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不容誅意思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地圖、推薦、景點和餐廳等資訊懶人包

魯迅 雜文全集：《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

為了解決罪不容誅意思的問題，作者魯迅 這樣論述：

　　若只會在女人的胸脯上尋求正義。 　　當知識分子服膺的只是── 　　當權者的權勢， 　　壓迫者的格言， 　　獨裁者的暴政，   　　那餘下的就只是爪牙，而沒有什麼知識分子存在。   　　本書收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三閒集》《二心集》、以及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南腔北調集》。   　　▌《三閒集》▌   　　《三閒集》出版於一九三二年。本書收錄魯迅與當時創造社、太陽社左派成員如郁達夫、張資平，以及郭沫若論戰相關的雜文作品。其中在〈流氓的變遷〉一文中，魯迅除了談到中國古典哲學當中的「儒」與「俠」的概念外，也以此為引，批判當時如張資平等創造社領導者的文學本質。這樣的批評延續到後來的《二心集》，也是當

時左派與國民政府衝撞的時代，身處其中、同樣深受俄國與左派思想影響的魯迅，留給後人的重要見證。   　　－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儒者，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於以「死」為終極的目的。 　　－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只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饋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 　　－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   　　在〈流氓的變遷〉一文中，魯迅以揶揄的口吻，談到如何由「俠」變遷到「流氓」，再以這個「

流氓」的概念揶揄張資平──雖說是揶揄同樣的左派成員，但這樣的文字，卻不免讓人思考：這究竟只是魯迅對張資平的批評，或者是當時「知識分子」的諸多慨歎之一？   　　▌《二心集》▌ 　 　　《二心集》出版於一九三二年。此時已是魯迅過世的前一年，卻遭遇淞滬戰爭爆發。魯迅除了與部分左派成員持續互相批判外，也成立自己的文學團體，並提攜親近自己的青年文學家，如蕭紅、柔石等人。也持續與梁實秋等名家進行思想、觀念與文學上的諸多論戰。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 　　－有誌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關， 　　－僅止

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滿足。 　　－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   　　雖然乍看之下是對於梁實秋的批評，但也看得見魯迅對知識份子的期待，與他對當代知識分子的觀察與失望。本書中也收錄他在自己栽培的青年文學家柔石，遭國民政府處決後的悼念文。   　　▌《南腔北調集》▌   　　《南腔北調集》出版於一九三四年，收錄魯迅和瞿秋白撰寫的五十一篇雜文；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者之一，一九三五年被國民政府逮捕並槍決。一九三三年時，瞿秋白為魯迅編輯《魯迅雜感選集》一書，並在序文中稱魯迅為「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紳士階級的貳臣」。本書中收錄有瞿秋白〈關於女人

〉等作品。   　　－國難期間……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 　　－彷彿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一切國家，一切宗教……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 　　－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著肉感的大腿文化。   　　〈關於女人〉係瞿秋白所著，但最後仍被魯迅選進《南腔北調集》中。也或許，就是這樣的契合，與瞿秋白確實點出當時「知識分子」的怯懦，讓魯迅最後還是做了這樣的取捨吧。

摩石錄

為了解決罪不容誅意思的問題，作者李浩 這樣論述：

構成中國古典學最基本特色的金石學， 特別是其中的碑刻墓誌研究，在20世紀非但沒有衰落， 反倒迎來了另外一次復興。 　　久居漢唐故都的李浩，利用地利之便，在摩挲耽玩片石之餘，也對新出文物及時跟進，鈔錄釋讀，並配合博物館將新入藏的墓誌集中整理刊布。收入《摩石錄》的主要成果，具體可分為兩組：一組是唐代士人知識分子的墓誌，另外一組則是中古時期少數民族和入華外族人的墓誌、塔銘，與史家陳寅恪所謂「塞表殊族」有關，屬於當代所謂中西交通、西域學或絲綢之路的研究。 　　李浩認為，墓誌研究涉及到古人對冥界立體多元的規畫設計和營造製作，其中既有觀念層面，也有技術層面和材料層面，還有藝文美術層面，與現代的醫養

學、死亡學、宗教學、規劃學、建築學、美術學、社會科學、技術科學、材料科學等息息相關，關涉「古今學術史之通義」的「大事因緣」，是尚未被廣泛重視的學術富礦。書中的新文獻均為第一次公開發布，奇石共賞，疑義相析，李浩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學術界、考古界等有識之士的科學挖掘和深入研究。  

