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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旅：夢中的喜瑪拉雅山

為了解決香港海關關員的問題，作者陳凌∕文&攝影 這樣論述：

　　對於西藏一直有一種遙遠的冥想。　　那塊平均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高山地帶，對多人而言至今仍是個神秘之地。 　　「西藏成為夢想與遙望與尋覓之地，這種尋覓不是為了印證我們的『無』，而是為了印證我們的「有」。在歷史和時間之外，在難以逾越的高山倖存的這片地方，成為我們精神上的『異域』」。 　　我曾獨行尼泊爾安娜普納山區，遇見一個揹著旅行揹包的健行者，他的目標地是聖母峰基地營，要走上八天七夜，當時便心想：　　能有體力走完四天三夜的安娜普納環山之旅就不錯了，走到聖母峰基地營？只是個遙遠的夢想吧！ 　　在整趟西藏行的行前計畫及旅遊過程中，細密的計畫趕不上變化，使此行驚險萬分，而在計畫中的隨性之旅，又讓我以

最自由的旅行方式深入到珠峰基地營。在著名的世界第一高峰山腳下漫遊的心情，是一種驕傲和喜悅。 　　在西藏看珠峰，體驗的是一種漫遊者的心情，在尼泊爾跋涉群山，卻是一步步用腳步來丈量高山的神秘與浩瀚。兩趟旅行走的是兩個遺世獨立，各具特色的異域國度，看得卻是同一座喜瑪拉雅山的壯麗山容。 　　本書包含了西藏及尼泊爾兩段旅程，旅遊主體卻是同一座山脈。於是喜瑪拉雅山便理所當然成為這本書的主題：從漫遊在西藏的珠峰山腳下，跳到在尼泊爾安娜普那山間跋涉；從西藏的謎樣時空，跳入尼泊爾的的漫漫旅程。兩段旅遊的時空是在喜瑪拉雅山脈的這一頭與那一頭交錯進行的。 　　「西藏的時空是由大自然主宰的，即使人為的敵意網羅已經撤除

，但大自然的法界依舊森嚴，極端的高原，極端的溫差，極端的暴烈與孤絕，所有人為造作在那裡都變成小寫，生命在那裡一無所有，除了原來面目，非聖非俗，即生即死，因而美麗，所以莊嚴。它不再是等待改造的物件，而是昭示著神秘浩瀚的可能性。」 　　飛離拉薩的那一刻，心裡澄明地映著珠峰的影像。　　來過西藏，愛上西藏，而漫游在珠峰的山腳下，一步一腳印的旅人心情，會是西藏之行最難忘的旅遊回憶。 　　對一個旅行者來說，在種種變數中來到西藏和尼泊爾，便是實現了一個夢想。　　而能將這夢想和喜瑪拉雅山相串連，更是一種難得的因緣 。 本書特色 　　西藏自助行，聽起來讓人嚮往，執行起來頗為困難，但旅程卻充滿精彩的回憶。這是我旅

行以來，走過的最高處，更是一趟心靈及啟發之旅。 作者簡介 陳凌　Kathy 　　27歲時解除婚約，29歲拎著一只皮箱到歐洲留學。自此展開十餘年的自助旅行遊學生涯。留學過比利時、法國、荷蘭。旅行過歐洲、亞洲及美洲數十個國家。最高紀錄一年旅行101天。她曾到過北極圈、住過瑞典雪屋、也曾因錯過車班而睡過火車站和公園。 　　旅行悲情的悽慘記錄為：　　在德國被人丟過大便，搭夜車時在火車上遭過小偷，在布魯賽爾南站遇到扒手扒 走機票和護照。陳凌在歐洲一個人流浪到36歲終於嫁為荷蘭婦，結婚前言明婚後不當賢妻，而要繼續當個婚後自由族。千禧年陳凌升格當媽咪，她成了袋鼠媽媽旅行家，帶著一對洋娃娃到處旅行，足跡遍及歐

亞各地。她的想法是女人在婚後仍應活出自我，給自己一個成長空間。而婚後自由旅行正是驗證這個觀念的最佳作法。 　　著有：　　找個理由去旅行（春天出版）　　日落前告訴我妳愛我（春天出版）　　我與幸福在古堡相遇（字磨坊）　　揹著家去流浪（商智文化）　　慾望荷蘭（商智文化）　　等十餘本書 　　目前在荷蘭成立陳凌工作室　　繼續旅遊與寫作。

