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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學札記

為了解決地中海 郵輪 心得的問題，作者張之傑 這樣論述：

　　2019年，作者搭乘郵輪作環球之旅，歸來寫成此書。作者兼通文理，言人所未言，發人所未發。此書是本遊記，是本科學散文集，也是本地理田野調查記錄。全書共60篇（皆有附圖），多為不到2,000字短文，精短易讀。各篇雖有連慣性，卻各自獨立，隨意披閱，都會帶來意外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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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事軟實力之建構與運用---以海巡署為例的分析

為了解決地中海 郵輪 心得的問題，作者曾明斌 這樣論述：

總統蔡英文女士於2019年3月21日至26日率領內閣成員至南太平洋邦交國進行國是訪問，並將此行取名為「海洋民主之旅」，以海洋與民主為主軸，拜訪大洋洲的友邦帛琉、諾魯及馬紹爾等國，以實際行動穩固邦交，並與前揭國家簽訂《海巡合作協定》（Coast Guard Agreement）。海巡署近年展現的海上執法與救難成果似乎正幫國家開啟另一扇大門，吸引其他國家的交流與合作，海巡外交（Coast Guard Diplomacy）也成為臺灣新的對外交流模式。海巡署對外所展現的吸引力，似乎與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在80年代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相契合，強調國家除

了能運用軍事與經濟等硬實力外，仍有其他能力足以影響其他國家決策，不論是議程的設定或國際建制的建立，藉由彼此均認同的價值與系統，達到權力運用的效果與影響力。在奈伊的研究中，認為軟實力主要源於文化、政治價值與外交政策，惟本研究認為除了前揭三種來源以外，隨著非傳統安全與全球治理的議題逐漸被國際社會重視，國家在海洋事務各種層面的卓越表現，將成為新的軟實力來源，本研究將其稱之為「海事軟實力」。本研究將以奈伊所建立的「軟實力」理論為基礎，輔以海洋意識與行動等要素，結合權力分析的概念，進行理論推導與修正，建立「海事軟實力」概念架構，並分析「海事軟實力」可能的權力資源與行動，建立相關的評估指標與方法，並以海巡

署為例進行實際操作。

瘟疫(2021最新名家譯本，卡繆對疫情下被禁錮人心的鼓舞)

為了解決地中海 郵輪 心得的問題，作者AlbertCamus 這樣論述：

　　# 瘟疫是極權，極權也是瘟疫！ 　　# 卡繆面對疾病與極權的反抗姿態，細緻描繪了人類的反抗精神。 　　#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 　　# 吳錫德、洪明道 專文導讀推薦。 　　# 「我想通過瘟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受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時的那種充滿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將這種解釋拓展至普遍存在的概念。」——卡繆 　　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逼我們去思考。 　　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也會出現在瘟疫中。 　　面對這樣的瘟疫，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 　　— 卡繆 — 　　卡繆的《瘟疫》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每當疫疾來臨，這本書總是最早被拿出來討論的現代

文學作品之一。但卡繆不只描寫瘟疫，也將面對瘟疫時人類由一開始的抗拒、否定，之後確認，最後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處境，踏實地將圍困人類的瘟疫加以處理。這太像我們經歷過的一切，先是抗拒疫情，接著否認會大規模人傳人，等到狀況嚴重了，不得不確認遇到大疫，接著才願意誠實面對困境加以處理。經典作品就是有如此的價值，跨越時代反映普世人類，也時時提醒著我們。 　　《瘟疫》的故事描述一九四幾年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城，一位醫生發現城裡有不明的疾病，察覺很多老鼠倒斃路旁，開始懷疑城裡有了鼠疫，上報給政府機關，但政府機關卻不想因此驚動人民，遲遲沒有作為。後來疫情爆發，整個城市封鎖，與外界隔離，小說中的幾位主要角色的邊緣小人

物（相對於有權力的官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防疫工作。《瘟疫》的故事展現了認識世界的荒謬之外，必須要站出來加以反抗，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幸福。小說裡還提到：「追求幸福沒什麼可恥的，但是獨自一個人幸福，就可能會讓人覺得可恥。」標示出這種對幸福的追求，不是個人小利，而是全體的幸福。 　　《瘟疫》與《反抗者》、《正義者》同屬於卡繆同一創作時期的作品，卡繆在其札記中稱為「反抗系列」，這系列的三部曲作品以小說、論述、戲劇等三種文類，反覆辯證人類與惡對壘的反抗精神，訴求個人認知上的反抗，面對過分的事物要勇於畫出底限，說不。 　　卡繆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異鄉人》時有了寫作《瘟疫》的靈感，當時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法

國，他隨著任職的《巴黎晚報》遷移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這種被迫逃難、遷徙、被圍困的感受成了他的靈感。《瘟疫》一方面是真實發生在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斑疹傷寒，一方面指涉的是入侵法國的德國納粹法西斯政權；傳染病讓人類不得不封鎖彼此，對彼此懷疑，就像法西斯政權，也讓原本自由的人們彼此疑忌，在行動上也被限制、被封鎖。這部小說利用一個城市被疾病困擾的故事，表達一個超越於荒謬的反抗願景：在對抗邪惡的鬥爭中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友誼和社群的力量。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 　　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

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吳錫德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映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

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 　　即使清楚知道挑戰必然來臨，強調理性和責任，《瘟疫》仍保有人的情感和溫度，也許這是給我們這個瘟疫時代的禮物吧。——洪明道 　　災難是常見之事，但是一旦

災難落到自己頭上，往往難以置信。世界上瘟疫和戰爭不斷頻繁發生，但是在瘟疫和戰爭面前，人們還是一樣不知所措。⋯⋯ 　　還沒有人真正接受瘟疫的事實。大多數人在意的只是生活習慣受到擾亂，或是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因此惱火、氣憤，這些情緒是不足以拿來對抗瘟疫的。例如，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怪罪當局。——《瘟疫》 　　這世界上的惡幾乎都來自於無知，愚昧的善意可能和惡意造成同樣大的損害。世上的好人多於壞人，事實上問題不在於此。人們或多或少無知，這或多還是或少決定了善或惡，最令人悲痛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無知，並自認為有權殺人。殺人者的靈魂是盲目的，若沒有清晰洞見，就不會有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