鄭成功的政治觀

為了解決罪不容誅意思的問題，作者蔡桂美 這樣論述：

鄭成功的政治觀 論文摘要 近年來雖然考古學家不斷的發現許多先住民的遺址，但仍然有許多政治人物一直強調臺灣只有四百年的歷史，而與臺灣這四百年歷史淵源最深的應當是開臺聖王鄭成功。鄭成功雖然來到臺灣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就去世了，卻在臺灣留下很多歷史的遺跡，至今主祀鄭成功的廟宇仍然為數不少，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故事也依然傳頌著，例如北部的「鶯歌石」、「劍潭」，中部鐵砧山山腳下的「國姓井」等，可見在臺灣一般百姓的心中，鄭成功是臺灣史上的重要人物，仍然受到大家的崇拜與尊敬。 鄭成功及其子孫與清廷抗戰數十年，清朝損失無數的名將，對鄭成功可說恨之入

骨，恨不得早日除之為快，但最後清朝對鄭成功只有讚頌沒有惡言，因為清廷對鄭成功的人格極為推崇，一再稱頌鄭成功的忠君表現。康熙三十九年，清聖祖康熙皇帝下詔說：「鄭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並且敕令遣官護送鄭成功及其子鄭經的靈柩歸葬鄭成功的故鄉福建南安，設置守塚、建立祠廟來祭祀。同治十三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上疏清廷請求在臺灣為鄭成功建立祠廟，清廷答應了沈葆楨及地方士紳等的請求，在臺南府城建立了延平郡王祠，並且追諡鄭成功為「忠節」，這豈是當初鄭成功起義抗清所預期得到的呢？ 鄭成功一生的功業志在反清復明，但是驅逐荷蘭人、收復臺灣，卻是使他名揚海內外的重要事蹟，也是後世史家對

他最大的功績評價。鄭成功何以從一位儒生，轉變為統帥數十萬大軍與清兵抗衡，並驅逐當時的海上強權---荷蘭人，收復臺灣的大將軍，成為世界級的海戰軍事家呢？在與荷軍議和的條約中，更展現出其泱泱大國的政治家風範，給予荷軍最妥善的撤軍協助，這是如何做到的呢？從樹起反清復明的義旗至薨於臺灣這一段期間，支持其各種政治作為的思想理念如何呢？ 明末在政治、社會上是十分黑暗的時期，君不問政事，閹宦當權，正直之士遭排擠迫害，國事日益敗壞。此時有東林等有志之士奮起，由政治而學識，藉講學以干朝政。他們雖然沒有階級抗爭和根本改變社會制度、組織結構的意識，但是反對舊的觀念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試圖提出一

個新的構想。對於同一時期躬逢其盛的鄭成功，多多少少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觀之鄭成功一生，除在日本時乳名為「福松」外，回到中國後先後有三個名字。第一個名字「森」，是父親鄭芝龍所取的；第二個名字是「大木」，是在南京國子監當太學生時他的老師錢謙益所贈的；第三個名字是「成功」，是隆武帝賜其姓「朱」時，又賜其「成功」之名。為他取名字的三個人「父親、恩師、君主」對他一生的影響可說至深且遠，但父親鄭芝龍、恩師錢謙益皆降於清，叫鄭成功情何以堪。而其後半生為報隆武帝的知遇之恩，孤軍奮戰於東南沿海一帶，延長明朝正朔近二十年，更是難能可貴。 成功滿懷愛國的熱誠，對時局非常的關心

，曾向老師錢謙益提出當時為政之道的理想與做法。錢謙益對鄭成功的意見心懷敬畏卻不敢採納，但對鄭森這個學生非常的賞識與器重，「鄭森」之別名為「大木」就是錢謙益所贈的。意思是一棵巨大的樹木，希望他將來做國家的棟樑，此名也顯現了錢謙益對他的殷切期望。當時錢謙益身為朝中大臣，不能聽從成功的話來圖謀改革，喪失了明朝中興的大好機會，最後自己卻投降異族而讓自己身敗名裂，真是何苦來哉。如果當時錢謙益能夠接受鄭成功的建議，大刀闊斧的清理門戶，整肅朝中大臣，充實兵備，文武官員同心協力，必有可為。尤其如果任用成功為武將，負責軍隊的調配指揮，錢謙益在朝中作為後勤支援，也許能為明室開創一番新局面。 鄭