香港海關關員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從制度世代論述海關人事制度之變遷

為了解決香港海關關員的問題，作者陳瑞芬 這樣論述：

制度是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是人為制定之限制，用以規範人類的互動。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社會上，制度是人類交換的誘因。制度變遷型塑了社會隨著時間演化的方式，因此，制度變遷係瞭解歷史演變的關鍵所在。海關人事制度係一般行政機關少有之特種人事制度，自1854年實施新制海關迄今165年，時空背景歷清朝與民國、跨中國大陸與臺灣，歷史悠久，並自成一體系，其制度多不是中國土生土長，而是在西方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需求建立而來。本研究以觀察、次級資料分析與政策敘事等研究方法，從政策世代與政策類型理論視框出發，剖析海關英人文官、資職分立、官職分立三人事制度世代，試圖瞭解海關人事制度之變遷過程。結果發現，人事制度變遷

與注意力轉變至先前最長期疏忽之問題有關，當一個新的人事制度世代誕生，所有政策領域與此人事制度世代價值有趨同現象，因為發展一個適當的人事制度可用之工具總是不足，所以必須抉擇，就會有所疏忽。而當支配人事制度行動者發現現行人事制度的一項急迫問題，無法僅經由修正現行人事制度予以解決時，人事制度變遷便為之啟動，其變遷所反應注意力之改變係先前人事制度中明顯的疏忽。人事制度忽視的面向愈久，對此面向注意的壓力就愈大，因此，增加了在新人事制度處理的可能性。另外，海關人事制度並非多為制度賡續類型，制度維持反為大宗。長期處於制度維持型態，容易忽視制度外在系絡與制度過程中相關行動者角色之改變，強調的制度目標未隨之調整

、未正視所衍生之問題，並選擇妥適制度工具，跨世代之制度疏忽便於焉而起，制度須變遷的壓力自為增加。而制度變遷類型亦會影響制度疏忽，人事制度維持類型愈多，人事制度疏忽便愈嚴重，進而造成制度變遷世代的來臨。人事制度變遷之規模愈大，其變遷檢測指標，諸如組織調整、法規訂修、人事安排與媒體報導等，亦會出現明顯變化，且人事安排指標最具關鍵。英人文官人事制度世代，是一個殖民卻有制度世代，注重短期結果與政治導向；資職分立人事制度世代，關務自主卻無法制，聚焦於長期結果與行政導向；而官職分立人事制度世代，海關法制化，卻無誘因，仍重視長期結果與行政導向，惟民主參與已是時代所趨。下一世代，因為效率的缺乏將邁向制度世代之

循環，成為關注之焦點，而未來在世代中如何兼顧兩者，亦考驗主政者的領導智慧。從制度類型亦啟發我們，變遷應與創新同步，惰性將造成制度滅亡，人員老化會影響變遷，而制度維持並非代表穩定。本研究提出七項建議（CUSTOMS）：（一）面對時代變革，領導者須積極（constructive）（二）檢討人事條例，改變中央集權（untangle）（三）發掘制度價值，人事治理關鍵（staffing）（四）制度可行評估，妥適轉換工具（tooling）（五） 運用審議精神，增加制度正當（open）（六）誠心彼此合作，信任化解障礙（mutual）（七）區分核心業務，策略運用薪給（strategic）。

小小江山

為了解決香港海關關員的問題，作者苦苓 這樣論述：

小小江山　　飛機降落的時候，我目不轉睛的看著窗外，美麗的臺灣。　　每次經過嘉南平原的那種激動又湧上來了，從心底深處讚歎著「啊！真美」，多想拉住身邊任何一個人指給他看，但旁坐的是高傲鼻子的西洋人，冷漠臉孔的東洋人，我只有猛按相機的快門，雖然明知道隔著反光的玻璃窗，照片可能一張也洗不出來。　　入關的時候，我終於可以站在「本國人」的櫃臺前等候了，一邊回憶著旅程中所受的屈辱：韓國的海關是不友善的，把每一個臺北來的人當做走私者，眼神比X光還凌厲，他們剛把一個臺灣女子弄得跳樓；傲慢的導遊帶我們去「瞻仰」奧運會場，脾睨不可一世；即使是報導北韓投誠者的轉運站，所有的報紙上也只有「臺灣」而無「中華民國」字樣；在

偏遠的高速公路休息站，「宋家王朝」陰魂不散的擺在小書攤上……雪中的韓國。　　日本機場，白髮多皺紋的關員把章蓋在「在香港日本國總領事」的一張薄薄的白紙上，保持每一本中華民國護照的空白；用拙劣的英語盤查每一個女觀光客，懷疑她們是否都來賣春；而我也的確在福岡的表演場看到我們裸裎的女同胞，甚至坐在舞臺邊悄悄用英語和我交談，無視於四周滿口臺語的觀光客；在新宿的小酒館，長相酷似家鄉女子的女郎，帶著日本客人前來消夜，匆匆投給我似曾相識，但不能相認的一瞥……真正傷害我的，是觀光旅館中，我的一名同胞在大廳抽煙，旅館俏麗的女職員帶著一名年老的清潔工來，指著那人腳下的煙灰，老工人跪下去擦拭地毯，女職員輕輕走開，一句

