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會吸金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地圖、推薦、景點和餐廳等資訊懶人包

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

為了解決互助會吸金的問題，作者陳柏謙 這樣論述：

國家人權博物館展覽、民間調查報告結集出版 塵封七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案件，竟是戰後第一場大規模的工人運動！？ 首部透過歷史檔案、受難者口述和第一手資料，全面深入挖掘郵電案的著作   　　1949年3月底，距離「二二八事件」剛滿兩週年不久，在台北忠孝西路北門旁的台北郵局外，聚集了來自全台各地的郵局和電信局工人，他們群情激憤手持布條、高呼口號，沿著忠孝西路一路遊行，最終有將近兩千人包圍台灣省政府（今行政院）。遊行過後，成千上萬的台灣郵電工人，終於爭取到和外省籍員工「同工同酬」的正式聘僱身分，被譽為「戰後台灣工潮的第一朵浪花」。   　　然而，這群台灣戰後工人運動的先鋒，在白色恐怖年代的風聲鶴唳中，

無一倖免成了威權統治下的政治犯，共有33名郵電工人遭到逮捕、判刑監禁長達15年，而領導他們的台灣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教師計梅真和錢靜芝，則雙雙遭到槍決。這個案件，就是1950年爆發的「台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   　　官方判決書指稱，這些郵電工人是受到地下黨員煽動蠱惑，才會「參加叛亂組織」，然而，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台灣的郵電工人為何會在二二八事件後仍不畏威權走上街頭遊行？郵務工會又為何會和地下黨扯上關係？這個幾乎被遺忘的工潮，又可以為今日的轉型正義和工人運動帶來什麼樣的省思？   　　本書透過梳理第一手史料、訪談多位郵電案受難者，以及重現當年郵電工人創辦的刊物《野草》，深度描繪、再現戰

後台灣勞工和底層民眾的苦悶和不滿，乃至紛紛投入抗爭的激情年代。對於重建台灣白色恐怖真相，反思轉型正義的當代意涵，都具有非凡的意義。   本書特色   　　★白色恐怖僅僅是「冤假錯」案？二二八事件後再也沒有大規模的工人抗爭？本書翻轉你對白色恐怖的刻板印象，重新打開轉型正義的視野！   　　★打破以「個別受難者」為中心的白色恐怖敘事，以「案件」為中心重建郵電案的來龍去脈，更全面地掌握白色恐怖的脈絡和本質。   　　★收錄郵電案受難者的第一手訪談證言，以及郵電工人編輯的刊物《野草》內容選讀，還原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狀況，與廣大勞工追求民主和社會平等的心聲。   　　★數十張珍貴歷史照片、版畫插圖，加深

讀者對白色恐怖時代肅殺氛圍以及台灣民眾勇於組織抗爭的認知。   　　★超越省籍矛盾的認識框架，從階級觀點反思轉型正義的意涵。   好評推薦   　　顧玉玲 作家、社運工作者 　　韓仕賢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謝國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陳俊宏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國家人權博物館前館長 　　張晉芬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林燿呈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會長 　　汪俊彥 台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李熒台 郵電案受難者 　　李淑君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艾琳達 人權運動者 　　（按姓氏筆劃排列）

流溢的神性之光：歐洲中世紀女性神秘主義的神靈愛欲

為了解決互助會吸金的問題，作者MechthildvonMagdeburg 這樣論述：

　　13世紀以降的歐洲中世紀,新神秘主義思潮的興起為女性大量介入宗教領域的思考和寫作創造了條件,貝居安修會即這一時期女性神秘主義運動的代表。 　　梅希特希爾德(Mechthild)受中世紀女性神秘主義的影響，創作了這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德國女性神秘主義作品。她在書中使用禱文和民歌等意象描述了靈魂與基督的神秘婚姻。全書由各種韻文和散文組成，她將自己的神秘主義經驗訴諸筆端，以異象、反思、關於愛的對話、教誨與論辯、押韻的格言以及禱詞等形式展現給世人。並在體裁之間以及在散文和抒情段落之間自如切換，其中穿插簡單的個人生平自述。 　　神與靈魂的愛情在她的筆下得到了相當大膽的呈現。獨白與

對白形式兼具，是最為早期的德語自傳體作品，具有獨特的原創性；以最具激情的方式將個人的渴望、掙紮與缺憾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語言表達豐富而深刻，想像力和思想兼具個性化與勇氣，堪稱中世紀女性神秘主義的偉大遺產。 　　*譯本選自1907年柏林Oesterheld出版社的版本，現代德語編者Sigmund Simon。 Das fließende Licht der Gottheit, ausgewählt und übertragen von Sigmund Simon, 1907, Berlin, Oesterheld.  