成功青年時期在南京國子監學習，與東林黨人士結為師友，受到很深的影響。他的忠君愛國、矢志抗清，和當時東林黨所標榜的忠君愛國、殺身成仁的社會清議不謀而合。所以東林黨的最後領導人錢謙益對鄭成功一生的影響可說是非常深遠的。鄭成功受錢謙益的教育和培養，啟發了報國之志向，後來也不辱恩師的期望，成為南明抗清運動中的一支堅強力量。 鄭成功雖然不贊同父親的行為，但父親曾是威鎮八閩的明朝將領，這種英雄氣概與所享的權勢在鄭成功年幼時一定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影響了鄭成功的志向。後來鄭芝龍卻因一念之差，又不聽鄭成功的勸諫，執意向清朝投誠，最後成為清廷的階下囚，並被棄市於北京，讓重父子之情的鄭成功留下永

遠的遺憾。 隆武帝對鄭森的賜姓、賜名，與鄭成功建立了君臣關係，這種恩典讓鄭成功銘感腑內，從此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不僅為隆武帝效命疆場，更為明朝江山鞠躬盡瘁，與其後代子孫延長明朝正朔近四十年。 鄭成功與永曆帝素未謀面，但仍然遵奉永曆帝為明朝正朔，並且多次南下勤王，有事呈報或封賞部下時，都面向行在遙拜，敬凜之心絕不因距離的遙遠而有所懈怠，一生奉行君臣之義實屬難得。 鄭成功帶領著一群不願臣服於異族政權的明末志士從事著反清復明的戰爭。戰爭就必須依賴軍隊，軍隊要達到克敵制勝的目標就必須靠指揮作戰者的智慧、謀略與運籌帷幄的才能。鄭成功的軍隊打過許多

勝仗，例如永曆六年三月敗泉州總督陳錦於長泰縣的江東橋北，永曆十四年五月敗清將領達素於廈門的圭嶼，都具有存亡關頭的決定性。而永曆十五年四月進軍臺灣戰勝荷蘭人的劃時代紀錄，更讓鄭成功名揚海外，成為世界級的軍事將領；但鄭軍也吃了不少敗仗，例如永曆十三年七月南京觀音門之役的慘敗，更讓鄭軍士氣大傷。 鄭成功的軍隊組織，至少有職稱繁雜、編制機動靈活、水陸兩棲皆宜、監督嚴密、武功至上等五個特點。 永曆九年二月鄭成功認為和議不成，必然要東征西討，事務繁多，就改中左所為思明洲，並決議設六官理事，分所部為七十二鎮，遙奉桂王，承制封拜。 自永曆二年起鄭成功

在浙閩粵一帶，每佔領一城一邑即派軍隊駐守外，少數重要地區亦設官治理，以配合軍事行動。其地方官的稱謂有「知府」、「知州」、「知縣」及「地方官」等之區別。所佔領之區域往往未經數月又落入清軍之手，縱然有旋即又收復之現象，但戰亂頻繁，地方官治理之政績難見成效。永曆十五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佔據臺灣之後，明鄭的地方政府組織才粗具規模。而當時的地方政府組織，實在就是今日臺灣地方政府組織的基礎。首先先確定行政區域，改赤嵌地方為東都明京，設承天府（臺南）及天興（嘉義）、萬年（鳳山）兩縣，改臺灣城（一鯤身）為安平鎮，以紀念他的故鄉。派楊朝棟為府尹，莊文烈知天興縣事，祝敬知萬年縣事。並於澎湖設安撫司，令周全斌總督南

北兩路的軍務，以屯田興農為施政方針。這就是臺灣設置郡縣治理政事的開始。又命府尹查報所屬田園冊籍，這一措施有兩種作用，其一就是對當時的土地利用做動態調查，一方面可以作為徵租納稅的根據，一方面亦可作為開發設計的參考；其二就是承認先來漢人和已開化土人對於土地的既得權益，這在安撫居民上，自然可以發生極大的效用。鄭成功諭告官兵，獎勵開墾時，亦嚴令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之土地，都具有相同之用意。 鄭成功的戶政著重安頓入臺軍隊和其眷屬，使之有安土重遷之感，而不至產生離異脫逃之現象。除了搬金、廈兩島諸眷口到臺灣外，並設法鼓勵閩粵地區的人移民到臺灣來開墾。清廷採用明鄭降將黃梧的「平海五策」之

