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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小港區大林蒲閩南話研究(附隨身碟)

為了解決紅 毛港遷村地點的問題，作者謝孟宓 這樣論述：

　　本書以實際田野調查方式，帶您窺探一個具有特殊腔調，面臨瀕危的臺灣閩南話─「高雄市小港區大林蒲閩南話」。本書共分上、下篇。   　　上篇採傳統方言學的調查整理，描述大林蒲閩南話的音韻系統，並與其他相關閩南話次方言做比較，以顯示其音韻和詞彙特點。此外，透過社會語言學的調查，記錄老中青三代音韻變化及語言使用情況，以呈現整個大環境對大林蒲閩南話的影響性。   　　下篇為語料篇，包含4,000條以上的大林蒲閩南話詞彙、同音字表和長篇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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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實踐─臺灣集合住宅經驗的藝術形構與再現

為了解決紅 毛港遷村地點的問題，作者林玉婷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臺灣集合住宅居住者身份出發，藉由創作者身份將居住經驗中的感受，透由作品轉化為共通共感的常情。並在研究者身份中以住宅研究為參照，回溯臺灣戰後住宅發展路徑，回看身旁住宅景觀從何而來。透過「居住者/創作者/研究者」身份交錯，從而擴大個人創作感知與實踐範圍，展開對於臺灣集合住宅經驗的形構與再現。不僅僅將集合住宅視為批次建造、結構相連的「建築結構」，也是由整體社會共有的集體居住經驗所匯聚而成的「感覺結構」。它是實體建築空間，也是位在在歷史脈絡與社會發展之中、個人經驗感知與想像感受之間的聯通管道。而其「標準化」空間特質，更是一種衡量差異的「標準」，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彼此如何類似，但又保有自己的不同

。而為了能描述這種動態的、特殊的空間關係，在論文中將集合住宅區分為「家、（home）、房子（house）、住宅體系（housing）」三層複合含義。並藉由藝術實踐觀點下的「重新安置（rehousing)」提供出一個靈活的框架，形成多方討論，從中提出特殊的問句結構向現實探問。因此在論文中從「販厝透天」、「眷村」、「公寓」三種臺灣集合住宅切入，展開相對應的個人創作實踐案例討論。包含2009年迄今的「蛋糕房子」系列作品、2016年「柔軟而塌陷的記憶＿蛋糕房子工作坊」、2017年《無名小路，落成誌喜》個展，以及2019年的《理想房屋》創作計畫，提供臺灣戰後住宅研的不同觀察視角。

【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典藏套書】：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

為了解決紅 毛港遷村地點的問題，作者FrankDikötter 這樣論述：

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劃時代經典──人民三部曲 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權威巨著，了解20世紀中國史必讀之書   記錄獨裁政權統治下的恐怖歷史 中國共產黨不願公開的殘酷真相 為當代中國人民發聲的重要巨著   　　▌三部曲之一：《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1945-1957〉   　　★《周日泰晤士報》年度歷史好書、入圍歐威爾獎★ 　　歷史傳記暢銷作家張戎：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以人民視角書寫中

國革命史的最新觀點！ 　　揭開毛澤東宣傳假面，還原中共建國真相！ 　　人民發聲的歷史，是正史難以承載的生命重量。 　　來自中國檔案館的大量證據，揭開黃金時代的恐怖真相！   　　中國共產黨將1949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解放後，廣大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一座精心設計的奧許維茲思想集中營」。共產黨政權建立不到十年，已經無人敢反對毛主席。   　　首當其衝的是地主，共產黨在農村發動的土地改革

，其實是黨和窮人之間的血腥交易、一場精心策劃的殺戮，導致兩百萬地主遭到清算。接著是鎮壓反革命的恐怖運動，目地是消滅所有黨的敵人，毛澤東甚至設定了殺人指標。為達成殺人指標，幹部們往往只是隨機挑選殺害對象，最後有將近兩百萬人遇害。然後是少數民族、宗教團體、農民、藝術家、企業家、工商業主、教師、學者，以及對各項政策提出質疑的黨員……   　　《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多被歷史所淹沒，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談話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