話也沒有說。　　只有香港才使我自在，又髒、又亂、又吵，一下飛機，就覺得又回到中國人的地方來了。香港的報紙一大疊，在報攤上付錢取報時令人猶豫；一共四十個版只有兩則臺灣的消息，一是淡大冒領案，一是民進報查扣，背面則是整版整版的「祖國」建設進步繁榮現代化成功種種消息……「九七」的確是近了，幾乎人人都在學說國語，「我們還知道有九七，你們呢？」碰到這樣的詰問，即使是付錢請客的朋友也不能不和他吵起來，結果當然沒有結果；就像在落馬洲，我從望遠鏡中看到兩個正想越界的中國青年，即使越得過重重鐵網，他們又怎能越得過九七？　　關員從我行李中搜出一本中文版的Penthouse，「這不能帶的！」我笑笑，「你是學生嗎？老

師？老師怎麼看這個？」封面朝下，他把雜誌塞回行李袋，「下次不要帶。」笑笑，沒再翻動底下一大堆書，手一揮，找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了；這才定睛看看不久前還擠滿鎮暴隊伍和反對人士的機場，如今是興高采烈的觀光團和引頸企盼的接機人，熙攘嘈雜，但是親切溫暖。　　走出機場大門，我聞到久違了的，一向習慣的濕燠空氣，忍不住低呼：我回來了！臺灣故鄉。

李度與中國海關（1943-1950）

為了解決香港海關關員的問題，作者李仕寧 這樣論述：

　　李度（L. K. Little）是第一位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美國人，也是最後一任在中國任職的外籍總稅務司。在他之前，除了汪精衛政府任命的日籍總稅務司岸本廣吉（Kishimoto Hirokichi）外，這個職位長期由英國人擔任，海關內的大部分外籍關員亦為英籍。這個與英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在名義上的從屬和實際上的職掌皆屬中國公務的行政機構，其領導者國籍的轉變，正象徵著英國勢力在中國的退卻，而轉為美國和日本的競爭。　　雖然日本在隨後的世界大戰中遭受毀滅性的失敗，使勝出的美國在中國取得了完全的影響力；但在蘇聯的支援下，中國共產黨將中華民國政府驅趕到臺灣，使得美國在中國大陸上的完全優勢僅僅

保持了四年，並隨著中華民國政府的腳步來到臺灣；其影響力仍維持至今日。海關總稅務司李度乃是這一段歷史的最佳見證者，這一切皆透過他的私人日記和書信完整的呈現。　　而李度時期的中國海關也正因此戰爭和戰後的變局而面臨其創立以來最大的轉變；雖然海關在戰後的重建和美國的物資支援下，其規模達到其歷史上的巔峰；但舊條約體系的不復存在、庚子賠款的償清及海關華員的升遷，皆使得中國海關「華洋共治」的傳統遭受極大的挑戰。縱使洋員的專業性不再不可替代，總稅務司也不再大權獨攬，但洋員的存在仍被國內外普遍認為是中國海關廉潔與高效率傳統的基石，甚至仍認為海關能因此不受中國內部的政治紛爭干擾。換言之，戰後的中國海關仍因洋員的存

在，得以成為中國政府受外國信任的信用象徵之一。　　然而，在戰前萌芽，於對日戰爭中茁壯的中國民族主義，卻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治宣傳和凝聚人心的最大利器，使其能夠發動以取代國民政府為目的的內戰；而長期的內戰使得中國本已脆弱的戰後經濟雪上加霜，連帶衝擊海關關員的待遇和生活水準，使得海關引以為傲的清廉傳統開始出現了裂縫，而洋員的待遇也因經濟的疲弱而遲遲未能回到戰前水平。在認定國民政府無力維持洋員待遇後，李度先是擬定了剩餘洋員退出海關的計畫，後跟隨政府的腳步，將海關總稅務司署遷至臺灣。李度最終隨著所有洋員一同離開中國海關，其華洋共治的歷史也隨之告終。　　本文將以李度的日記和文件為主，闡述1943年至1950

年間中國海關遭逢此一重大變動的歷史，並論述這項轉變在中國海關史上的意義；同時也由此對總稅務司李度在中國海關中的角色，和其衍伸出的中美雙方關係做出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