一的遷徙策，下令將沿海五省人民遷徙至內地，並設立邊界，佈置防守，而且將沿海船隻悉數焚毀，寸板不得入水。一六六一年底，清廷命蘇納海至閩將沿海人民牽至內地，離海三十里村莊，悉皆焚毀。遷界造成無數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鄭成功因此下令招徠不願遷徙至內地的沿海居民到臺灣開墾。 鄭成功初起兵時，實力有限，糧餉困難，常常藉軍事行動來徵餉、措餉。主要是沒有一個廣大的根據地，可以做長遠的計劃。後來經過屢次用兵，力量漸大，但在全盛時期所控制的區域也僅有從廣東潮州至浙江台州一帶的沿海區域，這裡的地理環境山多田少，糧食一向是依賴外方的接濟。鄭成功雖然擁有制海權，財源不至斷絕，但糧食的問題依然無法

解決。尤其自金陵戰敗以後，元氣大損，根據地祇留下金、廈二地，更見窄小，籌糧更見困難。為了打出一條活路，鄭成功力排眾議，毅然渡海來臺。大軍一到澎湖，就已缺糧。所以一登陸鹿耳門，鄭成功就急於解決缺糧問題。一再派人下鄉搜糧，也僅夠供應半個月的需要；而來自大陸的糧船又未到，官兵已到吃木子充飢的地步。因此鄭成功為了求糧食問題的徹底解決，只有加強墾政，以求增產糧食。所以攻佔赤嵌城後，除了留一部份軍隊包圍臺灣城外，一方面先安撫百姓，回家樂業，並親自巡視各社撫慰原住民；另一方面就是將各鎮分派汛地，實施屯墾。 永曆八年（1654）十月，鄭成功為了培植人才以為國用，乃令錄陣亡忠臣後入育冑館，又

考諸生優行者入儲賢館。鄭成功也送生員到粵東參加永曆帝舉辦的科舉考試，初據臺灣時，即察舉有孝弟行為者、努力從事耕作者及有特殊才華能力者試用，試圖使之成為政府之重要幹部，協助政策之推行。 鄭成功時代刑事政策大概可以用「嚴刑峻罰」來形容，鄭成功的禁令就是法律，舉凡戰陣無勇、臨陣退縮、作為不當或假借徵餉之名義而行劫掠之行為者，都在誅殺之列，雖親信亦不例外。對貪官污吏之懲戒尤其嚴厲，其執法之嚴，不論平時或戰時都是相同的。 鄭成功在大陸時期以金、廈兩島為根據地，並沒有充足的糧餉，當時都以就地徵餉之財稅政策來解決。據有臺灣後，實行兵農合一政策，進行屯墾，以求軍民皆足食

的地步。 鄭成功打敗荷蘭人，進入赤嵌城以後，赤嵌附近的新港、加留灣、麻豆諸番社頭目都來迎接，鄭成功命令以厚宴款待他們，並且賜給這些原住民頭目中國內地的袍帽、鞋帶，彼此關係極為融洽，因此南北路「番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永曆十六年四月，掌理戶部事務的楊英發現當時的原住民耕種不得法，收割時不知道使用鉤鐮的便利，耕地也不用犁耙，不僅費力又費時，收穫也少。所以向鄭成功上書建議教導原住民改革農耕方法，不僅將從大陸帶來的農具及稻穀種子分發給原住民外，並且派遣熟悉農耕技術的漢人到各社去指導他們耕作，而使山地農業進步發展，是鄭成功到達臺灣後對原住民最大的貢獻。 鄭成功

的根據地並不穩固，永曆政府又遠在遙遠的滇緬地區，對鄭成功的軍隊並無法照顧到，鄭成功向內求援無門，所以只能向外求助。一方面以外交手腕派使者到日本求救兵，或向日本請求資助軍餉。並以自己國姓爺的名號和在臺灣的荷蘭人、在菲律賓（呂宋島）的西班牙人談判、交涉貿易問題。另一方面利用商船載運貨物和亞洲各地來往貿易，以賺取豐富的利潤來養活一、二十萬的大軍，北達日本，南至暹邏、巴達維亞（印尼爪哇）等地，都有鄭成功的商船來往穿梭。 我們從鄭成功在政治上、軍事上的表現，分析他的政治理念，可以知道鄭成功的政治觀如下：一、他對南明的隆武帝、永曆帝有強烈的君臣倫理觀念；二、對自己的部屬表現出賞罰分明的