，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當代中國史學家、《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作者馮客擷取近年才得以公開的檔案資料。他所蒐集的數百份來自中國各檔案館、從未解密的檔案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輔以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勾勒出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那些早期的親歷者所留下的證詞，通常被同情共產黨政權的

學者所忽視，但他們的描述如今恰可與檔案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歷史的真相幫助很大。透過這群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故事，讀者獲致前所未有的機會，得以穿透中共宣傳的表相，接櫫毛澤東政權下最慘烈的時代悲劇。   　　▌三部曲之二：《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1958-1962》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英國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得獎作品★ 　　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權威鉅著，了解20世紀中國史必讀之書

  　　一場奪去至少4500萬人性命的大饑荒，是天災還是人禍？ 　　一部傑出的歷史調查，揭示了世界歷史上最惡劣的罪行之一   　　「這本書比你讀過的任何一本書都要可怕，那些毫無人性的人，特別是被意識形態主宰的人，令每一頁都不忍卒睹……震懾人心……馮客為歷史做出了貢獻，也為中國人——等他們有朝一日能夠讀到這本書時——做出了貢獻。」——《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中國近代史上最瘋狂、黑暗、悲慘的一頁 　　二十世紀最大人禍真相的解密與重構   　　1958至1962年，中國變成了人間地獄。毛澤東將全國推向大躍進的狂潮，企

圖以這種方式在十五年內趕上並超過英國。這場試驗最終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   　　馮客用精彩的文筆和豐富的細節，為我們呈現了一段被人們廣為猜測卻從未得知全貌的歷史。他查閱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檔案——不只中央檔案，還有各省省級檔案館，與不同地區的市級和縣級檔案館所藏資料，其中包括公安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紀錄、未經修改的重要領導人的原始講話、農村工作的情況調查、集體殺戮案件的調查、祕密的民意調查與普通老百姓的檢舉信等等。這些檔案長久以來一直對外界保密，只有少數最受黨信任的歷史學者才能查閱，但在檔案法頒布之後，數千份中央及地方的檔案一度對外開放，

徹底改變了人們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方法。也是透過這些檔案，馮客得以拼湊出那段中國官方亟欲遺忘、不欲人知的過往。   　　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立刻引起國際間的重視與討論，更贏得英國最具代表性的非小說類書獎——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後改稱巴美列．捷福獎 Baillie Gifford Prize）。評審團給予此書高度讚譽，有位評審稱「本書不僅在當下顯得重要，隨著中國在世界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更為人所重視，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變得更為重要。」另一位評審則稱，馮客之作完全改變了他對於二十世紀的認識。過去西方世界談論二十世紀獨裁政權帶來的災難，多半聚焦希特勒與

史達林，《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則讓許多西方讀者警覺，當代中國也曾發生過這麼一段悲劇般的歷史。   　　當年的毛澤東想透過大躍進把中國提升為超級大國，並藉此向世人證明共產主義的力量，但終究痴人說夢，事與願違。然而在馮客之前，從未有人如此明確地證明這一點。大躍進運動最終發展成「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體性殺戮之一」——至少四、五千萬人因過度勞累、飢餓或遭毒打而死；不僅如此，它還造成人類歷史上對建築物最大規模的崩毀、對自然環境帶來災難性的破壞。馮客透過龐雜檔案研究及內部人士採訪，以生動的敘述，把決策層的內幕與百姓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為死者和弱者發聲，這種寫法在同類題材的研究中絕無僅有，深

