信仰的過程，另外登氏家族姻親中也信仰了基督教長老教會，進而對縱谷內的百年教會—加蜜山教會與富里教會做實際訪查

。必然地，也對花東縱谷祀壺儀式—傳統的大庄公廨祭典做分析。 文中談到高寮登氏家族之俗民生活與生活器物的文化，是筆者努力去著墨的地方。花東的人們從不曾因地處偏遠而無生命力，也從來是生生不息地精彩生活著。希望本論文的研究可以爲花東故鄉做一些過去研究上所遺漏的課題，進而給後來研究者開啟延伸其他課題之研究旨趣。

十九世紀末北臺灣隘墾區與隘丁的生存狀況: 以新竹金廣福墾隘的北埔地區為例

為了解決竹北地號查詢的問題，作者陳彥君 這樣論述：

本文首先對隘制與屯制進行歷史性的回顧，得知此二種制度並非清廷為統治臺灣而草創的，反倒是一套延續自中國封建帝國對邊陲社會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而從清廷官員對臺民番政策的想法，也了解多是採借中國邊疆政策的成功經驗。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因應林爽文事件的刺激而宣佈「屯番」制以後，官方賦予隘、屯制為一套民番統治與軍事治安防衛上的意義，官方力量欲藉此往民番邊界推進。然而，這其實是清廷對邊陲地區土地開墾的一種權宜之計，將地方治安交由隘與屯丁來負責，其口糧薪餉也幾乎交由地方墾戶首來管理，形成帝國—亞官僚體系—人民三者間的緊密互動。這一邊區的開墾模式，雖然造成隘、屯的防守界線隨拓墾的步伐而不斷更

動，然如此不穩定的生活，卻也因界外土地充滿無限「生機」與「商機」，仍然吸納大量人口前來，使得北臺的墾殖事業非倚賴隘制而不可行。 本文在時間上則特別強調清末劉銘傳「開山撫番」政策對隘制所產生的影響，並藉此進一步認識隘丁在職業身分上的轉變。由於金廣福不僅是一個土地拓墾組織，更是一個地方軍事治安體系。所以透過北埔姜家對光緒十二年（1886）裁隘政策的反應，除可突顯官府與地方在界外經濟利益上的衝突逐漸激化外；同時，更可藉由金廣福動員隘丁的真實案例，了解一旦隘丁變為隘勇後，對舊有隘墾社會的影響。 而無論歷經多少制度層面的調整，對地方社會來說，隘丁、隘勇都是實際負責出守防番的武力，所以討論民番

政策時，自然無法忽略此職業特質究竟會使他們如何過生活的問題。本文則運用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結合相關歷史文獻，以隘丁（隘勇）的真實生存狀況來印證制度，進一步建構十九世紀末北臺隘制下隘墾社會的真實圖像。關鍵字：金廣福墾隘、北埔、隘丁、隘勇、日治時期戶籍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