行事態度；三、對其子民有仁民愛物的寬大胸懷；四、選用人才注重道德與才能；五、政策的推行講求賢人政治；六、在民族意識上強烈的分別華夷；這些就是他從政表現的政治理念。 從鄭成功的這些政治理念，可以看出受儒家的影響最深。儒家政治，以君子為主體。重君、臣之義，尤重道德，主張以德在位，君子者以德位兼備之身，收修齊治平之效。儒家於政治上有頗多主張，但以「尚德」為主，用人皆「唯德是用」、「唯才是用」。孔子注重一統觀念及華夷之別，孔子主張行仁政，認為為政之道必須「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是要順民之心，而民心所希望的，不過是「富厚」而已。所以行仁政須先「富民」，使民足食。鄭成功強烈的君臣倫理觀

，就是重君、臣之義的表現。嚴禁軍隊擾民，軍隊所到之處，市肆不易，百姓生活如常，並且禁止宰殺農民耕種所需的牛隻，這都是仁民愛物的表現，就是儒家所謂的「仁政」。在用人方面注重品德，考核諸生中行為優良者進入儲賢館，加以訓練培育；初據臺灣時，察舉有孝弟行為者、努力從事耕作者及有特殊才華能力者試用，作為輔佐推行政策的人才；都是以「德」及「才」為用人的標準，這就是儒家主張的賢人政治，注重道德教化，期望建構一個有助於道德實現的人文環境。鄭成功反抗滿清的重要原因乃是視滿清是有別於漢族的「異族」，當然也是受儒家華夷之別的觀念所影響。更與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位明末學者強烈的華夷有別的民族觀不謀而合。

至於受到法家的影響方面，則是表現在「厚賞重刑」方面，這是在戰時所必要的非常手段。法家不但主張信賞必罰，而且又主張厚賞重刑。鄭成功管理、統帥約二十餘萬的大軍，為了鼓舞士氣，不吝於賞賜；為了維持軍紀，也不濫於刑殺。所以鄭成功的軍隊才能在戰場上屢建戰功。 墨家的兼愛與非攻思想當然不能適用於鄭成功所處的時代，為了維護明朝的江山，為了華夏民族的尊嚴，鄭成功不能不戰，而且非戰不可。道家主張君主的無為而治，以及反對戰爭，對於強敵環伺的明鄭軍隊無異於宣佈投降。所以墨家與道家的政治思想對鄭成功的影響最少。 鄭成功的政治思想與同時期的明末學者的思想有許

多不謀而合之處。例如鄭成功非常重視百姓的福祉，這就是黃宗羲所主張的「身為君主之臣，就要盡到輔佐君主治國的職責，來為百姓謀福利」。顧炎武反對專制集權而治，認為靠教化來匡正人心，敦厚風俗，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這與鄭成功注重德治、注重以德服人，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王夫之認定種族自存自固乃是天經地義的自然界規律，而政治組織的基本作用，就在於保類而衛群，並且明白指出中國不容夷狄侵犯，不僅中國疆土不容夷狄侵犯，中國文化也不容夷狄侵犯，這種重華夏的強烈民族觀，更是促使鄭成功抗清、反清的原動力。可見明末學者的思想對鄭成功也有很大的影響。 鄭成功的政治理念受儒家的影響較深，因為鄭成功所學的就是儒

學。日本的儒教歷史極為悠久 ，當然日本文化也受儒教的影響，鄭成功幼年在日本這一段時間多多少少受到日本文化的薰陶，所以儒家思想對鄭成功的影響最大；明末學者的思想也有許多與鄭成功的思想不謀而合，可見鄭成功許多思想觀念是因時勢所趨，所謂「時勢造英雄」，的確不無道理。 鄭成功的人格與行事作風雖然有許多可議之處，並不能說是一個完人，但他在政治領域上的作為與主張頗有獨到之處，深入研究後，對鄭成功的政治理念更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