刻挖掘出最貼近史實的闃黑面貌，令人怵目驚心、更令人掩卷嘆息。   　　《毛澤東的大饑荒》是想要認識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必讀之作。本次推出的新譯本，全面改正了原譯本的錯誤與疏漏，也讓馮客的經典作品以更為貼近原作的模樣，忠實呈現於中文世界的讀者面前。幾十年過去了，但往事並未如煙，當年那段時代的黑暗、政治的瘋狂，以及許許多多消逝在歷史中的無辜生命，都將因馮客的書寫而被世人所記憶。   　　▌三部曲之三：《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2016年《金融時報》最佳歷史類選書★ 　　檢視中國社會底層如何經歷了一場文革魔幻之旅 　　更重要的是，埋葬了毛澤東主義。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王榮芬   　　在共黨幹部、政府官僚、解放軍和紅衛兵的鬥獸場之外，還有一段真正屬於普通中國人民的文革史。普遍中國人民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究竟遭遇到怎樣的衝擊？他們如何面對毛澤東一人由上而下發起的報復清算運動？如何自保、甚至從中尋求新的生存空間？   　　當革命猛力搖撼建國以來形成的種種基層集體組織和權力結構時，計畫經濟體系也意外地隨之崩潰，這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結果

。   　　馮客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就是要描述這場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何發生？如何演變？留下了什麼樣的創傷和遺產？本書是從中國基層人民角度，揭露1962至1976年間，他們所經驗過的文化大革命真相。這種從人民歷史角度出發的書寫，有異於過去的一般研究。本書資料來自數百份檔案庫中的文件，其中大多數在這本書是首度被使用，包含紅衛兵受害者的詳細狀況、政治肅清的數據、針對農村情況所做的調查、工廠和作坊的問卷報告、警方的黑市報告，甚至還有村民寫的投訴信，關於文革的回憶錄，自費出版的「自印書」（由基層黨員、甚至普通民眾執筆撰寫，提供了官方記載中看不到的視角）、訪談

紀錄等。本書嘗試將「大歷史的敘述」與曾經身處這場人倫悲劇之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連結在一起。從處在政權頂端的領導人物，直到偏僻地區的窮困村民，大家都面臨過極度艱難的考驗，而他們當時做出的不同選擇，顛覆了世人的印象──世人通常認為毛澤東時期最後十年裡的幾億中國人都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事實上，他們所做的種種抉擇加總起來，最終將國家推向了一個與毛澤東設想中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們沒有打擊殘存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是推翻了計畫經濟，使黨的意識形態空洞化。   　　馮客在《文化大革命》書裡提出，史達林過世之後，毛澤東相信自己應該已經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的最高領導人，這是他所追求的歷史定位。為了證明這

一點，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結果引來一場慘痛的失敗，許多同志和老戰友都認為毛澤東必須負起最大責任。   　　毛澤東為此憤恨難平，經過幾年思考之後，他再度出手，於1966年發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源於毛澤東個人積怨憤怒的政治運動，他號召年輕人挺身為他戰鬥，肅清沒有人知道何時開始潛伏在黨內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階級敵人」，而且讓紅衛兵的矛頭指向他想要報復的政敵。   　　但是他的政敵們並非束手無策，他們早已學得了分化、轉移的手段，讓紅衛兵們分裂成許多派系，為了爭執「誰才是人民公敵」而內鬥不休。毛澤東當然不能就此罷手，於是呼籲全體中國人都必須投身

文革，將運動的規模擴大到前所未見的程度，鋪天蓋地而來，混亂程度幾近內戰。   　　1968年，以林彪為首的軍隊出面接管了這片大混亂，國家的權力卻同時由黨組織轉移到軍方手中。隨著林彪聲勢日益上升，毛澤東的猜忌心也日益增長，最終導致了林彪叛逃身亡事件。   　　文化大革命使黨組織和軍隊都受到了創傷，飽經苦難因而堅韌的基層人民卻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應對方式，從集體組織的桎梏中掙脫出來，一點一滴地將計畫經濟埋入土中，為日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一扇大門。 　　 書評〈節錄〉   　　▌馮客的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不只是恐怖的數據……他非常清楚地說明這個革命後的國家的