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系譜（1921-1936）

為了解決互助會吸金的問題，作者白春燕 這樣論述：

日治時期台灣在1920、1930年由知識階級參與演出的「新劇」或「文化劇」，受西方文明刺激產生的新文化運動影響而興起，其發展與台灣社會文化特質及歷史處境息息相關。自從台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倡導新文化運動以來，台灣新劇運動開始發展，直到1937年進入皇民化戲劇時期之前為止。這段期間出現許多新劇社團，多數附屬於文化協會旗幟之下，少數是在最初受文化協會影響而成立，或主事者具文化協會會員身分，性質各異，但皆以戲劇改良及社會改革為目的，都屬於台灣新文化運動中的一環，共同建構台灣文化協會的演劇系譜。過去相關的研究成果已大致確認台灣新劇運動與政治社會運動互為表裡的事實，本論文則進一步從個人與劇團、劇團與

政治社會運動的社會網絡關係出發，辨識劇團的屬性及發展過程，試圖更完整、更細緻地釐清台灣新劇運動的全貌。本論文指出，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起於1921年，結束於1936年。在這個系譜的發軔時期，首先在1922年至1923年有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學生戲劇嘗試，接著在1923年冬天出現具組織性的新劇結社，之後全台各地劇團陸續出現。各劇團的成員大多是具有公學校基礎教育的知識階級，具有地緣性、學緣性的關係，在相同的身分階級或政治社會理念下集結而成。劇團之間因成員的交流或派別的合作，使戲劇養分具有支援、傳遞的連續性質。這個系譜裡的劇團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與政治社會運動團體有關的劇團，皆附屬於政治社會運動團

體，受政治力的作用影響。愈左派的劇團，受政治壓制的力道愈強，消失得愈快；左傾程度較弱的劇團，則可以保持較久的戲劇活動。具體而言，新文協派的劇團大部分在1928年官方壓制下停止活動，而民眾黨派的劇團則晚至1931年民眾黨遭解散前後失去舞台。第二類是與政治社會運動團體無關的劇團，其中再依母會附屬團體的有無分為兩類。附屬型劇團以公益募款、社區營造為目的，以戲劇表演為母會團體服務。此類的劇團，不論是附屬型或非附屬型，都不具有政治社會運動色彩，未受到1928年及1931年兩波官方壓制影響，能夠在1930年代持續保有演出能量，直到1936年因戰爭時局變化而自然退場，使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走到終點。此時仍有

一些志在演出的劇團，在1937年轉型為皇民化劇團，戲劇精神與台灣新文化運動背道而馳，已不能納入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之中。從這個系譜可以看出台灣新劇運動是基於政治宣傳而誕生。亦即，台灣新劇運動是一批熱心政治的台灣青年受「新劇」這個新媒體所吸引，將西方現代戲劇的現實批判精神應用於現實中的政治社會運動，以達成思想宣傳的目的所發展出的戲劇運動。台灣文化劇、日本新派劇、中國文明戲的創始期都有這個相同的特點。不過，相較於日本新派劇、中國文明戲經過創始期之後發展出獨自的戲劇形態而進入成熟期，台灣文化劇因殖民政府的取締壓制，戲劇藝術的發展受到干擾中斷，未能發展出完整的戲劇形態，沒有機會進入成熟期。然而，許多不

具有政治色彩的劇團因未受打壓，在1930年代仍保有演出機會，使戲劇養分持續醞釀，甚至到了1940年代皇民化戲劇統制時期，短暫出現了一些出自台灣人之手、具有台灣民族主體意識的寫實主義戲劇。這些戲劇的出現，說明的是1921年以來的台灣新劇運動的道路雖然荊棘滿佈，但已播下足以開花結果的種子。因此，我們從台灣文化協會演劇系譜看出台灣新劇運動的意義是：它以新的載體傳播思想現代性，同時也達到戲劇現代性的傳播作用。也就是，1920、1930年的「新劇」或「文化劇」，是台灣新文化運動除了演講、報紙之外另一項宣傳利器，在政治社會運動發展上升期，發揮了文化啟蒙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達到戲劇現代性的傳播作用，使得因政

治社會運動而興起的新劇，未隨著政治社會運動的衰退而中斷，在政治社會運動發展下降期的1930年代，仍然保有演出能量，使新劇觀念及舞台經驗得到累積與傳承，並且從台灣人的主體性出發，對於戲劇進行再生產，創造了日治時期台灣人獨有的戲劇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