運作方式、革命後產生多龐大的暴力、人民為何彼此殺戮，以及暴行的目的。──《紐約書評》   　　▌檔案研究的重要之作……馮客高明地在書中穿插人民的聲音，讓作品擁有強烈的人性向度。──《金融時報》   　　▌卓越的研究，敏銳地剖析了那個喧鬧而難以捉摸的時代，馮客為我們述說了一段恐怖而難以置信的苦難故事。──《科克斯書評》   　　▌那個時代的狂熱撕毀了友誼和親情，更不用說它也毀了中共本身。馮客的作品強而有力地傳達了這個論點。──《泰晤士報》   　　▌精彩絕倫的作品，任何對近代中國史感興趣的人都應該讀它，任何關心專制的國家領導人如何藉由傳播一個簡單的

想法而導致一場國家災難的人，也都應該讀它。──《觀察家報》

四至五世紀東晉南朝的地方編組與國家建構

為了解決紅 毛港遷村地點的問題，作者林牧之 這樣論述：

本文以政區建置為線索，探究四至五世紀間東晉南朝國家在地方上的組織建構與發展的過程。東晉南朝國家的組織化課題歷來少有觸及。本研究通過這些主題與地域研究，試圖對東晉南朝國家如何在地方上建構、組織統治部門，以及將人群納入統治的行動，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本文選擇政區變化幅度較大的長江下游、江淮之間、荊楚、巴蜀等四個地區進行個案研究，指出國家編組政區的背景與目的，並進而探究東晉南朝國家統治組織的建構。本文指出，東晉南朝時期國家首要掌握的是流民群體。掌握流民群體的重要手段是建置僑置政區。分析僑置政區設置時間與地點可知，僑置政區的分布有集中於州鎮附近地域的特性，也就是在國家組織相對較強的地區。僑置政區的分

布地區與州鎮重合，也揭櫫東晉南朝的州鎮資力的重要來源是對流民的掌握。從而以此來看，僑置政區的建置，是東晉南朝鞏固流民人力的重要手段。僑置之後會進行土斷。東晉末年的義熙土斷，是東晉南朝最大規模的土斷。但細究當時的政區可知，在江淮間地區的郡縣幾乎完全重劃。這顯示當時土斷調整的重點區域是在江淮之間，其後也成為國家重點動員區域，顯示國家對當地也有較強的支配能力。同時，伴隨義熙土斷以來的空間重劃，也可看到五世紀後的南朝國家在統治動員方式的變化。至於中游的荊楚地區部份，筆者分析地域權力分布的變化，指出荊楚地區的政治中心在東晉時有由東邊的武昌向西邊的江陵移動的過程。其中庾氏兄弟與桓溫的經營佔有重要地位，江陵

附近行政據點密度的增加，也使政府能更有效地掌握本地的社會資源。另，荊楚地區新郡縣的建置與蠻地經略，也呈現下游往上游的趨勢發展。郡縣更新由大別山南麓沿漢水向上游開展，蠻地郡縣的建置亦呈現由豫州蠻向荊雍蠻的趨向進行。最上游的巴蜀地區地處西陲，且與東晉南朝間時有政治隔閡，因此政區也有相當大的變化。本文考察指出，東晉南朝部署在巴蜀地區的行政據點，集中在成都平原至川陝通道一帶，政府能夠控制的地區有向成都平原內縮的趨勢。這反映自漢末以來到四世紀初期的戰亂所導致社會結構、人群組成的大幅改變。通過政區重劃，在當地也產生新的社會組成。州政區的劃分則呈現出以對北作戰為主的邏輯，但調整卻相對較長江中下游地區為晚。這

種統治地位相對較疏離的性質，也可以體現在政權安排在巴蜀的統治階層多為「東人」，與巴蜀地方社會間有較大的隔閡。